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8日，上海欧洲学会联合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在上海社科院举办了“世界变迁与中欧关系发展战略研讨会”。作为学会参加“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五届学会学术活动月”的一项重要活动，研讨会得到学会成员的积极响应,近50位学者出席了会议。研讨会由戴炳然会长主持，名誉会长伍贻康教授、复旦大学陈志敏教授、副会长杨逢珉教授、副会长徐明棋教授分别就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中欧双边政治关系、经贸关系及欧债危机等作了主题发言。
一、欧盟可能会分裂，多极化将越来越碎片化、无极化
伍贻康教授在关于世界形势发展和国际格局变迁的主题发言中指出：当前，欧债危机暴露了欧洲深层次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偶然的，或是政治人物的失态问题，这些问题表明，欧洲的体制、结构出了问题。欧债危机更多的是欧洲一体化中出现的问题。欧洲一体化本身是一个创新的体制、机制，但半个世纪来，欧洲跑得太快了，欧洲内部差异太大，现行的体制适应不了。更重要的是大背景也出现了问题。现在，全球都在乱，整个世界乱了套，就是说，整个世界的社会、意识形态都在变。这就对整个资本主义体制、意识形态打上了问号。这不仅仅是欧洲的问题，不仅仅是哪个国家的问题。欧洲的政治家们无法适应这样的变化，虽然出台了很多“降火”的措施，但是没有办法解决现在的问题，因为根子是大背景乱了。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全球化发展太快，科技发展太快，意识形态变化太快，这些背景因素交叉感染，让世界发展脱离了常轨。世界在向更多元化发展。
关于欧盟和世界形势发展的未来前景，伍教授认为，如果任由危机发展、扩散，极而言之，欧盟有可能会垮，欧元可能��indent: 21pt; layout-grid-mode: char">陈志敏教授在主题发言中全面阐述了对中欧双边政治关系问题的看法。关于中欧政治关系现状，他认为，现在中欧关系已回归正常，但合作有限。现在所有的双边会晤和磋商都已恢复，在不少问题上双方也有协调，都表现了合作意愿。但是，总体上看，并不是每个重要问题都有紧密合作，比如利比亚问题上有协调，但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就直接使用了否决票。在其他方面也一样。最近中欧峰会被推迟，并不是欧洲人的报复，他们的解释理由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欧洲确实是出现了严重问题。目前看，中欧峰会的象征意义减少，但是有更多实质性意义的磋商会增加。
关于欧洲的国际政治地位。欧洲当前的问题使其出现了相对衰弱，而其他力量上升。但欧洲还是主导力量，它在非洲的影响力不能忽视，比如在利比亚问题上欧洲就是推动者，而且还赢了。欧洲在其周边地区、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更是不能忽视。我们不仅要看到欧盟的整体行动，还要看到成员国在国际中的表现。不仅要看到规模政治的问题，看这些成员国怎么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还要看到数量政治问题。欧盟问题不是只看欧盟机构，要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即欧盟机构加上成员国，看它们的总体影响。在伊拉克危机中，我们就看到成员国推动了军事行动。
关于欧洲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2003年中国对欧政策文件认为欧洲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在看，欧洲在世界的作用不太可能越来越重要，但是是不是越来越不重要呢？欧洲在中国外交中有重要战略地位。温家宝总理曾说我们不会改变欧洲战略地位，我们也在欧洲面前公开拒绝G2，表示了对欧洲的重视。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双边和多边两个方面。从双边看，欧洲的一体化会即使出现了倒退现象，剩下的一体化状况还是高过其他地区的一体化。中国与欧洲集团的关系很重要，它涉及到同占世界15%人口的这个集团的关系，而且也涉及了同世界上几个主要大国的关系，其中不乏与中国旗鼓相当的世界一流或二流大国。从多边角度看，中国有三方面利益：维护世界秩序稳定的利益，欧洲是自由贸易、繁荣稳定、联合国宪章等的创始者，这些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均势利益，欧洲可以平衡美国的单边主义，虽然现在中欧在这方面的合作淡化了，但是我们要考虑消极的均势利益，即防止欧美紧密联系、结成战略联盟对付中国；国际体系改革中的利益，有些改革是改革欧盟的利益，有些改革是改革美国的利益，比如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实际是要摆脱美元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中欧在这些方面合作符合双方利益。以上三个方面中欧都有共同利益，我们要从战略层面去考虑欧盟的重要性。
关于中欧关系的机遇和挑战。欧洲现在更多的转向经济议题，这导致欧洲的对华政策更务实，很多成员国希望加强与中国关系，这为中欧关系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但是，中欧关系也面临很多挑战。第一，欧洲坚持把意识形态放在主要议程的做法，中东北非变局就是例子。欧洲过去对中东北非也务实，但是那里的人民造反，虽然超越了欧洲的预期，但客观上助长了欧洲主张规范外交的那部分势力，使得欧盟规范外交处于一定地位，对华务实外交面临内部观念障碍。第二，欧盟决策机制改革。机制改革给对外政策决策带来了复杂性甚至困难，欧洲议会拥有更多的对外关系权力，而欧洲议会是规范外交的支点，其过多介入使欧盟对外有更多规范性追求，在未来中欧谈判中，欧洲是不是会考虑整体利益，欧洲议会会批准合作还是成为障碍，有待观察。第三，外向化还是内向化。目前，欧洲的外交明显转向了周边甚至是内部问题，峰会推迟就是例子。内部问题重要，外部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第四，领导人换届问题。欧洲人在考虑是同现在的领导人合作还是同下任领导人做交易的问题。
发展中欧关系的路径有5个，即：经济促政治（现在机会手段更多）、民间促政府（欧洲民间对中国态度负面）、改革促外交（双边关系中中国作出一些让步，对中国也有好处，会激发国内改革）、发展成员国关系促欧盟关系。总之，中欧关系的主题将由对称发展到对等，即由经济合作上的对称发展到寻求政治上的对等。中国对欧外交姿态应该是进取而有耐心。
三、中欧经贸进入快速持续行进阶段，欧债危机对中欧贸易影响不大
杨逢珉教授关于中欧经贸关系的主题发言，首先回顾了中欧经贸合作的发展历史，指出中欧双边经贸合作有以下特点：1、中欧之间没有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和障碍。2、中欧是战略互动的双边关系。3、双边贸易额增长很快。2004年中欧成了第一大贸易伙伴。2010年中欧贸易额达4300多亿，中国保持着欧洲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位。4、中国出口附加值低，进口附加值高。5、欧盟依然是中国最大的技术引进方。6、欧盟对中国投资项目门类、区域集中。7、多形式合作促进了双方关系的整体发展。
关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现状，她指出：1、中国对欧盟贸易稳健增长，动力强劲，中欧经贸进入快车道持续行进阶段。2、互信互利的经贸关系进一步深化。3、相互依赖关系进一步加深。4、双方贸易结构优化。一般贸易已超越加工贸易成为中国对欧出口的最大贸易方式。对欧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8.7%和3.9%。中国对欧盟15国投资占总投资90%多。主要是法、德、卢森堡等，此外还包括英国、瑞典、西班牙等。投资的行业主要是租赁和商业服务、制造业、金融业，这样的行业结构比过去优化，涉及领域多了，特别是银行业。5、欧盟贸易保护手段翻新，对华贸易摩擦持续升温,2010年欧盟已成为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世贸组织成员,所涉商品从纺织,轻工等传统低附加值产业逐渐向机电，电子等高新技术产业蔓延。欧盟还出台了一批对我国产品有影响的法案，包括2013年将生效《原产国标签法》，对我家具产业有影响；德国劳动保护和劳动医学局发表了“2011危险产品名单”，其中很多涉及中国；欧盟委员会第184/2011号法令，涉及产自或发自大陆的塑料产品；关于轮胎的标签法，涉及燃油效率、噪声等问题，这对我国影响大，欧盟是我国第二大轮胎出口国；2011年8月，欧盟对中国瓷砖地砖征收反倾销税；欧盟对中国自行车和零配件税延长5年。这些都值得我国外贸企业重视。
杨教授认为，中欧经贸关系能否健康发展，能否再上一个新台阶，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几个重要因素的发展变化：1,中欧政治关系的发展程度和相互信任程度；2,欧盟何时真正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从而减少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力度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3,中欧经贸合作及科技合作的潜力及互补程度。只要这些因素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中欧经贸关系就会在摩擦与妥协、磋商与双赢。至于欧债危机进一步蔓延对中欧贸易的影响，她认为，今年还看不出来，因为今年的合同是去年签的。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对中欧贸易影响也不会特别大，毕竟希腊人口少，才1000多万，而且产业结构中小企业比重大。所以说，欧债危机对中欧贸易的影响有影响，但影响不大。
四、欧洲央行制度上的缺陷使欧债危机短期内无法根本解决，世界经济将经历中低速增长的调整阶段
徐明棋教授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的主题发言中，首先回顾了欧债危机的由来。他指出，欧洲迄今已发生了四波债务危机。第一波是从2009年11月的希腊政府债务危机开始，当时欧盟内部没有迅速采取措施将其遏制在萌芽状态。第二波是爱尔兰，由于房地产泡沫大，金融危机中政府用财政救助，使得财政下滑超过欧盟下滑幅度。第三波又回到希腊，因援助资金不能到位，新一波危机产生。今年7月欧盟就救助希腊达成了新协议，但这时市场已经对欧盟援助能力怀疑。第四波是今年9月底，由于救援金又没到位，市场开始抛售欧债。欧盟的危险在于，希腊、爱尔兰的债务危机向西，葡，意三国蔓延，危机国家财政赤字高，债务负担重，对外净负债率高，经济增长前景差。
徐教授指出，欧债危机除了长期寅吃卯粮的财政状况、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引发债务快速增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缺乏协调和配合、解救危机上意见分歧和动作迟缓、市场投机和操纵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欧洲中央银行制度上的缺陷和欧盟解救危机的错误措施被市场放大。欧盟解救主权债务危机的思路仍旧局限在财政政策上，互相监督财政政策，迅速减少财政赤字，降低公共债务占GDP的比率，扩大EFSF，发行欧元区联合债券，但这些措施都有其局限性。这次的问题，不是债务负担重，也不是赤字，而是中央银行职能问题。如果不让欧洲中央银行发挥一锤定音的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欧洲债务危机在短期内无法根本解决。如果任凭危机扩大，希腊违约退出，欧元区能不能经受住市场考验值得怀疑，2012欧洲还会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目前欧洲中央银行没有义务为金融稳定和资产价格稳定负责，它首要责任是稳定物价。《里斯本条约》规定欧洲中央银行不准救助成员国，不能直接购买成员国政府债券，不准提供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融资。当危机最后威胁到欧元生存时，欧盟可能不得不让欧洲中央银行承担救助的责任。这将改变市场的预期，危机的形态将会改变，通胀将可能成为主要的风险。
徐教授认为，欧债危机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紧缩的财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如果欧洲中央银行直接购买成员国债券，那么全球流动性过剩问题将更加突出。但是，世界经济不会因此陷入所谓的“二次探底”，总体看，世界经济将经历中低速增长的调整阶段。
主题发言后，与会专家围绕欧债危机、欧洲一体化前景、中国在危机背景下的对外政策等进行了热烈讨论。有的专家对欧债危机与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危机做了比较，指出，现在的危机主要是发生在全球体系中的，不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在整个国际体系中没有对抗性的斗争；是经济、贸易、金融、社会政治结构的调整；现在世界处在从大乱到大治的过渡阶段，国际体系在转型过程中；现在各国面临的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区域治理问题，除了合作没有其他路，所以说合作还是主流。关于欧盟和欧元的前途，不少学者认为不能悲观，生存是根本问题，因为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需要，欧盟不会分裂。有专家指出，危机后欧洲衰落的风险加大，欧洲作为世界平衡力量不断削弱，对美国军事的依赖增强，美国成为超级发达国家，这会增加单边主义和战争风险。这对中国外交布局将产生连带性影响。发达国家进一步分化，将加速G2的诞生。这里的G2不是两个国家，是两个集团，即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同美国的G2。中国应重新评估对欧政策，应该更多的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