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6日，第十八届“中欧关系与欧洲涉台动向”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11月7日，本次会议边会——“中欧关系”座谈会在上海欧洲学会举行。会议由上海欧洲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联合举办。本次会议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资助，被列为“上海智库论坛”项目。来自中国和欧洲三十多位欧洲问题、台湾问题和中欧关系的学者、政府部门官员、立法机构成员参加会议。
在11月6日会议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李开盛、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朗杰明(Benjiamin Reichenbach)、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阳礼华、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教授分别致开幕辞。
会议就两岸关系与大陆对台政策、欧洲对台湾地区的立场、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及其对外政策、中欧关系回顾与展望、政策建议五大专题进行研讨。
参加会议并做专题发言和评论的欧方嘉宾有欧洲议会议员瑞内·哈帕斯（René Repasi）（线上）、德国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华玉洁博士(Gudrun Wacker)、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荣誉教授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员诗丽娜（Justyna Szczudlik）、匈牙利布达佩斯科文努斯大学助理教授托马斯·马图拉（Tamás MATURA）、英国边山大学国际商业学教授克里斯托弗·邓特（Christopher Dent）、法国蒙田研究所亚洲部主任杜懋之（Mathieu Duchâtel）（线上）、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研究员林小仙（Angela Stanzel）（线上）等。
其中，欧洲议会议员瑞内·哈帕斯提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讲话当中讲到了去风险而不是脱钩，把中国定义为是一个伙伴、竞争者和对手。为什么欧洲对中国会有这一认知，主要有以下背景因素：首先是疫情，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全球供应链中断，也进一步暴露了欧盟内部市场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意味着必须要与时俱进，随着格局的改变而改变。
其次，欧洲国家对地缘政治因素的考虑优先于对双边经贸关系的考虑。地缘政治经济因素成为了非常主导的因素，很多欧洲国家开始以地缘政治因素为先、经贸关系为次。
再次，俄乌冲突的影响。欧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立场，尤其是欧洲大陆遭到了俄乌战争的重大冲击，这个因素对欧洲的外交政策绝对不能低估。过去几十年当中欧盟一直认为俄罗斯更多的是友好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但是，乌克兰危机是自二战以来第一次欧洲大陆国家遭到了外敌袭击，也影响到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格局，从而也影响到了欧洲发展的基石。
最后是依赖的问题。俄乌冲突使欧洲认识到在经济和资源方面对外国过度依赖是危险的，欧洲希望重新审视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包括对中国的经贸关系依赖和对关键原材料的依赖，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战略自主能力。全球经济关系需要更加多元化，这样欧洲经济才会有更大的战略自主权。冯德莱恩主席提出了所谓的去风险的模式，而不是脱钩的模式。欧洲不会想要隔断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但是欧盟希望能够进一步多元化供应链，关键原材料供给也能够更多地多元化，从而分散风险。欧洲一直在秉持非常高的制造标准，同时也明确供应链要跟上高生产标准，专门发布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和强迫劳动禁令，更多的是希望能够为欧洲工人、劳动参与者创造更多收入，提高消费能力。欧洲对境外投资者的要求和国内投资者的要求其实是一样的，达到欧洲的生产标准包括环保标准、工资标准、环境保护和劳动力使用标准等。欧洲希望通过这些措施保证战略自主权，能够自主地决定欧洲在全球的定位和立场。对外自主权的基础就是国内市场的实力。
德国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华玉洁从欧洲学者视角，提出促进中欧关系的几点建议：首先，作为欧洲学者，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教育欧洲民众。欧洲的多数媒体、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对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的认知存在偏差，欧洲学者需要教育民众，让民众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而不是一味跟风。中国大陆以更加积极和优惠的条件来吸引更多的来自台湾的学者、学生、律师等精英人士到大陆发展，推动台湾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更多强调的是人文交流。中国大陆这些对台积极因素和利好政策是欧洲方面经常忽略的。
其次，不能低估欧盟内部机制的运作，不要简单地认为欧洲就是盲从美国，是美国的追随者，不是这样的。欧洲也一直在努力地实现战略自主权，这不能说欧洲强调战略自主权就会和美国拉开距离，欧洲所谓的战略自主性只是为了消除来自外部的威胁，从而更好地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是说要靠近哪一方或者脱离哪一方。如果只是简单地认为欧洲是盲从美国的，那你和欧洲的对话显然就不会有真正的认知，这显然不是欧洲的立场。
最后，有很多机会寻求欧盟与中国的合作，比如在非洲发展方面的合作。欧洲长期以来一直低估了南北关系的重要性。俄乌冲突对全球南方国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欧洲学者不应该老是在强调以法治、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法律或者志同道合。国与国之间可以在这些问题上有相同的看法，也可以同时在另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即使对俄乌冲突有不同的认知，也不影响国家对其他问题上达成共识，国家之间对一些问题的共识或分歧，取决于我们所生活的制度和文化背景。巴西、印度、南非等作为民主国家，它们对俄乌冲突的应对和立场也与欧洲国家明显不同。欧盟和中国之间即便制度不同也还是可以找到很多的共同点。在欧盟的工作议程当中全球挑战总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气候变化方面的挑战，这是中欧关注的重点，也是寻求合作的起点。
参加会议并做专题发言和评论的国内学者包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张健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崔洪建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周志怀教授（线上）、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鹏教授（线上）、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李秘研究员等。
其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张健从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对中欧关系提出几点看法和观察：
第一，今年以来中欧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是积极的变化。首先交流明显增多，特别是面对面的交流，欧洲很多领导人访问了中国，中国领导人也访问了欧洲。在政府官员层面之外还有学者层面的交流、民间的交流，也都明显增多，包括今天会议中欧学者之间的对话。另外中欧和欧洲很多国家都有意愿去改善双边的关系，寻求合作。过去几年中欧双方学者之间都有共同的感觉，即中欧关系出现很多问题，未来发展也有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和方面，甚至有更坏的可能。但是今年以来中欧之间的发展呈现出更加积极的因素，双边经贸量也在继续增长。今年11月3日，中国德国领导人之间举行了一次视频会议，双方也都表达了对未来加强双方之间对话交流寻求一些领域的合作，都表达了这些愿望和期待。虽然还是有很多问题，但是方向还是对的。
第二，虽然有这些好的发展方向，但是中欧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仍然是存在的，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其中就包括价值观问题；经贸摩擦，如欧盟对中国的电动车补贴调查等；美国因素在中欧关系中还是非常突出；疫情后遗症；俄乌冲突对中欧关系的影响等这些因素和问题相互叠加，让过去中欧关系中的一些老的问题更难以解决，反而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
第三，欧洲对华看法、认知这方面出现了三个不好的趋向。一，所谓虚假信息的问题。中欧双方都在指责对方发布虚假信息。二是欧盟对华三重定位现在开始慢慢转向二重定位甚至一重定位，即从伙伴、竞争和对手的三重定位更加向竞争甚至对手的定位发展。在这个认知下也会产生很多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信任问题，欧方缺少信任问题。更多的是防范中国，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欧方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中方看来的的确确这些问题在发展之中。三是欧洲对华政策出现新的趋向，几个泛化的问题，包括中欧关系的政治化或者泛政治化、安全化或者泛安全化、美国化，很多事情更加向美国靠拢。政治化，把问题放在制度竞争的背景下，谈价值观谈得很多，谈国家治理模式的差别。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严安林关于如何发展好中欧关系，提出了三点思考和建议：
第一，中国和欧洲国家或者欧盟国家都应该彼此提升对方在自身发展战略中的正面定位，既要明确对方在自身发展战略当中的正向定位，也应该将对方的发展看作是自身发展的机会，将对方的发展绝对不要看成是自身发展的威胁，当然也需要不断强化彼此之间的沟通、对话、交流和合作。
第二，中欧应该始终坚持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好涉台政策。我们要正确认识和看待台湾政治局势发展中的演变包括趋势。今天我们讨论了台湾2024年二合一选举，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我不太同意“唱衰”国民党，国民党固然有很多问题，但是国民党还是除了民进党第二大台湾政治力量，白色力量要取代国民党不具备这个条件，尤其在台湾社会政党政治、政治轮替已经是常态的情况下。
第三，欧洲国家一定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发展和台湾地区的关系。关键是要遵循一个中国的原则。尤其是我们看到包括俄乌冲突以后其实对于外溢的影响非常显现，包括美国的台海政策，俄乌冲突使美西方将台海问题与乌克兰问题相挂钩，促使美国加紧武装台湾。欧洲也开始密切关注台海局势，关注两岸关系的发展，甚至欧洲非常在意台湾的民主体制能不能保持的问题，这个方面大可以放心，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迄今为止还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大政方针在这里，而且大陆所谓武力的方式只是反独，这是最基本的。不存在两岸关系的发展让台湾所谓民主体制会消失的问题，事实上值得强调的是民进党发展到现在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蔡英文上台以后台湾所谓民主自由的体制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蔡英文上台以后对台湾社会民主体制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关于促进中欧关系的政策建议，提出了三个观点：
第一，中欧关系要取得稳定的甚至发展的状态。需要基于变化的环境和相互认知重新找到共识。首先前提是认为我们需要共识。
第二，中欧有能力达成共识。我们看到过去40多年必须承认中欧关系给双方带来了好处，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达成共识的努力呢，只不过现在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就彼此的变化、环境的变化重新对接。比如说我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对方哪些变化在我看来是难以接受的，哪些变化我们是可以让它成为未来关系基础的。只有这样双方才足够坦诚，足够体现出维护这一对关系的努力。比如在应对俄乌冲突时，中欧的共识是不能使用核武器和核威慑，这是中德领导人会晤时已经达成的共识；在看待巴以冲突时，避免人道主义灾难和推动中东和解进程，也是中欧双方的共识。中欧在气候变化等涉及人类共同命运方面都具有共识。在这些共识方面，中欧完全可以互信并开展合作。
第三，要基于维护而且促进共同利益来找到管控中欧之间分歧的办法。我一直有一种观点，前40年中欧更多做的是和气生财。但是现在这个阶段都在讲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要调整，我们的共同利益是什么，除了做生意之外，我们要解决的就是地缘政治因素上升的情况下能不能从共同富裕走向共同强大。如果双方都接受对方能强大的现实，再看现在的分歧，可能有些分歧就不是分歧了，有些矛盾就自然不是矛盾了。
此外，来自上海市台办研究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上海欧洲学会的专家出席会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严安林研究员作会议总结。
在11月7日“中欧关系”会议上，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徐明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张迎红、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朗杰明先生作会议致辞。欧方学者与来自上海欧洲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学者就乌克兰危机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南海问题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中欧就“去风险化”的理解、本届欧盟委员会的政治遗产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张迎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