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上海欧洲研究青年论坛综述
2014年11月18日，上海欧洲学会在上海社会科学会堂举办第六届上海欧洲研究青年论坛。本届论坛颁发了2014年优秀青年论文获，并以获奖论文为基础进行了学术交流。除了获奖作者外，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近40位师生参加了论坛。学会领导徐明棋、伍贻康、杨逢珉、张祖谦、曹子衡和潘兴明教授等，以及市社联学会处梁玉国副处长出席论坛并为获奖者颁发证书。上海欧洲学会青年论坛协调人杨海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方晓博士、华东师范大学臧术美博士分别主持了颁奖和交流讨论。
在颁奖仪式上，曹子衡秘书长宣读了获奖名单。华东师范大学张昕博士的论文“大规模私有化的阴影”获得2014年优秀青年论文一等奖，复旦大学张骥博士的“去特殊化的中法战略伙伴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忻华博士的“欧盟层面智库对欧盟的北非政策的影响机制——以欧洲政策中心为例”、上海外国语大学吴瑛博士和顾莹共同撰写的“从媒体舆论和民意调查看当前英国社会的中国观——以‘中国梦’为例”获得二等奖，宋黎磊与卞清、戴轶尘、刘东旭、刘佳程、颜永嘉、徐聪、孙超以及丁建江的论文获得三等奖。曹秘书长还就评奖规则、程序向论坛作了进一步说明。本次评选遵循的最重要原则为公平公正、学术规范、尊重知识产权与不存在抄袭行为，以及鼓励新作。
颁奖仪式后，徐明棋会长和梁玉国副处长先后讲话。徐明棋会长指出，上海欧洲学会青年学者年度优秀论文评选机制的根本宗旨是团结和凝聚上海欧洲问题研究青年学者，培养和扶持其成长，加强青年学者间的交流，展示其年度研究成果，活跃上海青年欧洲研究的学术气氛，基本思路和目标是将青年征文评比与青年论坛结合起来进行，每年的获奖论文作为当年青年论坛的交流主题，从而努力打造出“上海欧洲研究青年论坛”的品牌。徐会长代表学会向获奖者表示祝贺，希望获奖的以及在座的有识青年不仅做好学问，而且学以致用、报效祖国。
梁玉国副处长在讲话中用自己的见证，充分肯定了上海欧洲学会青年论坛的发展和特点，指出优秀青年论文奖的设立是其中又一新举措，有利于团结、培养青年人才，保障上海欧洲研究后继有人。他同时希望，该奖励机制不仅能坚持下去，还要吸收兄弟学会经验的基础上，提前规划，明确主题，丰富来源，将评选工作越办越好，并争取在全国乃至国际扩大影响、创立品牌，增强国际问题研究的“中国声音”。
在获奖论文交流过程中，张昕博士指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部分转型经济实行了以票券为基础的大规模私有化，这样的私有化方案对此后这些国家公司治理和产权冲突的性质有长期的影响。在缺少有效法律保护的背景下推开的大规模私有化在正式法律制度界定的“法定权利”和由经济现实界定的“事实权利”之间产生了的巨大空间，为部分行为主体提供了强大动力来挑战现有的产权安排，从而导致了一个动荡、高度对抗性的公司治理结构。多种跨国数据显示：在转型经济中，那些采用了和俄罗斯类似的私有化方案的国家在中期显示出比其他转型经济更高的产权不安全程度，而无论是立法质量还是执法能力的差别都不足以完全解释上述产权主观评价的跨国差别，从而间接支持了他提出的产权不稳定的假说：由下至上对于产权分配现状的社会冲击才是产权不安全的主要导因。
张骥博士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必须正确认识中法关系战略基础发生的变化。他的文章将历史-理论-政策相结合，并运用成员国与欧盟对外政策双向互动的机制全面回顾和分析了中法特殊战略伙伴关系确立、发展、演变的进程及其对欧盟对华政策的影响。他认为，法国对华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鲜明的战略性，法国还积极推动欧盟对华政策的“法国化”，这种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虽然形成并达到高峰，但隐藏着三对矛盾：不是各自最核心的双边关系，良好战略关系未转化为更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中方产生了对中欧关系的乐观认知和评估。国际体系的变革、中法在国际体系中相对位置的变化、法国在欧盟中地位的变化三个因素在法国国内政治演变的作用下使中法关系的战略基础发生了变化，呈现“去特殊化”的特征，表现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松绑、更加强调换取经济利益、经贸摩擦增加、产生新的地缘战略矛盾、人权问题重新政治化、民意基础倒退，以及法国政策的“欧洲化”。他建议，在去特殊化的条件下重新定位和规划中法关系，努力构建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对等性、战略性、务实性、稳定性和引领性。
忻华博士将“塑造决策议程的多源流”模型和“权力场中心空间”视角相结合，建立起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选取欧盟的“地中海联盟”政策架构的两次演变，即2008年该架构的确立和2011年为应对“阿拉伯之春”而对该架构作出的调整，作为案例，从三方面入手，分析欧洲政策中心影响欧盟的北非政策的方式与途径：首先，比较该智库的建言与欧盟政策在内容要点上的关联性和出现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以评估该智库的总体影响。由于两次变化的引发机理存在差异，该智库对前一次变化提供了具有预见性和原创性的政策主张，得到采纳，对后一次变化则通过补充性和延伸性的建议发挥影响。其次，分析该智库举办的高层论坛，以观察其短期直接影响。与这两次演变相关的高层论坛，虽然数量和频率各不相同，但都发挥了“权力场”的信息沟通“平台”的作用。再次，分析该智库经由“旋转门”体制与欧盟决策体系形成的人事关联，以评估其长期直接影响。他通过统计数据得出，欧洲政策中心2011年的管理与研究团队成员，与欧盟委员会的人事关联最为密切，其次为欧盟层面的利益集团和游说公司，再次为欧洲议会。该智库对欧盟“地中海联盟”架构的影响机制，折射出了欧盟层面智库在欧盟对外决策体系中的位置与作用。
顾莹以“中国梦”的传播为例对英国媒体文本进行了解读，发现中国既被呈现为一个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又被呈现为一个充斥着腐败、人权等社会问题的专制帝国，负面报道多于正面报道；而2005-2013年的英国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形象连续多年以正面为主，但近年来急剧下滑呈负面为主，中国崛起在经济上被看成是英国的机会，但政治上中国仍被认为非敌非友。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中英两国存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这是英国社会中国观走向正面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中英两国的价值冲突，以及近年来中国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是英国社会中国观随时可能倒退的主要原因，中国所树立的积极形象仍非常动荡与脆弱。
上海社科院的戴轶尘认为欧盟作为规范性权力，将人权、法治、善治和民主等规范性目标置于中亚战略的优先地位，并通过运用经济—援助型和政治—外交型两大类政策工具，试图引导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进程，以输出欧盟的价值和制度。但在外交实践中，欧盟的规范性目标却受到各种因素的掣肘，最终让位于对物质性利益的追求，从而限制了欧盟的可信度和影响力。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刘佳程从欧盟内部寻找制约“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发展的因素。由于“欧——地伙伴关系”自 1995 年正式建立以来就一直处于欧盟的框架之下，这就使得其一致性受到欧盟成员国内部博弈的影响。2008 年成立的地中海联盟原本有机会独立于欧盟框架之外，但由于欧盟各成员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该组织最终没能脱离欧盟框架。他以地中海联盟从萨科齐的构想直至最终建立的整个过程为基础，通过对于欧盟沿岸与非沿岸国家历史与地缘的分析，揭示地中海并非在所有成员国对外政策中都处在优先位置。复旦大学的孙超指出自2008年俄格战争爆发以来，南奥塞梯问题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作为未被承认的政治实体，南奥塞梯不仅牵涉到国内的民族问题，更牵涉到国际伦理规范和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等诸多问题。他以南奥塞梯的分离作为分析的核心，仔细探讨南奥塞梯分离的由来，提出分离将作为南奥塞梯政治现状而长期存在，南奥塞梯存在独立的潜在风险。
上海社科院的刘东旭通过分析中欧自由贸易协定（FTA）建立的现实基础，并回顾中欧目前的经贸合作机制及经济的互补性，得出中欧之间建立FTA是深化合作的必然选择；然后利用GTAP模型模拟中欧建立FTA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并与国外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得出结论认为中欧会因FTA的建设而使双方都获益很大，应该优先建立中欧FTA。复旦大学的颜永嘉认为2008年以前，欧洲的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快速推进，银行业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快速融合。金融危机爆发后，监管制度缺陷暴露出来，欧洲银行业面临巨大的信心危机，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停滞甚至倒退，货币政策传导遇阻。欧盟反思危机教训，大力推动建立单一监管机制，重塑银行业信心，重启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但任重而道远。上海国研院的徐聪认为那些能够在专业和细分的市场实现规模优势的利基企业可以形成自己的独特竞争优势。利基思想可以为企业找到精准定位，为国家找到提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德国工程技术类利基企业已经成为德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利基优势。利基企业的优势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变迁，在服务业时代加入了人的因素，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革新则助推了市场长尾新格局的形成。华东理工大学的丁建江利用1997-2013年中俄农产品HS6位编码数据以及二元边际方法，分析了中俄农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他认为无论是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出口还是俄罗斯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在出口增长中其主要作用。但相比俄罗斯对中国出口而言，产品数量扩张即集约边际对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
在论坛上，学会领导伍贻康、杨逢珉教授对获奖的论文和青年学者的交流进行了点评，鼓励青年学者沿着欧洲研究的学术道路勇敢前行，期待欧洲研究的事业更加繁荣。（杨海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