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转型中的欧洲：挑战与趋势
——上海欧洲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综述
2011年12月29日，上海欧洲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上海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共60多位会员参加了本届年会。学会名誉会长伍贻康教授和副会长冯绍雷教授主持了会议。本次年会的主题是“国际转型中的欧洲：挑战与趋势”，与会学者们紧紧围绕欧洲债务危机这一重大事件，从欧盟与成员国两个层面对欧债危机的原因及其影响、成员国在危机应对中的表现、欧债危机的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通过热烈而富启发性的研讨，加深了对欧洲在国际转型中所面临巨大挑战和未来趋势的理解与把握。
一 欧洲债务危机的原因与影响
会议首先对欧盟经济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复旦大学的丁纯教授指出，2011年欧洲经济具有四大特点。第一，欧债危机深重、负面影响广泛，致使金融系统脆弱、高失业率和紧缩政策进而导致需求疲软、政治僵局及决策机制瘫痪。第二，银行及金融业的危机成为主要威胁。核心区国家与外围国家金融争利，侵蚀到银行体系，而银行体系脆弱又影响到经济。法国坚持希腊债务减记不能过多的主要原因即考虑到其自身银行体系的安全。第三，双速经济现象日渐明显。双速欧洲一向存在，对是否存在双速进行讨论是一个伪命题，目前的状况是这种双速差距变大。第四，经济治理倒逼前行，没有摆脱亦步亦趋的被动局面。由于治理措施的协调过程充满博弈，2011年10月与12月的两次欧盟峰会都没有取得治理上的主动权，目前为止始终是在补漏洞。欧盟面临死亡增长、严重失业的长期问题。他认为，2012年欧洲经济可能发生先抑后扬的情况，因为欧洲的经济金融改革已经有所进展、相关成果将逐渐显现，其前景将主要取决于美国、新兴经济体及欧元区的公共政策决策。
对欧债危机的原因与治理措施，丁纯教授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一是欧洲一体化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决定而非经济上的优化组合，二是欧元区国家没有达到实现单一货币所需的要素完全流动的最优通货区的要求，三是制度设计存在诸多硬伤。丁纯教授指出，欧债危机的主要治理措施包括，一是短期的“急救”，目前最为急迫的是强化救助机制、稳定金融市场、夯实银行体系、完善货币联盟的治理机制，二是中期的“固本”，主要着眼点是深化财政协调和金融监管，加强财政联盟治理，三是长期的“强身”，即提高竞争力，促进经济的灵巧、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缩小结构性差距，促进经济联盟的治理。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忻华副教授从希腊国内经济与政治结构的特性对希腊债务危机的形成作了具体分析。他指出，任何一国的经济演化都会在内外多种结构性因素和偶然扰动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逐渐进入特定的轨道，即所谓“路径依赖”。这种路径的选择, 可能含有随机的成分，但一旦经济演化与其外部结构形成稳定的互动机制，即所谓“锁定”，就会进入不可逆、乃至不可偏转的加速运动。希腊在冷战时代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 使其经济出现了对外向型、市场化、全球化的“路径依赖”，但因其人口结构所限，而无法走上出口导向型的道路。此后，希腊积极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借助欧盟的内部整合政策和内部援助体制，实现了高负债与高赤字背景下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其对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路径依赖”，进入了“锁定”的状态，结果希腊国内经济形成了高福利与低税收并存、低储蓄与低投资下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接近刚性的高失业率三大特点，使其高负债、高赤字进入不可逆的加速运动状态，最终导致外债膨胀而引发危机。
关于欧债危机的影响，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戴启秀教授认为，欧债危机引发了欧洲经济和政治层面深层次治理问题和制度困境，也是对欧洲迄今为止通过制度性建设推进欧洲一体化方法的一次重大挑战，其核心问题是欧债危机将导致欧洲的分裂和解体还是将促进欧洲一体化。面对欧债问题，需要从欧盟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审视欧盟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应对、解决进程和在此过程中达成的共识。观察解决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欧洲大陆后现代发展模式与英美模式之间的制度性较量，欧洲应该能够延续欧洲一体化发展历程的传统思路，并通过制度创新来把握未来欧洲一体化发展趋势和方向。第一，欧洲一体化的危机是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动力。从德国、法国等西欧主要国家的战略考量、外交定位来看，强化欧洲合作和推进欧洲一体化模式的对欧洲政策都是这些国家的战略核心之一，也是其外交政策的主体支柱。因为，对内，欧洲一体化是欧洲各国和平、安全和公正的保证。对外，统一的欧洲更是与美国、俄罗斯和新兴大国进行竞争的必然选择。第二，欧洲一体化发展基于政治家具有的敏感欧洲历史意识。欧洲政治家都有着敏感的欧洲历史意识。他们都认识到，今天的欧洲就是从痛苦的历史中吸取教训的结果。历史不容许倒退，倒退意味着战争。很难用经济学数据和图表能够说明，更难用危机理论来诠释目前的欧洲。欧盟治理模式的制度建制是欧盟成员国间“平权合作”（国家层面）和欧盟层面“整合扩大”（超国家层面）这种双重治理的一体化模式。这一政治制度二元逻辑特质也构成了一体化特殊之处，其内在的推动力来源于其结构，同时，矛盾和冲突也来源于此结构。第三，欧债危机为欧盟带来制度创新。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对欧洲的挑战和为欧债危机的解决，欧盟在制度层面推出三个方面的主要举措：欧盟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有限的财政联盟进而甚至建立经济政府，进行欧盟层面的制度性改革、修订欧盟制度框架《里斯本条约》。
丁纯教授指出，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已通过多渠道向全球扩散。第一，欧盟的经济衰退通过贸易与投资渠道影响全球各大经济体。在国际贸易方面，美、中、俄等欧盟主要贸易伙伴受到冲击。2010年中国对欧盟出口同比增长了31.8%，而2011年1～11月份同比仅增长17.4%。在国际投资方面，欧盟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即流出的投资资金）总额和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即流入的投资资金）总额分别由2009年的2810亿欧元和2160亿欧元锐减到1070亿欧元和540亿欧元，跌幅分别高达62%和75%。第二，欧债危机导致欧元地位下降、欧债投资者面临损失、国际资金流向发生改变、欧洲资产流动性下降等状况，加大了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
同济大学的王义桅教授从战略层面分析了欧债危机的影响，认为欧债危机是以一些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折射的欧盟一体化危机，由于发生在欧洲衰落的时代背景下，其溢出效应被放大。从本质上说，欧债危机的爆发是欧洲一些国家产业空心化和国际比较优势萎缩的结果，是其生产方式无法维继民众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政治危机，最理想的解决结果也只能以财政联盟挽救欧盟作为多极化世界一极的命运。从现实表现看，欧债危机不仅对欧元区经济、欧洲一体化进程、世界格局走向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且加大了德国和欧元区其他成员矛盾、英国与欧元区国家矛盾、美国和欧盟的矛盾、欧元区与世界经济矛盾，使欧盟未来数年内忙于做内部功课而非热衷于全球治理，倾向于走务实的地缘经济而非价值观路线，严重削弱了欧盟的硬、软实力。然而，欧盟正借助危机加速推进一体化，其成效将舒缓而不能化解欧盟的战略颓势，增添了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中国应抓住战略机遇，通过地缘经济手段增强我对欧战略影响，确定以对欧大国关系尤其是中德关系为主轴、以地区支点国家为依托、以问题国家为突破口的对欧外交新思路，改变以欧盟机构为重心、纠缠于老问题的传统对欧外交格局。
二 成员国在欧债危机中的表现
同济大学的郑春荣教授对德国在欧债危机应对中的表现进行了介绍并主要从其内政因素的角度进行了重点分析。欧债危机如果没有德国的支持，或者违背德国的意愿，将无法得以解决。但是在欧债危机发生之时，德国从主观上并没有做好牵头解决欧债危机的准备、没有解决问题的现成办法，默克尔政府更被认为是在采取拖延战术从而增加了救助成本，所以引发了外界对其危机中的外交政策与欧洲政策的不满。从某种角度可以说，欧债危机亦是德国自身的危机。起初，德国在救助希腊问题上比较沉默，认为这首先是希腊自己的事情，并不情愿施以援手。随着希腊危机和欧元危机进一步的恶化，基于维护自己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德国开始利用自身力量，开展某种类似于单边的行动，让其他国家遵守德国规则，效仿德国模式，以帮助走出危机。整肃财经纪律是德国在危机应对中行为模式的核心，具体表现包括：按德国的条款和条件给予希腊救助；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危机解救；要求私人债权人参与危机解救，有关银行进行债务减记；在不改变欧洲中央银行的根本宗旨和基本职能的前提下同意有限扩大欧元救助基金；引入债务刹车器以及自动惩罚机制；哪怕以“双速欧洲”为代价也要修改条约。此时，法德轴心虽然犹存，但重心朝着德国推移。法德解决危机的理念不同，而最终是德国的立场得到了贯彻。德国依然是“欧洲的德国”，但是在一个“打上德国烙印的欧洲”中，德国在其中有意识地谋求领导权，而这引起了邻国对“新德国问题”的警觉。
郑春荣教授指出，默克尔在欧债危机中的应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内因素的牵制，日益以本国（经济）利益为中心制定对外政策，我们对德国在欧债危机应对中的种种表现可从其内政角度挖掘原因。第一，多数德国人反对救助希腊以及扩大对希腊的救助，反对对希腊债务减记。多数德国人认为欧元给德国带来的更多的是不利。民调显示，不仅仅多数德国人对于欧元的印象负面，而且有一部分政治精英也有同样观感。默克尔虽然意识到，德国作为出口大国，从欧元区中获益颇多，并且德国银行亦被深入整合进欧元区，但是出于谈判策略的考虑，她在公开场合却很少作出相应解释。此外，德国工会方面批评政府没有与民众进行良好的沟通，导致民众无法认识到欧元的重要性，推行相关政策阻力颇大。第二，欧债危机爆发后，欧元稳定已成为德国民众首要关注的议题，远远领先于失业、经济状况、教育与养老金等议题，这也影响到德国不同政党在欧债危机中的立场。基民盟的立场是不希望希腊破产，拒绝把希腊踢出欧元区，同时基于宪法的规定反对引入欧元债券。但是这个立场受到部分党内人士的批评。基社盟、自民党成为执政联盟中欧洲政策上的干扰因素，尤其是处在危机中的自民党寄望于反欧与疑欧言论突出自身形象、拉拢部分选民。社民党、绿党等基本上对欧元债券持支持态度，将该议题成为反对党的先占议题，从而给现政府的政策制定制造麻烦。
华东师范大学的潘兴明教授对英国在欧债危机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英国首相卡梅伦在2011年12月明确表示不同意签署加入新的财政公约，英国对欧盟的集体行动再次表现出了强烈的暧昧甚至背离态度。这种态度虽然使卡梅伦受到了欧洲同伴的谴责，但却得到了国内舆论的好评。卡梅伦的行为反映了英国对欧盟的固有立场，即一是在不损害英国利益的前提下支持欧盟的决议，二是英国在欧盟属于例外，三是英国没有也不准备全面融入欧洲一体化，四是英国对法德在欧盟的领导权不提出挑战，但会避免法德影响力过大。英国的立场与其对国家主权的认识密切相关。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国内的疑欧主义一直十分强大，其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欧洲大陆的一部分。英国对把国境管理权交给意大利此类国家感到很不可思议。在可预见的未来，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仍然会相对紧密，其不会退出欧盟。第二，英国会继续游离于核心欧洲之外，对欧洲一体化的深化持消极立场。第三，英国保守党的疑欧主张与行为会对其内政产生反作用，不利于联合政府的稳定。
三 欧债危机的前景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与重点
关于欧债危机的前景及其给欧洲发展带来的挑战，与会学者讨论热烈，观点也有所不同。有学者对欧债危机的解决前景表示悲观。由于欧洲各国在利益上缺乏共识，制度安排上无法做出有效决定，目前在恢复市场对债务国债务偿付能力的信心这个根本问题上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市场信心是欧债危机的核心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好该问题，要想在短期内解决危机的希望十分渺茫。有学者对欧债危机以及欧洲一体化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欧债危机的深层原因是欧洲在全球层面缺乏有效竞争力，根本问题是欧盟内大小国家经济实力不对称。面对危机，政治意愿是解决危机的关键，法德领导人应该能够达成妥协使联盟利益超越民族利益，进而实现欧盟发展的长远战略。目前，中东欧国家对欧洲一体化包括欧元的支持较为坚定。历史经验表明，危机是欧洲一体化的动力。欧盟的创新能力，特别是体现在治理领域，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区域。欧盟总能在面对危机时找到制度创新的办法。此次危机即使造成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欧元区缩小，而一个实现有效财政联盟的小欧元区反而是一种更激进的一体化。面对全球范围内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美国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等现实压力，欧洲没有道理放弃已有的一体化成果。也有学者认为欧债危机发生后，欧洲的对华立场会更加现实和理性。虽然中欧间认识世界观的角度可能不一样，欧洲也有一些遏制中国发展的声音，但不一定会发生价值观冲突。金融危机发生到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更加积极了。
结合讨论的问题，与会学者还对国内欧洲研究的方向与重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专家对2012年法国总统大选前的法国社会党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如果社会党选举获胜上台，将会推行与现执政党人民 运动联盟不同的欧洲政策。欧洲的政治特点是选举政治，每个国家的政党和领袖都有不同的政治色彩和风格，其上台后对整个欧盟的发展与政策也都有不同的影响，我们需要重视对欧洲政党的研究。有学者指出，德法在欧债危机中的作用十分突出，英法在对利比亚危机的干预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各个方面看，成员国在欧盟中的地位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陈乐民教授一代的学者已经提出过加强对欧盟成员国研究的问题。我们对欧研究确实应在一定程度上要向成员国回归，但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的回归，是在三十年欧洲研究的已有基础上开展更好的欧洲研究，是将欧盟与成员国结合起来的统筹研究。还有学者指出，欧洲研究不能只做欧洲本身或仅仅包括中欧关系的研究，只有放开眼界，将欧洲一体化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区域化进行比较，将中欧关系与中美、中俄、欧美、欧俄等关系结合起来看，才能对欧洲发展、中欧关系作出更准确的研判。
会长戴炳然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指出，近几年，国际局势动荡，中美关系、周边关系表现得非常复杂，而中欧关系则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金融危机蔓延到欧洲后，欧洲一下子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我决策部门对欧债危机的发展情况也很重视。欧债危机对我们国家来说不一定是坏事，需要的是我们能抓住其中蕴藏的机遇。目前来看，国际体系正在转型，在这期间加强对欧盟力量的研究显得十分迫切，尤其需要加强对欧盟成员国的研究。欧债危机，既是钱的问题，但又远非钱的问题，是市场信心问题，也是整合资源的能力问题。欧盟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出现的，其缺陷是必然的，其发展也缺乏长远战略。欧洲今后的发展趋势，从中国、美国、欧洲自己的不同立场与角度看，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需要我们研究人员进一步的深入思考、提出有见地的看法。
（作者简介：杨海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欧洲学会咨询部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