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 转型 对话
——北约的未来战略
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欧洲各国纷纷削减防务开支，2014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将会撤离阿富汗，北约未来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在新的形势下北约如何转型，北约如何发展同日本、蒙古的关系，美国同北约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是否会扩大，北约未来同中国发展关系有哪些基本的设想。2012年7月24日，北约政治和安全政策事务部高级经济学家艾德里安·P·肯戴（ADRIAN P. KENDRY），到访上海欧洲学会，就上述问题与我会叶江、张祖谦、王义桅、刘军、何奇松、曹子衡、忻华、叶雨茗、杨海峰及秘书处其他成员进行了讨论，现将肯戴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北约面临新挑战
（一）金融危机的挑战
北约的传统任务是集体安全、共同防御、共同应对。现在人们对这些传统的做法提出了疑问。金融危机对北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已经开始限制其与全球伙伴的对话。所以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一直在问，今后北约到底能做些什么？目前看来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北约成员国对共同的前景、世界经济的前景皆持不确定态度。
北约和欧洲国家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直接的表现就是北约成员国缴纳会费的积极性在降低。未来北约将会同时削减民事和军事预算。民事预算用以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维持机构运转等，而军事预算则包括建设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军事和非军事行动的资金。在未来5年内，由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会削减防务预算，使得整个北约组织用在防务方面的预算相应减少，北约的预算将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在西方世界经济处于长期衰退、金融危机对北约冲击远超人们想象的情况下，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提出了“灵巧防卫”等政策。
（二）新安全问题的挑战
拉斯穆森在2010年强调，北约应该把正在出现的安全挑战纳入到考虑范围。北约以前有一些部门，如政治事务部、公共外交部、防卫计划部门等，现北约成立了新的部门，即正在崛起的安全挑战应对部门。新成立部门应对的议题包括：能源安全，反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网络安全，以及用战略性的眼光看待未来安全发展。
二、北约的对外转型
（一）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关系
北约希望发展同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的合作。由于大国的合作，世界出现了相对稳定的繁荣发展与和平。目前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拥有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而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日益变得强大，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北约和这些新兴经济体发展怎样的关系，对北约同这些国家来说更好的全球安全应该是怎样的。拉斯穆森在2011年《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最近亦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表示，北约愿意和更多新兴国家，尤其是和中国、印度、巴西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开展对话。因为北约和这些国家面临着共同的安全挑战。拉斯穆森指出，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应该参与全球多边合作组织或机制，这些国家应在最高层次的多边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尤其是在国际经济组织，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改革中发挥更多作用。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些活动和变化已经释放出了此类信号。
北约已经和俄罗斯建立了对话关系，即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但和俄罗斯的对话并非易事。尤其是在反导问题上，俄罗斯视北约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是挑衅性的，但是北约则表示部署反导系统完全是防御性质、并不对俄罗斯安全构成威胁。
（二）与全球伙伴国家的关系
“全球伙伴”是北约同欧洲以外国家发展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北约和这些国家主要探讨应对双边安全挑战的问题。这一进程在近年来的发展尤为突出，除了日本以外，北约与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蒙古等也建立了伙伴关系。日本是北约的8个战略伙伴之一，也是第一批4个战略伙伴中的一个。在2011年海啸引起的日本福岛核事故中，北约和日本政府合作成为了一个很好案例。最近，应乌兰巴托政府提出的要求，北约与蒙古建立了全球伙伴关系。目前双方的关系主要是在科技领域，双方成立了很多科技合作项目。
三、北约的对内调整
（一）坚持共同价值理念
北约是一个共同体，维系这些成员国的除了共同利益之外，还有共同价值理念，如法制、民主和一些治理方式等。所以，北约不仅在它的奠基性条约之中陈述了这些价值理念，在北约每一次的峰会和宣言之中也反复提到了成员间共享的价值理念。
（二）维持一致决策机制
北约华盛顿峰会之后其成员国数量扩展很快。当时在峰会上，人们认为北约还是跨大西洋的欧美之间的联盟组织。此后有不少华约成员国和前苏联加盟国加入北约，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在北约内部出现了一些紧张局势。现在北约多达28个成员国，但其共识原则仍然在实施，对于某一个提案，每一个成员国都要表示相当程度的同意，至少不能反对才能够通过。
（三）维护美国核心地位
对于美国在北约的地位，在北约内部存在很多观点分歧。有人提出北约欧洲化的问题，目前北约有21个欧洲成员国同时是欧盟成员国，所以北约欧洲成员国的行为，体现了欧盟的意志。有人认为北约仅仅是美国的代表，是美国向欧洲发声的渠道，是美国的战略性工具。肯戴认为，美欧是一种复杂关系，但与8、9年前相比，现在的跨大西洋关系反映出了一种相对成熟。在911袭击之后，根据北约章程第5条“对北约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将被视作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北约参与了在美国海岸线的空中行动，以侦查是否还有被劫持的飞机，但这些空中行动只是象征性的，维持整个北约运转的核心不是在布鲁塞尔而是在华盛顿。最近的利比亚事件则显示出，现在的北约希望欧洲能更多的应对挑战。
（四）鼓励欧洲承担责任
美国强化在亚太的存在带来了一系列疑问，美国是否会放弃自己在欧洲的声音而重新发出自己在亚洲的声音？美国在亚洲的返回是否表示北约要参与亚洲事务？美国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鼓励欧盟更多的参与亚太地区事务是否表示欧盟在亚太地区拥有更多的利益？对于美国来说，鼓励欧洲更多参与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并非心存恶意的，美国并不希望在这一地区产生新的不稳定。美国希望欧盟更多地介入到亚太地区，是因为美国认为和欧洲在亚太地区有着共同的挑战。美国希望欧盟加强和美国在海上安全的接触合作。从这个方面来看，美欧在海上安全的合作也需要亚太国家如东盟的加入。美国认为，欧洲不应该仅仅只聚焦于内部的事务而过于内向。所以美国希望欧洲能在亚太地区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欧洲来说，欧洲与亚洲的经济关系是欧洲特别是欧盟现在占主导地位的考虑因素，安全问题不是欧盟考虑的最主要方面，并且亚太地区也不是欧洲危机管理的传统范围。
四、北约愿与中国进行积极对话
（一）尊重是互信的前提
在谈到北约和中国互不信任的问题上，肯戴表示，在1999年以前中国很少有人关注北约，但北约“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导致了中国对北约敌对性的增加。现阶段中国和北约互不信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正在面对更加复杂的情况，二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实施再平衡。拉斯穆森希望把中国与北约这种战略上的互不信任变得缓和一些。但由于北约秘书长是全体成员国任命的公务员，并不是唯一可以做出决定的人，所以关键要看中美关系。中美两国的相互依存在加强，双边关系就如好坏并存的“婚姻”关系一样。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接触政策越来越强烈，就像美国“国防评估报告”提出的那样，美国在亚太地区变得更加容易被看到了。在美国确实是有一部分人希望积极推进与中国的接触与合作，但美国也有另外一部分人对中国的看法并不非常正面。他们觉得在汇率等对外经济政策方面需要中国有更多的改变。所以中美在一些领域关系有所缓和，但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中国在处理内部问题时有其特定价值理念，有些方面可能和北约的价值理念重合，有些则不同。所以对于北约和中国发展关系的前提来说是要相互尊重。一方面，中国应该得到国际社会尊重，因为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很多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北约希望中国在联合国发出更加负责任的声音。
（二）共同的安全利益
肯戴表示，中国和北约之间有着共同的安全利益，如打击海盗、维护国际航运通道安全、人道主义援助、安全事务、发展援助等。海上安全对于中国的意义不言而喻，海路是保证中国将能源通过一些敏感海域输入进来的重要通道，是中国出口的重要途径，这同样也是全球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印度洋的巡航和对索马里海盗的打击一致称赞。在海上安全方面，中国和北约有着共同点，这是双方相互交流的要点。此外，北约也承认中国在非洲有着非常重要的利益。
（三）阿富汗的现实挑战
阿富汗是中国和北约面临的共同挑战。北约将在2014年撤出阿富汗，很多国家也将在2014年撤出对阿富汗的援助。现在很多国家如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向阿富汗提供了援助。如果到2014年援助都停止或撤出的话，北约对阿富汗是否会出现真空、这些权力真空是否会带来不稳定表示担忧。北约和亚太地区之间的关系因此也会受到影响。肯戴认为，阿富汗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邻国，上海合作组织能给阿富汗带来积极影响。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和阿富汗签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国家。中国可把自己的专业技能带到阿富汗去，帮助阿富汗进行建设。
（四）叙利亚问题带来的分歧
目前，中国和北约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分歧。中国处理叙利亚问题有自己的原则。肯戴认为，围绕这一原则，中国和北约需要消除误解、予以相互尊重和理解。北约不能对中国主观臆断，中国也不能对北约的意图动向主观臆断。就像拉斯穆森在《外交事务》杂志上谈到，这种主观臆断可能是主要障碍。叙利亚问题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即不同国家在不同的价值理念和原则的指导下如何处理极其复杂的国家关系。叙利亚现是一个正在解体的国家。该国出现了宗教的不平衡和混乱，什叶派的统治受到了逊尼派力量的挑战。中国奉行的不干预政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甚至引爆宗教混乱。北约和中国需要开展积极对话，包括对土耳其、黎巴嫩、伊朗这些中东国家都需要双方进一步的关注和讨论。（上海欧洲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