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盟和欧盟倡议下，1996年首届亚欧首脑曼谷峰会开创的亚欧会议合作机制，成为建立和发展亚欧新型平等伙伴关系的重要平台，对世纪之交的亚欧合作及全球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今年7月中旬亚欧会议53个成员国领导人将齐聚蒙古乌兰巴托，举行以“亚欧伙伴二十载，互联互通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十一届亚欧首脑会议，开启第三个十年的亚欧合作新历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充实亚欧合作提供了新的强劲动力，而最近的英国脱欧也将对亚欧合作产生一定影响。为推进亚欧合作及我国与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建设，2016年6月25日，上海欧洲学会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以及《世界知识》杂志社共同主办了“亚欧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讨会，来自京沪两地四十余名专家学者热烈讨论了在当前全球化陷入低潮、亚欧大陆地缘政治格局重组的转型时期，亚欧会议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一带一路”建设与亚欧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英国脱欧后的全球化、一体化发展态势和中欧关系走向等重大议题。
一、全球化陷入低潮对亚欧会议的冲击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余建华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叶江研究员和周士新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张浚研究员等与会专家指出，亚欧大陆两端之间的交往历史源远流长，为顺应全球化需求而建立亚欧会议，成为建立亚欧全面新型伙伴关系的重要平台。然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亚欧会议的活力和有效性逐渐递减，反映出在全球化陷入低潮的国际大背景下，地区间层次的合作正面临着全球治理不足的困境。
首先，亚欧会议中的力量对比失衡。起初，亚欧会议共有26个成员，亚欧双方的成员数量比为10：16，但经过五轮扩大后，亚欧会议规模已达53个成员，亚欧的力量对比为22：31。欧洲一方主要是欧盟及其成员国，其内部协调能力远胜于为平衡欧盟扩大而不断向东亚之外扩员、日趋松散的亚洲一方。同时，欧盟利用其力量和制度优势，在人权问题、南海问题上向亚洲国家施压，而拒绝将欧盟内部的欧债危机、难民问题等纳入亚欧会议的议程。亚欧双方在力量上的不对称和协调机制上的不对等损害了伙伴关系的平等性。
第二，亚欧会议的三大支柱发展不平衡。规模的扩大、成员的松散和力量对比的失衡，加大了亚欧双方凝聚共识的难度，并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这一对话机制的初衷。在政治对话上，由于欧盟和部分亚洲国家炒作缅甸问题、南海问题等敏感议题，各成员间的分歧和矛盾上升而破坏互信；在经济合作上，欧盟在缅甸加入亚欧会议后，寻找借口降格亚欧经贸部长会议并使之停摆；社会文化领域活动不少，但缺乏能见度和影响力。不仅如此，亚欧会议的成员和议题与欧盟—东盟双边对话、中国－欧盟首脑会晤等平行机制存在高度重合，削弱了其作为联系亚欧双方的桥梁作用。
第三，欧盟遭遇一体化挫折，缺乏继续通过推动全球治理引领亚欧合作的动力。对于欧盟而言，亚欧会议是其促进亚欧合作来实现基于“有效的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亚欧会议作为亚欧双方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合作平台，在地区间层面构成了全球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以自身的发展充实和加强着全球治理的内容和能力。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和全球治理的漏洞，普遍的经济衰退促使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反全球化力量兴起。随之，欧盟的一体化进程自欧债危机以来也一再严重受挫。欧盟成员国不再寻求以更广更深的一体化应对全球性挑战，而是将权力从欧盟机构重新转移到国家层面，在应对内外危机上由欧盟大国发挥主导作用。由此导致欧盟无法继续凭借自身的一体化成果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的力量，进而给亚欧会议带来负面影响。亚欧会议在全球经济治理上的口号多于行动，并且未能摆脱亚欧之间、亚洲国家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地缘博弈的阴影，支持社会文化活动的亚欧基金也缺乏相应的资金投入。
尽管如此，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会长潘光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伍贻康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戴轶尘博士、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杨海峰博士等专家仍强调，在国际秩序失序、亚欧大陆地缘政治格局重组所引发的动荡中，亚欧会议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一方面，在全球化遇阻的情况下，国家间以邻为壑的保守思潮抬头，更加需要亚欧会议这样的多边平台为各方搭建沟通渠道，探讨共同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亚欧会议在2010年、2014年也充当了大国开展首脑外交、管控******问题和乌克兰危机的平台，在应对突发性国际危机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等方面可以发挥有限但灵活的积极作用。
二、以“一带一路”激活亚欧合作
与会专家认为，亚欧会议进入第三个十年后需要重新激发其活力，关键在于如何通过调整、创新与完善亚欧合作机制，为当前供给不足的全球公共产品提供新的供给方案和工具，从而改变其在全球治理中少有作为的处境。中国作为亚欧会议的创始成员和重要参与者，可以重启亚欧经贸合作和推动亚欧互联互通建设，以支撑“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进而促使亚欧会议走出瓶颈期，提升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傅勇研究员和��宏伟研究员等专家指出，当前存在着借助亚欧会议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以“一带一路”建设来盘活亚欧会议的机遇窗口。
一方面，亚欧会议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提供了现成的协调机制。不仅亚欧会议的成员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度重合，而且其形成的政治对话、经济合作以及社会文化交流三大支柱的合作结构也与“一带一路”的“五通”一脉相承。在亚欧会议的框架下推动亚欧互联互通建设与“一带一路”的目标一致，并使之获得了开展务实合作的有效抓手，从而避免沦为只务虚、无实效的“清谈馆”。
另一方面，亚欧各方在推进互联互通上存在广泛共识，亚欧会议可以成为协调各类倡议和计划的平台，以共同合作来降低融资成本和地缘风险。在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前后，欧盟及成员国、俄罗斯和蒙古、中亚和南亚国家、东盟及成员国等亚欧会议成员都已意识到了落后的基础设施已严重制约了亚欧贸易的增长，纷纷出台“泛欧交通网”、欧亚经济联盟和“大欧亚伙伴关系”、“草原丝路”、“光明之路”、“东盟互联互通总计划”、“全球海上支点”等构想规划，以加强地区内部和跨地区的互联互通，并成立了相应的投融资机构。但是，这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方案，既有相互交叉、衔接之处，又有相互重合、对冲之面。受制于当前全球经济的萎靡，单一的国家和地区的力量也难以支撑投资规模庞大、建设周期漫长的基础设施项目。此外，这些互联互通的方案覆盖的地域还面临着阿富汗问题、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南海问题等一系列地缘政治风险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挑战。因此，亚欧会议作为一个灵活的、多层次的软机制，为各方提供了开展对话和政策协调的平台，有助于在互联互通上达成政治共识和务实合作，避免激化地缘政治竞争和冲突。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除菲律宾和印度明确表示消极立场外，欧盟、俄罗斯、蒙古和中亚国家对这一倡议的态度日趋积极，为推动亚欧经贸合作与互联互通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以往，欧盟在亚欧会议的议程设置上由其对外行动署起主导作用。但欧盟对外行动署没有对外经济权能，使之对亚欧洲际间的经贸合作、投资、金融、环境、交通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兴致不高。随着欧盟内部的“再国家化”趋势抬头，成员国以更为务实的态度来看待“一带一路”倡议中蕴含着的潜在经济机遇和地缘影响，促使欧盟逐渐从关注亚欧互联互通的制度和价值层面转向追求实际利益，开始接受中国以改善基础设施的物理联通为优先的理念。因此，重启被欧盟搁置的亚欧经贸合作部长会议的时机已然成熟，并需要尽快为其确定务实的议程而使之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动力。
在具体操作上，重启亚欧经贸合作和推动互联互通建设应遵循先易后难、从小到大、积少成多的循序渐进原则。中国可以利用这两个合作领域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特点，在亚欧会议框架下建立相应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小组，形成交流观念和技术的知识共同体，为达成政治共识提供智力支撑和具有操作性的合作方案。在此基础上，亚欧会议可遵循功能主义的合作路径，从目前各方都迫切需求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议题起步，在经贸合作和互联互通建设中探索最佳实践方式，形成示范效应后逐步推广到其他议题领域。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研究员指出，中国需要进一步明确亚欧会议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功能和定位，并要避免在这一多边平台上自说自话地设立互联互通的项目，招致其他国家的疑虑和反感。中国应借亚欧会议向各方阐明，“一带一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企业为主体、以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沿线各国政府和社会为其提供政治支持，通过扩大亚欧经贸合作来推动全球化走出低谷。因此，中国要考虑亚欧会议框架下的互联互通项目如何衔接区域市场与全球市场，并确立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项目运作方式以降低协调成本。中国可以将和东盟建立自贸区的“早期收获”模式沿用到亚欧会议的跨地区合作中，先向部分国家单方面开放市场以释放善意、克服政治障碍。
三、英国脱欧对中欧关系和“一带一路”的影响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英国脱欧增加了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冲击了欧盟的内政外交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需要在新形势下重新思考中欧关系的走势以及双方在“一带一路”上的合作前景，但对由此产生的广泛影响是否意味着全球化的逆转则有不同意见。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研究员指出，近年来国际局势的种种混乱表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已越来越不能满足全球治理的需求，英国脱欧也暴露出了欧盟治理模式的缺陷，而中国还不具备领导新秩序的能力，却被美国视为威胁。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出乎意料，意味着任何大国力图形成新的国际秩序的主观意愿很难在客观上付诸实践，甚至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传统主导地位都将被颠覆。当前，在各国政治决策中，领导人、官僚集团的力量在下降，利益集团努力维持其影响，而媒体、民意的作用开始上升并左右政府决策。在此情况下，需要以新视角和新方法来预判世界政治和国际秩序的走向。
英国脱欧将给亚欧合作带来复杂变化。一方面，英国脱欧使得欧盟被削弱，在美欧关系中的地位更为失衡，需要重新考虑其与北约的关系，而其内部要求改革美国盟国体系的呼声高涨。欧盟对美俄在处理乌克兰危机上几近无视其作用十分不满，已在考虑寻求对俄缓和与合作。另一方面，英国脱欧也引发了英镑、欧元的汇率下跌，国际金融秩序的混乱势必影响到亚欧合作中的金融货币和资本稳定。在此情况下，中国应致力于形成中—欧—俄三方合作以促进亚欧大陆的稳定，从而缓解亚欧合作与“一带一路”面临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风险。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教授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鸣研究员认为，英国脱欧将加深欧盟的分裂和再国家化态势。自欧债危机以来，不仅欧盟一体化的内部治理不再奏效，而且在国际事务上也没有成为其预期中的问题解决者，反而是引发其周边动荡的问题制造者和问题本身，已陷入“欧洲病”的状态。欧盟的大战略落空和国际地位下降将强化其对美国的依赖，而其内部民粹主义思潮也会随之传导到美国。英国脱欧迫使欧盟不得不更加关注内部事务，并且自信心下降使之对实际利益的得失更为敏感。欧盟正从一个规范性力量转向逐利性力量，将对削弱其地位的国际体系及机制的改革转型越来越持消极态度。
在此情况下，欧盟仍然存在与中国的合作空间，但不满中国的非市场化管制措施，同时又担心中国在欧洲的海外并购将影响其经济、法律和生活方式，因而更加强调与中国的公平竞争。未来，欧盟在发展对华关系上仍然存在欧盟机构和成员国的双层结构，再国家化态势有利于中国提升与成员国的双边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张健研究员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张迎红副研究员则强调，尽管欧盟对“一带一路”态度趋向积极，但在客观上和中国存在着地区主导权的竞争。
目前，欧盟已认识到“一带一路”促进亚欧两端的互联互通并激发亚欧大陆腹地的经济发展潜力，符合欧盟的“东向”战略。欧盟参与“一带一路”不仅有利于搭上亚洲经济发展的快车，而且有利于维护其在大周边和亚洲地区的地位。中东欧国家则出于对欧盟经济增长乏力的担忧，力图寻求出口市场和投资来源的多元化战略，并将中国视为多元化的首选目标。
尽管欧盟与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带一路”的对接机制，但双方的目标仍然存在差异。欧盟的“东向”战略意在建立以欧洲为中心、由其主导的、广大亚洲地区为外围的生产体系。“一带一路”则是以中国的半中心市场来衔接美欧的中心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围市场，形成推动中心经济复苏、扩大半中心市场、促进外围发展的三方共赢格局。但在客观上，中国的半中心市场扩大将挤压欧盟在亚洲的经济空间，中欧在地区市场的规则制定上存在竞争。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当前美国以TPP和TTIP去中国化的全球化战略，欧盟希望借重与中国的合作来增强其地缘政治筹码，并且在“东向”战略上从专注于国家重建转向重构地区秩序，因而合作与竞争并存将主导未来的中欧关系。
英国脱欧使得欧盟更趋分裂，进一步削弱欧盟在多边合作上的执行能力。同时，更脆弱的欧盟对中国与成员国的双边合作又会更敏感，担心中国对其分而治之，在中欧合作上的患得患失心态更重。
崔洪建研究员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极地和海洋中心主任张耀副研究员建议，对中欧合作的研究和思考不应局限于地域范围，而要与议题领域相结合。中国可与欧盟加强在海洋、极地等公域治理上的对话与合作，以减少欧盟对中国挑战现有国际机制的误解和不满，并以此带动在这些议题上有传统优势的北欧和南欧地区与中国开展次区域合作，从而消解欧盟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疑虑。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戴启秀教授认为中欧在“一带一路”上的合作需要从英国脱欧中吸取教训。英国脱欧表明欧盟不断扩大所造成的一体化弊端已导致外围国家与核心国家的共识破裂。“一带一路”应当在沿线国家中区分核心和外围，并以核心来吸纳外围。同时，英国脱欧体现了一种全球化的可逆性。全球化拉大了贫富差距，精英和高技能的劳动者从中受益，而产业转移效应使中低技能的劳动者沦为输家，因而支持脱欧。保守排外的极右势力在欧洲乃至全球兴起将进一步阻碍全球化进程。英国脱欧之后，有可能重拾20世纪50年代与瑞典、挪威等建立欧洲七国联盟的类似方案制衡欧盟国家。因此，中国在设定亚欧合作的议题时，需要考虑在全球化进程受阻的情况下，如何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实施，让中国的企业、资本和文化在亚欧大陆的有效互动中更好走出去。
张浚研究员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简军波副研究员也认为，全球化以经济要素自由流动为基础，打破了国家边界，但并非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历史上，英国通过殖民帝国推进的第一波全球化就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打断。欧洲一体化是小范围的全球化进程。英国脱欧的根源在于一体化虽然形成了欧洲的统一市场和统一货币，但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社会福利的分配职能仍停留在国家层面，导致成员国在一体化中的收益和成本不相匹配。英国脱欧旨在控制其国家边界，重新获得贸易主权的独立。因此，不能低估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由此在发达地区催生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的反抗力度。
徐明棋研究员和崔洪建研究员则认为，全球化是建立在全球市场拓展、资本力量超越国家边界的基础上，在这一意义上是无法逆转的。英国脱欧不是否定全球市场，而是不愿被欧盟的一体化过多制约和付出更大代价，希望到更大范围的全球化中获得更多的发展自由和经济动力。因此，英国脱欧反映了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衡在地区一体化层面上的负面影响。由此而言，一体化进程也自然具有可逆性。(戴轶尘、余建华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