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反思与战后欧洲的发展
——上海欧洲学会2015年度优秀青年论文奖颁奖仪式
暨第七届上海欧洲研究青年论坛会议综述
2015年11月15日，上海欧洲学会在复旦大学举办2015年度优秀青年论文奖颁奖仪式暨第七届上海欧洲研究青年论坛。本次会议由上海欧洲学会主办，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协办。会议首先进行了2015年度优秀青年论文奖项仪式，并以“战争反思与战后欧洲的发展”为主题，以获奖论文为基础进行了学术交流讨论及专家点评。除获奖青年学者外，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近60位师生参加了论坛。学会领导徐明棋、伍贻康、陈志敏、杨逢珉、郑春荣、叶江、曹子衡以及市社联学会管理处梁玉国副处长出席论坛并为获奖者颁发证书。陈志敏院长为论坛致辞，徐明棋会长及梁玉国副处长作总结讲话。上海欧洲学会青年论坛项目协调人杨海峰博士、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张骥博士分别主持了颁奖和交流讨论。
曹子衡秘书长宣读了获奖名单。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忻华博士的论文“欧盟决策共同体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认知与回应”获得2015年度上海欧洲研究优秀青年论文一等奖，上海社会科学院戴轶尘博士的“欧盟中亚战略中的多边安全合作”、上海对外贸易大学胡勇博士的“欧盟扩大视野下的东南欧地区主义与地区合作”以及华东理工大学文峰博士的“中国农产品在俄罗斯市场竞争现状及对策研究”获得二等奖，复旦大学吴泽林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启示”、复旦大学王磊博士和中央财大刘建伟的“欧盟对外制裁决策——制度设计与影响因素”、同济大学胡春春博士的“德国历史与历史观的延续性与维新”以及上海对外贸易大学肖进博士的“莫言小说在中东欧的译介、传播和接受”获得三等奖，还有10位青年学者的论文获提名奖。
忻华、戴轶尘、胡勇、文峰、吴泽林、胡春春及王磊博士等青年学者在论坛上交流了他们的获奖论文，伍贻康、曹子衡、叶江、杨逢珉、徐明棋及郑春荣教授等专家对上述论文作了点评。
忻华博士提出，欧洲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交汇之处，也是“一带一路”的路线体系的西端终点，欧盟方面的态度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欧盟决策共同体的三类主要行为体：欧盟最高决策层、欧洲智库和欧洲工商界，对“一带一路”战略作出了回应，按照其关注程度和回应频率的逐次增加，可将其认知与回应过程划分为2013年9月到2014年3月、2014年4月到2015年3月以及2015年3月至今三个阶段。欧盟最高决策层、欧洲智库和欧洲工商界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认知与回应表明整个欧盟决策共同体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与目标的理解与分析正在趋于深化，战略兴趣在不断增加，这意味着中国与欧盟未来围绕“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可以建立新的双边合作的制度架构与运作平台，在更多的领域逐次推进和深化中欧双边合作，进而将中欧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伍贻康教授认为，忻华博士论文的优点是自成一体，材料与观点结合紧密、分析层次清晰，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不足之处首先是需要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提法需要进一步斟酌，是否改用“一带一路”倡议更为妥当；其次是对欧盟决策共同体中最高决策层、智库和工商界三类行为体的关系缺少界定；最后是在整个分析中欧洲工商界的比重明显偏少。
戴轶尘博士提出，欧盟在2007年发表的中亚战略中，将安全与稳定确立为其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并通过提供地区安全援助项目和建立高级别安全对话机制等方式来加强欧盟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然而，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制约，欧盟在中亚战略框架下的安全介入始终维持在有限而且间接的状态，既未能帮助中亚国家有效应对各类威胁，也没有显著提升欧盟在该地区的战略影响力。曹子衡教授高度评价戴轶尘博士的论文，同时认为该文还可在下述方面进一步深化研究，一是对欧盟的中亚战略以及该战略与多边安全的关系阐述不够，多边安全的领域决不仅限于边界管理和禁毒行动，二是研究分析局限于欧盟文件，没有对欧盟的实际做法和成效进行阐述，还应该对欧盟制定政策背后的国际背景、利益、目标等因素有所揭示。
胡勇博士提出，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欧盟扩大的背景下，东南欧地区主义兴起，地区合作加强。然而，无论是地区间主义还是次地区主义，都依赖于欧盟的外部推动，特别是欧盟扩大的刺激。东南欧地区合作不是为了谋求本地区的一体化，而是为了融入更大范围的欧洲一体化，最终使所有东南欧国家都获得欧盟成员国身份。但是，多边的地区合作与双边的入盟谈判之间的张力使东南欧地区合作动力不足，陷入困顿。因此，欧盟扩大既塑造了东南欧的地区合作，也决定了这种合作的限度。叶江教授认为胡勇博士的论文从选题、理论到具体分析都很有新意。在欧洲研究中，比较少有研究区域一体化中的行为体是否还在构建一个更小范围内的一体化这样一个问题。从次地区角度进行案例分析，具有理论价值，可为国际关系理论做出新的贡献，同时也具有现实意义，中国与中东欧的16+1合作其实就是中国与次地区的合作。不过，文章提出地区实际就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把地区作为一个共同体这样一个比喻是否需要更加慎重一点，不能说有区域认同就把地区看作一个共同体。
文峰博士基于Hummels & Klenow提出的二元边际分析方法，对2007-2013年俄罗斯农产品十大进口来源国的贸易数据，通过选择不同的参照国，计算出HS-6分位下中国农产品出口俄罗斯市场、以HS编码“章”为计算单位的二元边际。模型分析和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在俄罗斯市场上，中国农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第二，如果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其他九个对俄罗斯出口农产品的国家，将2007-2013年出口额高于中国的国家和低于中国的国家作为“领先组”国家和“滞后组”国家，那么中国应当采取紧盯对俄农产品出口“领先国”的战略，改变中国农产品在俄罗斯市场的竞争态势，扩大农产品出口的战略。杨逢珉教授认为文峰博士的文章做了大量的计量工作，通过二元分析法将俄罗斯进口国分为两组，提出了站得住脚的结论。建立高铁农产品物流专线，大力提高农产品物流速度，大幅缩短同“领先组”国家竞争农产品的物流时间，以降低中国农产品抵达俄罗斯最终消费者的时间，从而让更多的国内农产品生产企业同“领先组”国家的相关企业竞争等，都是很好的政策建议。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原因的分析不够深入，需要从单纯的计量中跳出来，进一步分析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深层次原因。
吴泽林提出，冷战后地方政府参与对外事务飞速发展，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新现象，其主要受到了全球化与地区化发展、欧盟法律支持和成员国宪法授权的影响。欧盟地方政府通过直接从事对外事务和利用欧盟渠道影响欧盟政策参与欧洲一体化，其对外活动可以划分为全球型（高政治）、全球型（低政治）、欧盟型（发达）、欧盟型（欠发达）四类。欧盟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已经越来越走向一种“准联邦内的地区间合作”。中国地方政府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包括地方政府对外实践要做出合适的定位；可以制定专门法律对地方政府的外交空间做出规定；可以设立一个全国性的规划协调机构；做实友城这一遍布全球的关系网络；给二三线城市更多的对外活动机会。徐明棋教授认为吴泽林论文的引用、阐述等都很规范，对欧盟地方政府参与外交事务的现状概括以及对中国的启示和建议也是正确的。不足之处首先在于文章内容实际论述的是欧盟成员国地方政府参与和执行对外交往情况，与欧洲一体化没有太大关系。其次，地方政府参与外交事务与主权国家参加外交事务有什么根本区别，文章没有明确论述。再次，对高政治等概念需要明确界定，对高政治和低政治等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需要进行推敲，从而分类需要更加精确的归纳。最后，给予二三线城市更多机会，消除地方政府在参与外事上的障碍等政策建议还值得仔细商榷，不能停留在大而化之的简单说说层面。
胡春春博士提出，德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有关战争责任的话语更迭浓缩地反映了德国的历史观。作为体现时代色彩的口述史，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认为德国乃被动地为民族和自由而战，拒绝接受德国战败的耻辱遂成为二战的直接诱因；魏玛共和国对《凡尔赛和约》持修正主义立场，反对所谓的“战争责任谎言”成为此一时期的历史共识；第三帝国强调二战是一战的延续；二战以后，魏玛时期的立场得以复辟，然而历时多年的“费舍尔争论”彻底打破了德国的现代国家话语神话，“德国一战主要责任论”得以确立，批判性自我反思成为德国历史和历史书写的新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已经超越了有关一战的历史共识。郑春荣教授认为胡春春博士的文章结构非常清楚，历史叙述非常清晰。不足之处一是在于资料的选择与转换上面。文章第一个部分使用的资料是希特勒的文本，第二部分是外交部档案，第三部分是历史学者围绕问题的讨论。如果有条件选取同类资料，那么论证起来就更有可比性和系统性。二是对于延续和维新的讨论，究竟是要强调两者之间的纠结，还是认为最终实现了维新，需要得出更加明确的结论。
王磊博士提出，欧盟为了塑造强大有效的国际行为体的角色，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愈加频繁发起对外制裁，并在制裁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随着欧盟在国际舞台上成为更加重要的行为体，对外制裁在其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将呈现不断上升态势。他以制裁决策为切入点，首先探讨了欧盟对外制裁决策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其在《里斯本条约》之后的新发展、新调整，然后分别从欧盟对外制裁理念、欧盟制裁中的美国因素以及利益-价值权衡三个方面分析了影响欧盟对外制裁决策的主要因素。叶江教授认为，王磊博士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告诉了我们欧盟的制裁架构，同时在相当程度上，也能解答我们一个理论问题，即欧盟在对外制裁过程中更多表现为一个国家间的区域组织。在对某一个行为体实行制裁过程中，具体怎么制裁，就哪些方面制裁，其实根本性的问题还是要不要制裁。文章虽然看到了域外因素，比如美国在欧盟制裁问题上具有影响，但是否要进一步考虑美国并不是直接对欧盟产生影响，而是对欧盟内部的大国，特别是与美国有同盟关系的大国产生影响进而达到其目的。中国曾在2003-2005年之间要求取消欧盟制裁，但当时没有很好把握欧盟制裁的制度特点，也没有很好掌握美国对欧盟制裁的影响。
徐明棋会长在总结中对所有大力支持上海欧洲学会及其青年论坛活动的各单位表示感谢，对那么多青年学者对欧洲研究具有浓厚兴趣、开展执着研究、产出众多优秀成果表示欣慰。梁玉国副处长代表社联对上海欧洲学会的青年论坛等工作表示支持和肯定，同时鼓励青年学者胸怀大志，为祖国的繁荣发展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撑。（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杨海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