【编者按】
本文是上海欧洲学会与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外交学人”合作推出的“欧洲观察室”专栏的第47篇。上海欧洲学会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本月发布了《2023年欧美关系走向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丁纯在为《报告》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在相对稳定的美主欧从格局下，美欧之间的分歧并未消失，但也不应将之过分夸大。而在具体议题领域、国别关系中，美欧关系表现出不同形态和特征，也为我国发展特定关系，实现国家利益留下了空间。对美欧更加及时、细致的考察研究在当下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欧洲观察室”近日刊出《报告》中部分文章。
2023年里，俄乌冲突陷入拉锯状态，而中美战略竞争向纵深发展。俄乌战事的延宕不仅使欧洲外部的地缘战略环境进一步碎片化，而且将欧洲拖入能源危机和经济滞胀的泥潭。从2022年底至今，原本充当“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德国连续三个季度负增长，成为“欧洲病夫”。经济低迷不振，致使欧洲内部的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现象愈演愈烈，激进民粹政党越发活跃。与此同时，从“气球事件”、南海“斜切”到旧金山中美首脑会谈，中美关系犹如过山车一般跌宕前行，美国拜登政府因而对欧洲展开愈加频繁的互动，意图将欧洲绑上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战车，美欧战略协作，尤其是在科技与经济领域的协作，呈现出常态化和机制化的态势，但同时美欧双边矛盾并未根本改观，彼此间依然潜流涌动，暗战不断。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20日，赫尔松地区，俄罗斯黑海舰队第810海军步兵旅的军人在第聂伯河左岸地区作战。本文图片 视觉中国 图
一、美欧对国际科技与经济竞争的研判
2023年里，美欧双方频繁联系，交换看法，研讨形势。美欧政治精英和战略研究界对世界经济与国际战略格局的认知，尤其是对国际科技与经济竞争的关注焦点、形势研判、战略叙事和总体意向，显露出趋同的迹象，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美欧都意识到“后冷战时代”已经终结，逐渐形成“新冷战”理念，这是美欧开展对外科技与经济竞争的观念基础。德国总理朔尔茨和美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分别在2023年1月和11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后冷战时代”已经终结。前者提出“时代转折”（Zeitenwende）的概念，谈到全球化进程已严重受挫，而后者则认为，世界正在进入冷战和“后冷战时代”之后的第三个历史阶段，大国间既要相互依存，又要进行战略竞争，是新阶段的突出特征。在此形势下，美欧正在建立“新冷战”共识，认为世界正在形成新的两极格局。
美欧战略研究界和学术界对“新冷战”理念直言不讳，对其开展深入的阐释与探讨。但美欧政治领导层却采取“暗紧明松”的欺骗性叙事策略，一方面不断推出更加琐细苛刻的对华科技与经济遏制政策，显示出强烈的“新冷战”意向，另一方面却采取柔性化的战略叙事，一再表示“不寻求新冷战”，以避免刺激中国，防止出现急剧升级的对抗。
其次，美欧决策层正在采用西方学术界关于“经济战”理论的新范式和新视角，以应对国际科技与经济竞争，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美欧决策层都采纳了“相互依存的武器化”的视角，认为占据优势的大国借助别国对自身的经济依赖，通过控制国际经济网络的“阻塞点”，可以破坏竞争对手的经济运行，因而都在寻求“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力求实现“供应链的多样化”。
第二，美欧决策者都从“灰色区域战争”（又称“混合战”）的概念出发，将大国之间科技、贸易与投资的摩擦，视作“灰色区域”的对抗，定性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争夺尖端技术研发的主导权，或压制对手的经济增长的空间与潜力。
第三，美欧决策层都受到“战略性资产”理论的影响，将产业战略与经济安全理念融合，力求掌控最具“战略性”影响的“新兴颠覆性技术”的研发的全球大方向，争夺对全球技术竞争的战略主导权。当前美国学术界提出“战略性资产”理论，认为某些技术具有多重外部性，而单个企业无法实现这些外部性的最优化，应以特定的政策保障本国对这些技术相关的“战略性资产”的控制。美欧决策层接受了这些概念并加以阐发，使用“战略性价值链”和“关键性基础设施”等概念来构建政策，维护技术与经济安全。
二、美欧对华科技与经济政策的“同频共振”
俄乌冲突的延续和自身内部的经济困境，使欧洲政治领导层备受压力，也使欧洲对美国的战略依赖逐渐加深。一方面，在战略安全层面，欧盟逐步修订2019年以来的“战略自主”构想，承认欧洲的安全离不开美国。另一方面，欧洲对外经济决策也受到美国越来越多的影响。
2023年里，美欧互动越来越频繁。美国与欧盟借助“七国集团（G7）”峰会、北约峰会和“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三个平台，每个月至少举行一次部长级以上的双边磋商。从2023年初至今，法、德、荷兰、芬兰、波兰、西班牙、瑞典、意大利等欧盟重要成员国的领导人，以及中东欧“布加勒斯特九国机制”成员国领导人，都先后与拜登举行了双边会晤。2023年4月初以来，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等欧洲决策者，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财长耶伦等美国决策者遥相呼应，先后发表演讲，阐述了相似的对华科技与经济遏制的战略意向，双方涉华决策的节奏与焦点逐渐趋同，形成对华竞争的战略共识，突出表现为两点特征：
首先，是美欧对华科技与经济政策的“泛安全化”。2023年里，拜登政府继续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处理对华关系的优先目标，尤其是借助产业政策、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贸易保护等“经济战”的政策工具，实施强硬而严密的对华经济与科技遏制，步步为营地展开布局。而欧洲对美国亦步亦趋，紧密相随。而2023年10月20日的美欧峰会的声明，反映出美欧对华决策的共同焦点和相似态度，表明美欧决策的意向和节奏更趋协调。
其次，是美欧针对中国的“去风险”共识。据传德国工商界利益集团最早使用这个概念来阐述对华政策建议，使其进入欧洲决策层的话语体系。2023年3月30日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德国“墨卡托中国问题研究所”（MERICS）发表对华政策演说时，援引了这一概念并加以阐发。此后这一概念也被美国决策层接受，2023年4月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财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等人先后提及“去风险”的必要性。
当前美欧的“去风险”共识是：在经济和科技的特定领域与部门，借助产业战略、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贸易保护四种类型的“经济战”政策，不仅要阻止自身的技术流向中国，阻挡中国的资本进入自身的经济体系，而且要阻碍、压制乃至破坏中国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彻底消除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潜力。这一概念的实质是“精准脱钩”，或者说“定向脱钩”，即通过上述“经济战”政策，在“关键性”或“战略性”的产业部门，特别是在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信息通信和清洁能源为代表的“新兴颠覆性技术”和相关的“先进制造业”的领域，限制、减少乃至完全禁止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以减少对中国的“战略性依赖”，保障自身的“经济安全”。
在“去风险”问题上，美欧都采取了带有欺骗色彩的两面性的战略叙事。在暗地里，拜登政府出台了比特朗普政府更为严密强硬的对华科技遏制政策，不断增强和拓展在欧洲和亚太的战略同盟体系，而欧洲决策层对工商界不断施压，迫使欧洲在华企业将部分生产链移出中国。美欧都一再强调“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提及“过度依赖”的危险性，明确列出实现“经济韧性”的目标，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但在明面上，美欧却一再表示“不寻求对华脱钩”，只是要“去风险”，“与中国的接触很重要”，“有必要与中国合作”，要与中国保持接触，开展特定领域的合作，防止中美出现激烈的冲突。
三、欧盟与北约在科技与经济领域的合作的加强
当前美欧“新冷战”理念越来越详细和明晰，而北约作为美欧联合对抗苏联的旧冷战产物，凸显出愈加重要的战略价值，因而2023年里欧盟与北约在多个层面和领域的战略合作都在不断加强，其合作焦点则集中在科技与经济领域，这成为2023年美欧科技与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欧洲一方面因俄乌冲突而遭遇经济重创，另一方面则受到来自中美两方的竞争压力，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中被推向边缘，因而对“经济安全”越来越焦虑，希望对俄罗斯推进经济制裁，对中国实施科技遏制，同时搭上美国的“便车”，以提升自身的尖端科技和先进制造业实力。这是欧盟向北约寻求合作的基本考量。
同时，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借助“能源武器”和“信息战”手段钳制欧洲，造成剧烈动荡，使北约意识到“经济战”和“科技战”日益成为西方与中俄之间地缘战略对抗的重要形式，对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冲突斗争愈加警觉，这是北约愿意与欧盟加强合作的基本动因。2023年1月10日欧盟与北约发表双边合作宣言。2023年3月芬兰和瑞典两国加入北约的进程急剧加速之后，欧盟与北约的关系也迅速升温，双方在3月16日宣布建立联合工作组，6月29日发布联合工作组第一份报告，即关于“基础设施韧性”的报告。
当前欧盟与北约战略合作主要聚焦于科技与经济领域，包含三方面：1）建设“关键性基础设施的韧性”，重点保护能源、交通、数字基建和太空产业这四个方面的“关键性基础设施”，完成对外部威胁实施“威慑”和“防御”的双重任务。2）保护“关键性原材料”的“供应链安全”，尤其是要保障稀土和重要有色金属等“战略资源”的稳定供应。3）保证美欧掌控最尖端的“新兴颠覆性技术”，防止“战略竞争者”占据优势。这三方面环环相扣。欧盟与北约的合作，意在共同保障美欧的“经济安全”，实现针对中国的“去风险”。
四、美欧对中国周边和全球南方加紧开展经济外交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着手推行“小集团式多边主义”的模式，打算按照盟友-伙伴-一般友好国家这三个层次，构建紧密程度各不相同的小集团或协作架构，部分代替全球多边主义架构，在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之外另起炉灶，巩固美国现有的战略同盟体系，加紧影响全球南方，以“切香肠”式的渐进方式排挤中国。2021年上任以来，拜登政府着力构建“美英澳三边联盟”（AUKUS）、“美日印澳四方合作体系”（QUAD）、“美日韩台半导体伙伴关系”和“五眼联盟”等协作架构，持续力推“印太经济框架”（IPEP）和“全球基建与投资伙伴关系”倡议（PGII），意在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2023年初以来，拜登政府在中国周边更加频繁地发起外交攻势，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对峙更趋紧张，在全球南方的竞争也在悄然加剧。而欧盟则紧随其后，更加频繁地在亚太、印度、非洲和拉美开展外交活动，发挥“敲边鼓”的作用，为美国在中国周边和全球南方的经济外交攻势提供援应，意在配合美国，布局第三方区域，抗衡乃至遏制中国。
五、美欧在科技与经济领域的差异与矛盾
虽然美欧在科技与经济领域的战略协作越来越频繁，彼此的沟通呈现机制化的趋势，然而美欧间结构性的矛盾并未减缓。欧洲在战略安全上依赖美国，但在经济上却对美国怨念颇深，暗战不断。当前国际社会的技术与产业竞争趋于白热化，美欧都希望自己能主导尖端技术研发和先进制造业升级的方向，掌握相关的技术标准的制定权，双方合作少，竞争多，互相防范。因而在科技与经济领域，美欧存在诸多分歧乃至矛盾，突出表现于以下几点：
首先，欧洲政商各界对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越来越不满。欧洲对美国步步推进的《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尤为不满，认为美国的这两个法案加剧欧洲的持续衰退，造成欧洲制造业资本大规模流向美国，加剧欧洲的“产业空心化”，给欧洲经济造成无可逆转的损失。与此同时，美国不仅自己层层加码，不断强化针对中国的高科技禁运和投资审查，还逼迫欧洲采取与美国相似的政策，不惜为此损害欧洲的商业利益，这使欧洲对美国的不满又加深了一层。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在2023年10月间出台一份研究报告，题为《中与美：失衡的欧盟》，将欧洲定义为“中美经济竞争加剧的主要受害者”，认为拜登政府产业政策是“以邻为壑”，依靠损害欧洲的利益来增强美国的实力，同时美国又逼迫欧洲遵守美国禁运政策，放弃对华贸易机会，对欧洲商业利益造成了双重损害。
其次，美欧在针对中国的“去风险”问题上存在差异。美国的“去风险”意在维护美国经济霸权，着眼于政治和军事安全风险，致力于保护美国对尖端技术研发和先进制造业升级的全球主导权。美国虽然大谈“去风险”，但着眼点仍在“脱钩”上，聚焦于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高科技领域，意图彻底消除中国在这些领域赶超美国的可能性。
欧洲的“去风险”则意在减少“对中国的战略性依赖”，实现“外部供应链的多样化”，因而集中关注“关键性基础设施”、“关键性原材料”和高端制造业三个方面，意图使这些部门的进出口与跨境投资等活动，尽可能减少与中国的联系，以实现欧洲对外经济关系的“韧性”。欧洲希望减少“对中国的战略性依赖”，而不是急剧减少对中国的贸易与投资。
换言之，美国着眼于战略上的彻底切割，而欧洲则意在持续不断地小幅调整对华经济关系。正因为存在这种差别，欧洲对经济的“韧性”形成了执念，也就是要采取“中国+1”的对外经济联系多元化策略，使欧洲在“关键性”和“战略性”的供应链、矿产品和基础设施这三个领域，在中欧经济联系大幅减少的情况下仍能稳定运转，从而使欧洲经济体系能够承受地缘政治变局带来的震荡。
结语
美欧针对中国的“新冷战”意向正在增强，双边战略合作仍在变动之中，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欧洲和亚太两个区域的地缘战略和经济竞争的总体格局。在未来，美国将继续拉拢欧洲组建“民主联盟”和“技术联盟”，以便在经济与科技的层面排挤中国，同时也将继续逼迫或诱使欧洲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意图以“切香肠”式的微小动作将欧洲一步步纳入美国主导的战略与经济同盟体系。而欧洲也将继续采取“蛋糕主义”策略，坚持“倾斜而不倾倒”的左右摇摆、两面下注的姿态，力求在中美之间灵活转圜，在经济、价值观和安全议题等不同问题上采取不同的立场，以谋求欧洲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暗流涌动的变局，需要我们密切观察，详加分析。
（忻华，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本文原标题《美欧经济与科技关系评述》，现标题为编者所拟。因原文篇幅较长，本次发表有较大删节，报告原文可见上海欧洲学会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