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4日上午，上海欧洲学会“新形势下欧盟面临的新挑战”第十届上海欧洲研究青年论坛在华东理工大学召开。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博士主持开幕式并宣读了徐明棋会长的书面致辞，他对踊跃参加论坛的广大青年学者、长期关注和支持青年学者发展的学界前辈，以及热情承办此次论坛的华东理工大学欧洲研究所表示衷心感谢。学会副会长、华东理工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杨逢珉教授在致辞中表示上海地区的欧洲问题研究将有力促进中国对中欧以及国际前沿问题的有益探索。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孙定东副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张骥副教授分别主持论坛交流，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华东理工大学的十二位青年学者和学生围绕欧洲一体化走向、欧盟面临的重要议题及其政策主张、法德领导力与战略取向、中欧关系等作主题发言。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戴炳然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经贸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张永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教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叶江研究员作专家点评。上海欧洲学会顾问、名誉会长伍贻康对此次青年论坛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这次论坛上来自上海各大院校的青年才俊济济一堂，各自发表了对于欧洲研究的最新成果，充分展现了上海欧洲学界新生力量的勃勃生机。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和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生曹亮发言的主题是“欧盟的内部分化和对欧盟未来走向的影响”。通过对欧盟在安全问题、美国因素、内部经济情况以及对俄、对华政策上分歧的宏观分析，他认为欧盟内部的分化只是延续了之前的问题，不会造成欧盟的解体。德法轴心间的分歧会减弱欧盟内部的凝聚力，限制其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导致将来在与美俄中的博弈中处于较弱势的地位。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博士生张凌萱根据合作霸权和合作领导的理论框架讨论了法德领导力。在处理欧债危机时，法德两国表现出了良好的领导力，通过财政契约促成了欧元区国家一体化的进程，但在随后的欧元区改革议题上却是失败的。法国犹如一个光杆司令，有心无力。德国虽有能力，但并没有心思去推进。这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是两国内部都有自身考虑，并且立场与侧重点都不相同；第二是两国都被欧盟内的其他事务牵扯其中；第三是欧盟其他国家也存在着有意不追随的现象。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和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生王玏发言的主题是“从技术官僚到政治官僚：欧洲中央银行政治化研究”。在欧债危机之后，欧洲央行正在从一个刻意孤立、高度独立以及隐蔽的技术官僚机构转变为强大的政治角色。欧洲央行的政治化通过两种途径对欧洲一体化起到了促进作用。第一是法律，如政策工具箱、一系列的常规与非常规的政策；第二是危机，在应对欧洲困境时，欧洲央行是处于领导的地位。从长期来看，未来央行将承担起恢复市场信心、复苏市场经济，以及促进一体化不断深入的重要责任。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姚乐探讨了“去一体化背景下的欧洲防务一体化”问题。在当前欧洲一体化进程严重受阻，并且去一体化的影响力逐渐增强的背景下，欧盟在防务安全一体化的进程却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加速，取得了很多历史性的突破。这其中可能存在的动因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整个欧洲对安全的认知和定义发生了变化。欧盟开始强调对自身的安全保护，尤其强调有原则的务实主义；第二是欧洲不同步的一体化模式给了不同成员国体现各自国家偏好的空间，而且也允许了不同类型的领导人在统一框架下共存的可能性，这反而推进了防务一体化的发展；第三是在欧盟层面“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成了很多国家开展合作的新模式；第四是在务实主义导向之下，庞大的专家技术网络起到了推动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和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生黄郑亮介绍了欧盟人工智能的发展。从总体来看，欧盟的第一个优势在于创造了为人工智能培育和发展的环境，第二个优势在于欧盟走了一条发展与治理并行的道路。欧盟在发展人工智能的过程中，特别注意把自身长期所秉持的价值观，包括开放、保护、多元并行等融入人工智能发展中。此外，欧盟发展的劣势主要集中在技术方面算力的落后以及因数据保护无法提供足够的算法动力文本。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生江思佳发言的主题是“欧洲在全球环境谈判中的一致性思考”。一致性是欧盟在全球环境谈判中的重要因素。影响一致性的因素主要包括成员国的立场、欧盟层面行为体的推进以及欧盟外部环境的限制作用。通过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实例分析，可以看到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可以通过相互促进使得欧盟在政策领导决策上更有抱负。当外部的谈判环境变得不利时，由于拒绝协定的政治成本增加，成员国会倾向于形成统一立场进行发声，此时欧盟就被赋予了潜在的自主权，促成谈判桌上协定的最终达成。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生王琨围绕“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欧盟难民政策的影响”发言。她认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就是在基于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强调维护平民利益和民族利益同时又反精英、反权威的政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难民问题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促使欧盟不断完善自身的避难体系比如引入对边界临时管控、加快难民遣返和转移措施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未来欧洲一体化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削弱欧洲“多元一体”的传统价值观，第二是降低欧盟的行政效率，第三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碎片化。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硕士生钱蔚玲发言的主题是“当前难民问题最新形势影响下的欧盟难民政策发展探析”。新一届的欧盟领导层将受到极右翼民粹势力的巨大压力，在接下来的难民问题上会趋于保守，进一步收缩难民政策。总的来说，欧盟未来的难民政策有三个走向。第一是欧盟会加强与外部国家在边境安全、难民接纳遣返、海上安置等方面的合作；第二是欧盟会致力于成员国之间的边境管辖、执法等方面的协作；第三是欧盟会计划改革难民和移民的接受制度，如在2020年出台新的移民和难民协定，对《都柏林协定》进行全面改革等，以此细化成员国责任分担，增加难民接受额度的分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孙贝芸围绕“欧洲议题在法国的政治化及其影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政治化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第一是议题的显著性，第二是相关辩论的参与者范围扩大，第三是参与者之间产生对立立场并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对阵营。就法国来看，从最初的“舒曼计划”、《罗马条约》到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其在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整个过程中，欧洲对法国的影响也在逐渐深化。从1992年以来，欧洲议题在法国的政治化并不是精英共识到大众冲突，更准确的是从精英共识到低强度的精英冲突，再到2017年的高强度精英冲突。对欧洲政策的不满进而引发对欧盟政治性质本身的辩论和对欧盟政治合法性、民主赤字等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已经在法国国内有所表现。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和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生苟利武发言的主题是“拉脱维亚族群结构变迁与‘非公民’问题的形成”。1940年拉脱维亚被并入苏联后，大量非拉脱维亚人的迁入对拉脱维亚的族群结构造成了巨大改变。1991年8月22日拉脱维亚独立后推出了严苛的国籍法，这直接造成了70多万的俄罗斯人成为了“非公民”。如今拉政府面对这些“非公民”采取了三方面的对策：第一是加强了波罗的海国家的联合；第二是依赖于北约；第三是欢迎侨民回归本国。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博士生倪晓姗发表了对“德国安全和防务政策的新动向”的看法。2014年的《慕尼黑共识》和2016年的《安全白皮书》都表明了德国正在向积极有为的安全政策靠拢，以谋求在国际政策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德国新任国防部长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认为，首先德国应该明确自身利益安全的态度；其次是承担共同的欧洲安全，并且在德法双马并行的过程中，德国更应该充当领导的作用；最后在英国是否脱欧的议题上，她提出了第三种模式，也就是在安全问题上，由德国、法国、英国作为欧洲的领导力量进行处理。
华东理工大学应用经济博士生程凯发言的主题是“容克计划与中国机遇”。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上台后，提出了“容克优先计划”。其核心包括：第一，建立种子基金，主要目的首先经过公有的160亿的长期投资，以及中小企业50亿的投资，共同撬动750亿的投资；第二，在项目筛选上有明显的优先投资，这样能够快速促进欧洲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投资项目；第三，消除投资障碍，改善欧洲的投资环境；第四，消除欧洲各国经济部门之间的管制壁垒，实现要素的完全自由流动。容克计划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启示主要有：提高投资质量、投资规模以及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推动财政金融体系体制改革，改善投资环境；促进服务业部门的投资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戴炳然教授点评中指出，过去对于欧洲一体化有可能期待过高，现在必须定位清晰、目标清晰。其次，在讨论欧洲一体化时，必须理清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的利益共同点和分歧。从短期来分析它当前面临的问题，从长期来判断未来的趋势。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张永安教授在点评中提出“我们怎么看待欧洲一体化”的问题。欧洲联合需要一个凝聚的东西，那就是经济合作。对国别和欧洲一体化研究，应当注意经济利益是国家间关系的凝聚力。研究问题必须抓住出发点和归结点。围绕着国家利益、国家政策的制定，然后去出谋划策。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教授在点评环节中指出，此次青年论坛发言内容涵盖了欧洲的政治、经济、社会、安全问题，谈的都非常具体，可以欣喜地看到上海欧洲研究后继有人。他建议在硕士生、博士生阶段可以不要谈很大的问题，从一些小问题入手研究，同时也应注意欧洲研究的最终落脚点还是要回到中国。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叶江研究员在点评中指出，首先在一定意义上，上海研究欧洲的年轻学生实际上已经感受到了或者抓住了今天欧洲发展的方向，他们对于欧洲一体化的理解包括对欧洲的理解已经在不断的深化。其次，这种深化不仅体现在选题上，更包括了对选题内容的思考。他们的研究路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都非常独到。最后，年轻人研究的方法也在不断更新，有些虽然抓住的并不是欧盟主流方向上的问题，但又显示出了主流发展的方向，这都说明了上海研究欧洲的青年学者前途无量。
上海欧洲学会顾问、名誉会长伍贻康对青年论坛进行了总结发言。他指出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欧洲研究人员也一定会有新陈代谢。今天欧洲学会的队伍可以说大有希望、后继有人，这让人精神振奋。另一方面，上海对前沿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加强，写系统性、理论性这方面的文章还要进一步努力，这是一个攀高峰的问题。有三点建议供参考：第一是找准题目的切入点；第二是把争论内容同时要把分歧讲透、抓准；第三是加强问题意识和对争论性问题的挖掘。（祝轶晨，上海欧洲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