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9日上午，上海欧洲学会“变局中的欧洲与中欧关系”第十一届上海欧洲研究青年论坛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召开。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博士主持开幕式。会长徐明棋教授做开幕式致辞，对踊跃参加论坛的广大青年学者、长期关注和支持青年学者发展的学界前辈，以及热情承办此次论坛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表示衷心感谢。上海欧洲学会长期以来重视促进和培养青年学者，致力于为青年学者搭建交流和提升的平台。近年来大国博弈加剧，中欧关系不仅对双边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全球格局演变，遏制单边主义，维护保护和平，促进全球治理完善以及营造中国全面崛起、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的外部环境都非常重要。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张迎红在致辞中表示青年论坛对于研究欧洲的青年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上海欧洲学会汇聚了欧洲研究领域的人气、才气、慧气，希望更多的上海欧洲研究者们能借助这个平台，走向北京、走向欧洲、走向世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龙静、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张骥分别主持论坛交流，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杉达学院、南开大学的十位青年学者和学生围绕安全和国防政策、民粹政党、欧盟战略自主、中波关系等作主题发言。上海欧洲学会顾问、名誉会长伍贻康、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戴炳然教授作专家点评。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对青年论坛进行了总结发言。
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讲师倪晓姗发表了对“新背景下的德国安全和国防政策新动向”的看法。德国正在用一种更务实，以及一种网络化的视角和态度，在构建安全和新国防政策。新冠疫情暴露了国际供应链的脆弱性，德国降低的是对外依赖，并非仅仅对华依赖，因为这不仅针对中国，也针对美国。从整体看，德国对华策略会有调整，但不会有根本性变化。首先，德国具有出口导向的经济特征，虽对华存在着意识形态的温和施压，但经贸态度仍非常积极。其次，经济脱钩弊大于利，全球对华依赖其实被夸大，一旦中国也将价值链回迁，对于其他国家将是更沉重的打击。最后，德国商界认为，欧洲并没有进入所谓的后疫情时期，当前的欧洲是希望与中国共同应对疫情并赢取胜利果实。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生史永康分享了法国当代俗世性的多样性和马克龙的俗世性观。法国目前存在多种俗世性的模式，并非单一的共和主义模式。在一个世纪里，法国的俗世性从左派武器逐渐过渡到了右派。从长时段来看，法国最主要的俗世性模式是以高卢至上型模式，而不是包容分离型模式。目前，马克龙的俗世性正经历着一种转变，师从于保罗·利科的经历，使其早期具有包容分离型及开放型俗世性的特点，不过目前从《巩固共和国原则法案》来看，体现的是他向萨科齐型或高卢至上型的转变。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意大利语系讲师石豆发言的主题是“新冠疫情冲击下的意大利民粹政党新动态”。2020年新冠疫情无疑成为影响意大利政局的最大变量。短期来看，疫情没有击溃现任意大利政府，但其执政根基仍然不稳。由民主党和五星运动组成的执政党联盟，整体处于较稳定的状态。在反对派方面，联盟党实力在疫情期间被一定削弱，但另一极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的支持率逆势走强，这使得整个中右阵营依旧强势。此外，已通过的《议员削减法案》和即将重新修订的《选举法》为意大利今后政局走势增添了不确定因素。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博士后玄理发言的主题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环境政治观”。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环境政治观的内涵可以总结成气候怀疑主义与环境民粹主义的结合。根据怀疑主义的不同，可以把气候怀疑主义分成气候否定主义与气候保守主义。气候保守主义一方面认为自己国家没有必要对气候变化采取防护的措施，另一方面采取环境民族主义，其实质就是认为本国的自然环境和能源的多样性需要珍惜和保护。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采取这种环境政治观出于三点原因：第一，意识形态的解释路径，这是右翼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合；第二，民族主义科学观的问题；第三，议题显示度的路径，气候问题是欧洲的新战场，可以吸引更多民众的关注。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生江思佳探讨了 “欧盟对外环境议题谈判中的成员国内部协调机制研究”的问题。欧盟从内部环境政策的制定，到政策的执行和监管，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立法制度。欧盟在对外环境议题谈判中的协调机制主要有四方面表现：第一是现任轮值主席国，辅以欧盟委员会和下届轮值主席国“三架马车”的制度安排；第二是“双重代表制”和“领导国家制”的制度安排；第三是国际谈判间的现场协调安排；第四是灵活区别的责任分配。欧盟在总体上有能力满足短期的目标，通过通报谈判进程，倾听各方意见，进而达成内部一致，推动欧盟在谈判桌上的同一发声。在谈判结束后，欧盟对多边环境协议的内容会进行义务分配，只有当各成员国均同意时，协议才能有效执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纪昊楠发言的题目是“欧盟‘战略自主’概念解读：语境、演变与争议”。“战略自主”是欧盟长期的大战略，目前已从防务领域扩大到其他各个领域。从大国关系的视角，“战略自主”意味着欧盟作为世界主要政治力量的独立性。从欧洲一体化的视角，“战略自主”意味着欧洲一体化的目标状态，这也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欧盟的“战略自主”在成员国、政府和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解读，应当采用语境主义的方法，关注每一次“战略自主”这一个概念出现时所处的政治现实和话语的环境。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讲师费正健围绕“西巴尔干国家入欧进程中的语言政策与潜在冲突”发言。当下巴尔干地区的冲突，第一是科索沃问题，其实质是阿族和塞族之间的冲突，双方追求的是独立基础。南塞浦路斯或加泰罗尼亚将有可能成为科索沃问题的解决模板；第二是马其顿与保加利亚的冲突，双方基于语言问题和历史问题的矛盾，逐步演化成了民族认同的分歧，至今仍无法解决；第三是波黑的统一能否长久坚持也应是重点关注的问题 。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中东欧研究中心博士生王弘毅发言的主题是“总统大选后波兰的内政外交走向及对中波关系的影响”。总统大选后，波兰国内政党极化加剧，社会更趋保守。一个党所代表的外交或社会趋向，与该党的执政思想根基密不可分。法律公正党的胜利有三点原因：第一是基督教民族主义，也可概言之为文化保护主义；第二是右翼民粹主义，反精英，反多元；第三是民族保守主义。反俄、疑欧、恐德、亲美以及种族身份的单一性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着波兰未来的外交趋向。美国是中波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拜登上台后积极修复与西欧主要大国的同盟关系，对中东欧的重视程度会相对减轻，中波关系或将向好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生王达坡介绍了欧盟另类投资基金单一护照制度。欧盟每一种基金都有相应的护照制度，另类投资基金受《另类投资基金经理人指令》（AIFDM）监管。基金经理人向母国监管部门申请交易资格获批后，后者会将通知文件传送给欧盟其他成员国的监管部门，方便经理人在欧盟市场里自由流动。这一大胆方式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引起了各成员国的不满，主要表现在：第一，对于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基金经理人，该制度的延伸适用进程已经停滞；第二，护照在使用过程中，受到来自欧盟很多地方监管主义的阻力；第三，收费标准没有统一，不同国家间相差悬殊；第四，在欧盟层面，缺乏一种有效的整体审查监管机制。
上海杉达学院副教授、商务学院院长助理金缀桥运用实证的方法介绍了“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中东欧主要市场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东欧前三大市场（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的比较优势具有较强的流动性，整体不稳定，不过小部分弱比较优势的产品，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由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与相关行业的配套依托为支持，若未来国际贸易保护和投资限制的趋势日益强化，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难度必然加大，面对的挑战也会更多。要充分认识到高产品的比较优势，要认识到高技术产品是一场长期性和艰巨性的工作。如何建立“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合作，筑建共赢的平台，会对中东欧主要国家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具有重要作用。
上海欧洲学会顾问、前会长伍贻康在点评中指出，写学术文章必须抓住前沿、热点、要害，做学术报告同样需要问题意识。在严格的时间范围内，如何平衡好系统阐述与独到见解，重点突出自己的亮点或者普遍关心的热点，是欧洲研究青年学者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戴炳然教授在点评中指出，欧盟的“战略自主”是在疫情的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观念、新的要求，欧盟当前对自身的定位是需要密切注意，而且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语言的差异对执行欧盟一体化的影响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小众选题；中波关系起步较早，但近年来双方无论在政治关系、经济关系都没有较大热点，如何找到关键点，打开关键点可以是接下来研究的方向。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对青年论坛进行了总结发言。他指出，青年学者在研究的选题以及研究水平上都有大幅的提升，对欧洲的很多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这几年有了显著的进步。期望年轻学者能够在信息数据丰富，研究手段不断进步的大背景下，在欧洲研究领域做出更好的成果，更多的贡献。另一方面，需要与国外接轨，将研究成果逐步融入到欧洲主流媒体中，能够把国内的学术观点介绍到欧洲去。疫情总会过去，国际交流尤其是与欧洲学者的交流将会更频繁地展开，希望年轻的学者要更多地参与到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当中。（整理人：祝轶晨，上海欧洲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