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2日，由上海欧洲学会联合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四家单位共同举办的“世界经济变局与欧盟对外经济谈判和对外经贸政策走向”研讨会在上海市徐汇区统战部会议室举行。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等智库与高校的近30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分别从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两个学科的方法论出发，从欧洲区域研究的视角切入，展开了跨学科的交叉分析。
一、当前欧盟正在开展的对外经济谈判：节奏、进程与特点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忻华博士全面梳理了近年来欧盟运作的所有各项对外经济谈判，提出欧盟当前与韩国、新加坡、越南和加拿大已经达成的四项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些协定不论是否已经生效，都鲜明地反映出“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的模式与特点，即未来的自由贸易协定不再局限于规范传统的货物贸易，而是要在更广泛的领域建立游戏规则与衡量标准，这些领域包括：非关税壁垒、服务贸易市场、涉及贸易的技术、环保与劳工标准、外资的市场准入和投资争议解决机制等，从而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形成更加广泛而细致入微的影响。
忻华进而指出，欧盟当前正在进行的三项最重要的谈判，即欧盟对美国、日本和中国分别开展的贸易与投资关系谈判，具有相似之处：首先，三项谈判都在2013年正式启动，启动时欧盟都寄予厚望，反映出欧盟意欲在当前重塑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的新变局中争夺主导权的急切心态，但至今却都进展缓慢，收获甚少。其次，三项谈判共同的争议焦点有三点：投资争议解决机制、管制合作机制和服务业与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度，这三点都涉及“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对主权的限制和对社会内部的传统利益分配模式有关，反映出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趋势。再次，欧盟层面的利益集团政治深刻制约着欧盟在这三项谈判上的决策立场与运作节奏，代表草根阶层的左翼利益集团更多地诉诸街头政治，而代表工商界和律师界等精英阶层的右翼利益集团则更倾向于实施针对欧盟高层的政治游说。正是由于利益集团之间的激烈博弈，才使欧盟对美国主张的“投资者-国家争议解决”（ISDS）条款的态度发生了逆转。当前英国脱欧背景下，美欧“跨大西洋关系”出现失衡，欧日各自对谈判的关注点也出现差异，这些新变化将影响着欧盟对中国的谈判。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张永安教授指出：欧盟只有不断创造出更多的经济利益，并且让各成员分享这些利益，才能确保欧洲一体化的可持续性和生命力，而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是创造这些利益的重要手段。当前欧盟经济持续低迷，维护其出口体系就显得至关重要，因而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必然会不断增强。当前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体系几乎已经停摆，美国和欧盟都在力图从世贸组织那里接棒，掌控关于世界经济的新的规则体系的制订权。因此，当前美欧TTIP进程遭遇阻碍，只不过是双方尽力为自身获取最大收益的博弈进入暂时的僵持状态。为了主导制订新规则的进程，美欧最终是一定会达成该协定的。
张永安教授进而谈到，欧盟同加拿大的贸易协定值得仔细研究，因为这个协定是目前欧盟谈成的最具前瞻性的协定，其包含的很多制度设计，特别是对投资领域的界定与规范，能够反映未来一段时间里的趋势。现在国际双边经济谈判已在观念层面出现新变化，原有的一些概念和理念，如自由贸易协定应该包含的范围、“公平贸易”与公正待遇的含义，正在受到重新界定。他最后得出结论，未来欧盟会更多地拿起反倾销和反补贴等贸易摩擦诉讼的大棒，来制衡中国。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张海冰研究员指出，利益集团政治确实是制约对外经济谈判的一项重要因素，中国应该对欧洲和美国那些掌握了较强话语权的利益集团如工商界和社会精英团体，开展更深更细的工作。她指出，贸易是全球经济治理中在金融和投资之外的另一个重要领域，G20杭州峰会提出了要推进贸易便利化协定，而美欧TTIP架构将比前者更加高端。她还认为，TTIP谈判的节奏和进度，影响着中国与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在TTIP协定达成之前，中国与欧盟和美国分别进行的投资协定谈判很难呈现出清晰的走向。
上述三位学者都谈到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认为这一问题与欧盟当前对外经济谈判中出现的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意图有关，并且也都与欧盟和美国对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性质的判断有关。他们指出，欧盟和美国对中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主导性地位持有一以贯之的强烈否定态度，认为这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欧美的这一态度不太可能改变，因而很难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也不太可能减少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华东师范大学的范军教授、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的金应忠教授和上海社科院的伍贻康教授指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深入发展，造成了两方面的不平衡，在国际关系层面，世界各主要大国和重要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失衡，彼此的关系愈加动荡和混乱，因而恐怖袭击、难民潮和主权债务危机接连冲击了欧洲；在国内政治层面，经济全球化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愈加严重，贸易的收益被少数精英集团独占，中产阶级的衰落和失败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民粹主义应运而生。在欧美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同时，中国的国有企业很可能成为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根源，国有企业所垄断的财富，并未真正被全民享有。
二、影响欧盟对外经贸政策走向的外部变局与因素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叶江教授提出，今年6月27日出台的欧盟全球战略文件，反映出欧盟对当前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的总体认知及其关于安全战略的宏观意图，这些观念影响乃至塑造着欧盟的对外经贸决策。他用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的理论作为解释框架，详细比较了欧盟在今年推出的全球战略文件和在2003年出台的安全战略文件，阐述了欧盟对国际环境和自身国际地位的认知的变化。他指出，欧盟在2003年推出安全战略文件时显得相当自信，认为自己处在前所未有的富裕和安全状态之中，因而当时主要关注外部世界，努力向外推行欧盟的价值。但近年来，欧盟接连遭遇主权债务危机、恐怖袭击、难民潮和英国脱欧公投的打击，内部持续动荡，因而态度趋于悲观，对内部和周边更为关注；欧盟原本不屑于谈论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和权力政治，现在却推出了“有原则的务实主义”的概念，强调要维护其周边的稳定，可见其态度和观念已发生转变。叶江教授最后指出，当前对欧盟而言，美欧TTIP谈判是最重要的，欧日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位居其次，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可能只是居于辅助性的位置，其走向受制于前两项谈判的节奏与进程。
上海社科院的徐明棋教授详细阐述了目前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进程对欧盟形成的挑战，指出：当前世界经济的总体特点就是增长乏力，贸易不振，投资下滑，资产泡沫不断膨胀。具体而言，不仅全球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而且制造业的多数行业、尤其是基础商品制造业的产能严重过剩。中国一些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只有60%，德国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也只有80%。而与此同时，在未来15至20年内，新科技革命尚无法形成足以改变经济运行节奏的强劲势头，经济的重振仍需依赖对常规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需要借助常规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灵活应用。但金融资本的过度扩张，形成巨大的资产泡沫，不仅阻碍着常规刺激政策的实效的发挥，而且加剧了贫富差距。在全球资本治理的架构建立之前，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收益剪刀差仍将不断扩大，民族国家约束资本的能力仍将不断降低，而欧洲高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会使其国内资本向外转移的情况更加突出，导致其投资率不断下降。
徐明棋教授进而提出，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背景下，各国都提出“再工业化”以重振制造业，改造产业结构，但与美国、日本和新兴经济体相比，欧洲要实现“再工业化”，难度可能更大。美国能够创造高技术，并吸纳低成本的拉美移民，两者的结合能形成一定的竞争力。美国和日本在高端制造业方面拥有长期积累的技术基础。而新兴经济体尚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欧洲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好，技术积累和高技术创新能力无法与美国相比，劳动力资源储备又远不如新兴经济体。而且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以中国为首的金砖国家，试图利用低成本制造业积累起来的财富向国际分工价值链的高端转移，尽管难度很大，但亦有一些成效。欧洲的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与美国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另一方面受到新兴经济体的追赶，将会承受两方面的巨大压力，而且目前看来，欧洲适应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能力相对较弱，反应较为迟钝。因而在中长期里，欧洲可能会持续衰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徐明棋教授最后对欧洲对外经济谈判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欧盟是在政治动机的推动下形成的经济联盟，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其对外经济合作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大，具有强烈的机会主义倾向。他认为，尽管TTIP协定可能会使欧洲变为美国的市场，削弱欧洲的相对经济实力，但欧盟仍会将TTIP谈判置于最优先考虑的位置，可能要在美欧TTIP协定谈判和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尘埃落定之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才会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秘书长权衡研究员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有几个悖论性的现象，无法用经济学理论解释：1）货币量化宽松的刺激与全球经济放缓的悖论。从2008年以来，量化宽松仍无法使世界经济走出低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似乎失效了。2）全球高债务积累与低消费的悖论。高债务没有带来需求的增长。3）智能制造与充分就业之间的矛盾。人们都在谈论新一轮科技革命，探讨自动化、智能化、自动制造的未来发展态势，但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却尚未见到解决办法。4）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衡的恶化。全球化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恶化的不平等。5）虚拟经济的热潮与实体经济的衰退。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加剧了全球治理的难度。经济出现了金融化的强劲势头，虚拟经济可以离开实体经济自我循环，产生了严重的泡沫。欧美决策层提出再工业化的目标，就是要让经济增长回归到实体经济的轨道上，但这取决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在20年内难以产生强有力的效果。权衡研究员还指出，老龄化和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较弱，是欧洲面临的严重问题。
伍贻康教授提出，应从欧洲、欧盟和欧洲国家这三个层面分析欧洲的变化，实际上欧洲一直处在变与不变的矛盾之中。二战结束之初，欧洲需要同时应付三种力量，既要抵制苏联的扩张，又要拉住美国以保障自身的战略安全，还要压住德国防止其极端势力的重新崛起。70多年过去了，现在欧洲与这三种力量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苏联虽已解体，但乌克兰危机表明俄罗斯仍然是对欧洲安全的现实威胁；而欧洲比过去更加离不开美国和北约；德国实现了统一，在经济上重新崛起了，但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仍然认为，德国可以主导欧洲，但不能领导欧洲。伍贻康教授认为，欧洲目前完全没有跟上世界形势的迅速变化，欧盟的区域治理解决不了欧洲国家的内部问题，也难以应对内外交织的多重危机；欧盟短期内难以提升其治理能力，但欧洲一体化从长期来看也不会倒退。
三、中欧经贸关系新动向及影响因素
华东理工大学的杨逢珉教授对近年来的中欧贸易关系进行了详实的分析和细致的归纳。她指出，1）中欧双边贸易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但近年来增速在放缓。具体的增长速度是：1975-1989年，增长了近10倍；1990-1999年，年均增长16.76%；2000-2003年，年均增长24.7%；自2009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双边贸易额虽然绝对值仍在增加，增速逐渐趋缓；2006年1-7月，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欧盟仍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且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仍略有增加。2）从贸易结构上看，中国对欧盟出口的附加值相对较低，从欧盟进口相对附加值较高，中欧仍处在贸易垂直分工结构中。3）欧盟对华投资的特点是：投资地集中，行业集中，单个项目投资额较大，项目系统化水平高，盈亏基本持平；而且欧盟在对华投资的过程中，成为中国引进技术的最主要的来源地，中国引进的技术，43.8%来源于欧盟，18.3%来源于美国，25.5%来源于日本；但欧盟对华投资只占欧盟对外投资总量的5%-7%，并不居于重要位置。4）世界各主要区域按照吸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多少而形成的排名里，欧盟仅次于亚洲和拉美，排在北美之前，居于第三位。特别是过去两年里中国对英、法、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投资出现了井喷现象，翻了两到三番。杨逢珉教授进而对欧盟对华贸易摩擦的典型案例，即欧盟2014-2016年实施的针对中国冷轧不锈钢产品的反倾销调查，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尚宇红教授用确切的数据分析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关系现状。他指出，中国入世以来，中国对中东欧的出口速度是年均增长31%，但近五年大幅放缓。前几年增长最快的是斯洛伐克，近五年增长最快的是波兰，对克罗地亚出现负增长。在中东欧各国里，斯洛伐克是中东欧唯一能通过对华贸易获取顺差的国家，其他国家的对华贸易始终处于逆差地位。换言之，中国对中东欧11国的贸易总体上处于长期顺差地位，且顺差额远高于中国对全世界的贸易顺差的平均水平。这是由双方国民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决定的，中短期内无法改变。他认为，不可能依靠货物贸易解决中东欧对华贸易逆差的问题，可考虑发展双边服务贸易，中东欧可向中国输出专利、技术和高技术服务。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对中东欧出口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都在不断增长，从中东欧进口的产品以中间品为主。
复旦大学的戴炳然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1）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八年间，贸易似乎并未发挥其应有的推动经济恢复的作用，促使贸易增长的需求也未出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2）世界贸易组织的能量似乎已经耗尽了，TPP架构似乎代表着未来全球自由贸易机制的发展方向，中国虽然目前尚被排除在TPP架构之外，但似乎仍应欢迎这一架构并对其进行密切观察，是否如此？对此，权衡研究员认为，1）自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投资和贸易这两种国际经济合作的形式的相对地位在改，双边投资协议在增多。将来，贸易很可能不再那么重要，投资很可能会取代贸易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2）全球价值链在重构，从早期的产业全球化到后来的产品全球化，再到现在的中间品全球化，全球产业结构和价值链的各部分正在重新组合。因而中国的产业结构也要相应升级。3）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在当前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贸易也会受到影响。4）电商和网购的出现意味着现在贸易的形态和渠道都在变化，但统计体系却并未将这些变化反映出来，现在国内仍然采用1993年版的国民收入统计体系，漏掉了很多变量，导致一些统计数据自相矛盾。
伍贻康教授指出，今后对中欧贸易恐怕不能期望太高。中国经济已进入缓慢增长的时期，而欧洲现在社会失序，处在混乱状态，政治与社会尚需要实现整合，英国脱欧的前景使其形势更趋复杂。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中欧贸易很难恢复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一带一路”规划会给欧洲注入活力，但恐怕也不能期望过高。欧盟对华武器禁运和市场经济地位这两个问题受制于大势，如未来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紧张状态，欧盟对华贸易摩擦可能也会增多。欧盟即使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也仍然会实施强烈的贸易保护措施，会增强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的力度。
金应忠、杨逢珉、张海冰、叶江和同济大学的杨烨教授等指出，1）目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但真正的产业是难以预测的，技术变革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下，才能转化为强劲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演进的势头。2）当前支持与反对全球化的力量正在进行激烈的博弈，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认为，全球化已处在拐点。这一拐点表现在：贸易水平趋于下降，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英国举行了脱欧公投，而特朗普这样的人物进入了美国大选。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第一世界内部产生了第三世界，贫富分化的矛盾愈加严重，国家-社会-世界的三方关系都已出现深刻变化。3）与美国人相比，欧盟在华投资的盈利水平较高，大约三分之二的欧洲在华企业都在盈利。但中国对欧投资仍有待进一步发展。中东欧的政党轮替和选举换届很多，政局变化很快，必须落实具体的项目，才能使“16+1”机制和“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贯彻。目前中国在中东欧最大的项目就是塞尔维亚至匈牙利的铁路，中国已经向匈牙利支付了10亿美元，但匈牙利什么都没做，以铁路项目需要等待欧盟审批为借口，拖延敷衍。
总之，参会学者聚焦于当前欧盟决策层正在同时运作三项对外经济谈判，即对美国的TTIP谈判、对中国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和对日本的“欧盟-日本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分析了欧盟借助这三项谈判，在当前塑造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新变局中争夺主导权、话语权与影响力的方式、手段和效果，并进而评估了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欧盟对华经济决策的走向，和整个世界的贸易与金融秩序的变化方向。正如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教授在会议总结致辞中所说，这种跨学科多视角的深入探讨交流，对加深我们对欧盟和中欧关系的认识，提升我们的欧洲研究学术水平，提高我们的学术咨询服务的质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忻华曹子衡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