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6日下午，由华东理工大学欧洲研究所承办的上海欧洲学会2015年学术年会在该校逸夫楼召开。该校商学院院长阎海峰教授、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研究员首先致辞，对与会者表示欢迎和致敬。副会长杨逢珉教授、副会长陈志敏教授先后主持了会议。近60位学会会员出席了会议。
秘书长曹子衡首先汇报了学会2015年的工作。一年来，学会继续保持了活动频次高的特点，共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术研讨交流活动30次（40人以上的大中型会议6次，与其他机构合作举办学术活动7次），参与这些活动的总人数达530 人次，展现了学会的凝聚力和活力；接待来访境外专家学者12批28人次，涉及美国、欧盟、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意大利、匈牙利、葡萄牙、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英国、波兰、捷克、黑山等15个国家（组织）。其中，拉脱维亚、黑山等是我会首次建立起联系。学会还与匈牙利赛格德大学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欧洲议会议员伊什特万博士获聘担任我会名誉顾问；编发《欧洲观察》12期，《研究报告》3期，《欧盟与世界丛书》又出版6部（整套丛书已出版12部），媒体采访报道学会活动2次，会员以学会名义在媒体发声或接受采访多次；学会还开设了微信公众号，为会员间学术交流、信息传递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学会在咨询服务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效益。年内，学会获得“2012-2014年优秀科学学会”称号。戴启秀、张骥荣获“优秀学会工作者”称号。学会获得了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九届（2015）学会学术月活动“优秀组织奖”。回顾2015年的工作，有以下特点：紧密结合欧洲形势和中欧关系发展中的重大热点问题开展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内部研讨质量高；青年学者参与度高，贡献力大；学会的影响进一步提高。曹子衡还代表学会理事会提出了2016年学会工作思路和计划。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工作报告。
会议以“2015年的欧洲：危机与应对”为主题进行了学术研讨。张永安、丁纯、潘兴明、钱运春、胡键、臧术美、姚勤华、郑春荣、刘丽荣、肖云上、陈琦、张骥、忻华、夏立平等14位专家学者分别作了主题发言，从欧洲的反恐、难民、中东政策、北极政策、多元文化、“一带一路”对接等视角，共同探讨了有关欧盟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遇到的挑战与前景。随之，与会学者展开了热烈的交流讨论。最后，学会会长徐明棋研究员作了总结。
关于欧盟经济和欧洲一体化
学者们指出，2015年欧盟经济发展的特点是，欧洲经济缓慢复苏，失业率逐渐减小但青年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明显减小但债务仍居高位，外贸差额相对年初逐渐回升，通货紧缩阴影仍强。欧央行采取的QE，有一定的刺激效果，然而现在通缩压力仍然较大，通胀率难以上升。展望2016年，欧盟经济增长和就业继续保持缓慢攀升态势，公共债务负担有望继续降低，通缩风险可控。
学者们认为，60多年的历史证明，危机是欧洲一体化的动力。没有危机，就不存在欧洲一体化的扩大与深化。化解第三次危机需要欧盟以及欧盟各成员国发挥政治勇气。布鲁塞尔必须在如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才可能发挥政治意愿，与法德等国一道，携手解决难民危机：欧盟内部加强难民安排的协调问题；货币联盟与财政一体化不同步问题；统一大市场的要素自由流动和成员国移民政策不一致问题；不同生产方式和社会安全网“型号”不协调问题；伊斯兰难民的欧洲化与文明冲突问题。今天欧盟站在一个新的历史十字路口，欧洲是还是加快欧洲一体化，尽快消除难民的内部因素，还是任由极右翼势力坐大，加大排外的力度，最终冲击欧盟自由民主人权的核心价值观。这两股力量的竞争，决定了欧洲的未来。
有学者指出，欧盟正悄悄地发生着一些变化。欧盟由6国发展到现在的28国，历年来的扩张表明，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一体化俱乐部逐渐转向了由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组成等的一体化组织。欧洲统一正在成为可望不可及的形象化目标。更多的国家追求的似乎只是具体的利益。欧洲一体化与其它地区的一体化的不同在于其目标。罗马条约表明是为了欧洲的统一。远大的目标只有一个入口，即经济合作。这个“入口”的背后反映的是成员国的利益。在国家利益与欧盟的目标之间，国家利益必定是在第一位的。因此，就有可能因为过于强调国家利益而导致集团行动迟缓，甚至于陷于停滞。但是，欧洲一体化会不可能逆转。对于中国而言，可能是一个难得机会。中欧加强合作的契机是一带一路。在欧盟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之际，加强同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合作，是欧盟发展的机遇。
关于难民危机及其影响
有学者指出，在难民问题上，欧盟作为主要的接纳和目的地，已经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欧盟要坚持所奉行的价值观，必须向难民打开大门；另一方面，欧盟在接纳能力和内部协调方面困难重重，难以顺利安置如此数量的难民。一百余万难民涌入欧洲，特别是德瑞意法等欧盟主要成员国，给尚未走出欧债危机的欧盟造成巨大冲击。不仅社会稳定和治安受到严重影响，而且欧盟内部的分歧再次凸显出来。难民潮带来了全面的挑战和问题。在经济上，欧盟及成员国的经济负担明显加大，同时有可能对本国公民的就业和社会福利产生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方面，难民潮产生的影响更加复杂和深远。这次难民潮中的难民种族、民族、文化构成均与欧洲相异，势必对欧洲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造成明显的冲击和改变。二战之后为应对非殖民化带来的巨大移民潮（含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欧洲国家采取了同化和多元文化等政策手段，结果均收效甚微。在宗教因素介入的背景下，同化几无可能，多元文化也不起实质的作用。欧盟成员国面对国内频频发生的种族和族群冲突，已经显得手足无措。新的难民潮的到来，将会加重这个已经存在的冲突问题。欧盟引以为傲的价值观，在这里似乎难有作为，反而成为引发难民潮和非法移民潮的一个重要因素和媒介。在安全上，欧盟及成员国的安全压力明显加强。
但是，欧洲在应对难民方面已有十分丰富的经验，上百万难民和移民在欧洲5亿人口中占得比例有限。而且，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制度化建设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符合欧洲国家的总体利益，不会因难民潮发生重大逆转。大量难民选择欧洲作为避难目的地，本身说明欧洲在经济、道义及人道救援方面的吸引力。
也有学者认为，欧洲难民危机尚未对欧盟政治格局与社会稳定构成全局性影响，不必过于恐慌。表现在：欧洲难民危机具有局部性特点，还没有席卷整个欧洲，真正遭到难民冲击的仅限于英、法、德、希腊、土耳其、匈牙利、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少数国家，德、法等大国希望通过“分摊”难民压力和“上交”难民责任以减轻自身负担转嫁难民风险，从而放大了危机的负面效果。同时要看到，难民问题虽然助推了右翼势力抬头，但还没有改变欧盟成员国的政治生态和政党执政结构，巴黎恐怖事件后，各国右翼势力总体支持率仅上升20%左右。这部分学者认为，欧洲需要认真思考的是，是否应该只从悲观和“危机”角度看待欧洲难民危机，能不能从积极的建设性角度思考中西亚和北非移民对欧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重新定位欧盟、欧盟成员国、各国民众与难民的关系，思考如何帮助这些流离失所者重返自己的家园，因为中西亚、北非的贫穷与动乱一天不结束，欧盟、欧盟各成员国及其民众就一天不得安宁。因此，尽管一劳永逸的方法还没有找到，但是以接纳的态度看待难民问题，以构建多元文化的认同来寻求和谐欧洲的未来仍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关于恐怖主义问题
巴黎暴恐事件震惊全世界。是当今世界恐怖主义的典型反映，是国际恐怖主义联动的又一重要行动。也是反思当今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契机和线索。但是，我们要寻求背后的根源，才能想办法根除，或者最大程度的减轻其伤害。
有学者认为，巴黎暴恐事件貌似与难民危机直接相关，实际上没有太直接的关联。因为实施者是法国公民，是更早时期移民到法国的阿拉伯裔青年。不可否认，此次难民危机，将增加以后恐怖袭击的潜在因素。但是，不能夸大难民危机与此次暴恐事件之间的关联。要理性、客观分析更为深层的原因。值得深思的是，巴黎暴恐事件实施者是法国公民，他们的特点是：受恐怖组织训练，年轻人，阿拉伯裔青年，社会边缘，心理因素，受过一定教育。从个人心理因素上讲，他们有一些共性，即脆弱，容易受鼓动，漠视人生价值。这些心理因素容易被恐怖主义组织者利用。要更加注重边缘年轻人的关心、帮助，有完善的体制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目前法国更加保守，对阿拉伯裔更加防范，从长远看，并不利于社会和谐，有可能进一步推动少数族裔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和暴恐行为。因此，此次巴黎暴恐事件的更的原因，是法国内部的社会管理、社会融入政策的综合反映。同时，也反映出欧盟治理的诸多弱点和漏洞。此次暴恐袭击是在比利时和法国联合操作完成的。欧盟内部的自由流动为犯罪分子的行动提供很多便利，而欧盟相应的联合治理能力有相对较弱，这就为暴恐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也有学者认为，巴黎恐怖袭击从表现来看与“9·11”事件以来的历次恐怖事件没有太多的区别，手段也沿袭了其他恐怖分子所采取的手段，其实质可能也有相似之处。他们认为，巴黎恐怖袭击的表现为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文明发展对资源的严重依赖之间的矛盾。二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将会以非正常的方式表现出来，恐怖袭击就是最通常的表现形式。国际资源的使用是以国力权力为前提的，国际权力是分配国际资源的最根本的工具。因此，强国在资源的使用上无疑就占据着优势。而这种资源分配格局必然会造成国际社会的不平衡现象。处于国际社会底层的成员最终会采取不正常的手段来表示反抗。虽然当今世界都在追求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但文明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不过，在巴黎恐怖袭击问题上，文明的冲突并不是表现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更多的是表现为同一文明在不同发展水平上的冲突。恐怖分子虽然处在当今世界文明中，但并没有真正跨进现代文明的门槛。包括“伊斯兰国”也是一样，它实际上是处于现代文明之外的非正式政治组织，是非正式政治宗教组织对世俗社会的重大挑战。
关于巴黎恐怖事件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巴黎恐怖事件显然不是单独的个案，它对欧洲、欧亚大陆以及整个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事件直接导致了法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反恐合作。俄罗斯打击“伊斯兰国”在目标上与美国的目标是不一致的。法国受恐怖袭击的影响参与到俄罗斯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中来，这意味着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联盟转变为俄法共同主导的国际反恐联盟。第二，在俄法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的时候，土耳其击落了俄罗斯战机，进一步加强了俄法之间的反恐合作。俄罗斯主动把反恐信息与法国进行分享，以巩固两国之间的合作。尤其是，俄罗斯得到了土耳其与“伊斯兰国”之间有能源方面的往来，俄罗斯把这个消息交给了法国，目的不只是在打击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更在于通过分化欧洲与美国的关系而巩固俄法之间的反恐合作。第三，在欧洲与俄罗斯加强反恐合作的情形下，美国在中东陷入非常尴尬的局面。由于土耳其无法洗清它与“伊斯兰国”之间的能源往来，美国不敢轻易支持土耳其以反对俄罗斯的制裁，从而也与法国、德国、英国在土耳其问题上的态度产生了矛盾。从这个角度来看，叙利亚危机很可能因俄罗斯战机事件、巴黎恐怖事件获得了解决的契机，至少打开了一扇窗户。叙利亚危机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之一。如果叙利亚危机一旦解决，中东将很有可能同主要大国一道参与打击“伊斯兰国”。而如果在叙利亚形成国际大联盟，中东的恐怖组织包括“伊斯兰国”、胡塞组织、博科圣地、穆兄会等都将很快作鸟兽散。
学者们认为，要从根本上减弱（完全铲除是否可能？）恐怖主义，需要从三个方面努力：（一）经济均衡发展。既要发展，又要均衡，二者不可偏废。要解决好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以及发展模式问题和文化冲突的问题；（二）协调不同利益群体、宗教群体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既是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协调，法国等西方国家内部也需要协调。（三）文明冲突。主要就是西方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性与以伊斯兰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应对。这三个方面是统一的，主要就集中在如何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当然，不能把宗教就理解为一定是传统的，应该也可以有新时代的存在方式。这是需要我们继续探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不能打着“普世主义”的旗号，挑起甚至培育地方矛盾，谋取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私利。这正是当下许多西方大国正在做的。因此，他们也是恐怖主义盛行的重要推动者。若不反思，不调整，他们反恐的目标恐怕只会事与愿违，越反越恐。不过最根本的，还是恐怖主义策源地国家的资深的和谐发展，这才是消除和弱化恐怖主义的根本之道。（整理人 曹子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