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8日，上海欧洲学会与上海社科院欧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德国大选与德国外交政策走势”研讨会在上海社科院举行。为了深入了解德国大选情况，分析展望德国外交政策走向，主办方特意邀请了前欧盟对外行动署东亚与太平洋司司长、前欧盟驻韩国大使Gerhard Sabathil先生、德国基民盟青年联盟主席团成员、汉堡地区议会青年代表Philipp Heissner先生和资深媒体人、德国WMP Eurocom咨询公司高级顾问Friedrich Kurz先生前来与会。中国前驻德国大使、上海欧洲学会顾问梅兆荣先生也专程从北京来沪出席会议。本市各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30余人参加了会议。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大教授冯绍雷、上海欧洲学会前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伍贻康先后主持了会议。
一、主旨演讲
会议首先由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王振研究员、梅兆荣大使和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欧中心主任徐明棋研究员分别致辞。
王院长在致辞中指出，中德两国交流源远流长，近年来中德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更加迅猛。不久前中国总理李克强应邀访问德国，并与默克尔总理举行了年度会晤，成效很大。目前中德已经建立起互利双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不仅造福两国人民，也促进了中德关系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德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是两国合作坚实的基础。据中国海关统计，2016年中德贸易额为1512.9亿美元，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对德投资29.45亿美元，存量达88.27亿美元，同一年德国在华新增投资项目392个，投资额达到27.1亿美元，累积投资项目9394个，投资存量2881亿美元，中国也连续第三年成为在德投资项目最多的国家。经过45年的发展，中德两国人员往来密切，人文交流硕果累累，去年中德互访游客超过160万人次，3.4万中国留学生在德国求学，500多对友好学校和科研机构友好合作，80多对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今年中德还为庆祝建交45周年准备了一系列丰富的艺术文化交流活动，将给两国长远友谊和民心相通注入新活力。中德在推进全球治理多边机制、促进自由贸易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也协调立场，相互支持。尤其是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越来越倾向贸易保护主义的背景下，中德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关系，对于维护世界秩序，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中德要坚持相互平等，照顾和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关切，努力扩大共同点。只要双方做到这点，就可以不断地增进政治互信，妥善处理好存在的危机，推动中德关系成为大国关系的典范。王院长强调，上海社科院一直重视与德国的交流和合作，每两年举行一次的中国学论坛下个月也将在德国汉堡举办一次在欧洲的论坛。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今天在这里举办德国大选与德国外交走势研讨会具有非常及时和格外重要的意义。我们对于欧洲的政治走势十分关心，因为我们相互的依存度非常高，我们希望欧洲稳定发展。前不久荷兰和法国大选令我们感到欣慰，因为反映出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思潮没有成为主流。德国是欧盟的核心国家之一，在欧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德国大选不仅对欧盟，对世界都有重要的影响。今天就这一问题展开研讨，请德国政党人士对德国大选和德国外交谈一些看法，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德国和欧洲的发展前景具有重要的帮助。最近我们又目睹了伦敦恐怖主义的灾难性事件，我们真心希望欧洲各国能够团结一致，在反恐、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上取得成功。
梅大使指出，当前的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世界进入了一个格局重组、持续调整的重要时期，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建立更加公正、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个历史使命。这既是一项长期的也是紧迫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将会出现各种变数，不确定性会增多。面对这样的一个形势，智库学者需要进行更多的交流和更深入的切磋。他说，环顾当今世界，欧洲的变化尤其令人瞩目。英国的公投脱欧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方兴未艾，暴恐袭击的频发反映出欧洲内部安全形势恶化，乌克兰冲突持续发酵将使欧俄关系长期不得安宁。最近七国集团和北约峰会在气候变化、难民、防务等问题上分歧严重，默克尔说今后完全依赖美英的时代可以说结束了，欧洲人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经济全球化使欧洲得益匪浅，但是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贫富悬殊增大，草根阶层对精英统治的不满在上升，民粹主义政党兴起，一些国家的政治生态明显的发生了变化。总之，欧洲呈现着内外矛盾交织，倍受多种麻烦困扰的景象，欧洲一体化处在一种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当然，这些仅仅是欧洲形势的一个方面，并非代表欧洲的全部。比较而言，德国的经济实力依然是雄厚的，2016年外贸出口创下了新高，财政一枝独秀，政局相对稳定，在欧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举足轻重，被誉为是欧盟的轴心国或者是领导者。如何看欧洲？是一个需要全面深析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9月德国大选的结局如何？特别是竞选中各党的结局如何？我们中国人关注德国大选与德国外交政策的走势，还因为德国是中国在欧洲的最重要经贸和科技合作伙伴，在中欧关系中具有某种引领作用。根据德方统计，2016年中德贸易达到1700亿美元，相当于中欧贸易总额的30%，超过中国同英、法、意贸易的总额，中国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德国还是对中国投资和转让技术最多的国家，也是“一带一路”欧洲一端重要的支点。两国已经就中国制造2020和德国工业4.0战略对接达成了共识，以创新来主导两国互赢合作，是双方共同追求的目标，并且将携手开拓第三方市场。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当前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上升的情况，中德两国都主张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反对保护主义，这种理念上的共同点拉近了两国的关系，也有利于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默克尔总理最近在李克强总理访德期间明确表示支持欧盟履行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义务。尽快落实这个承诺，有利于增加政治互信。坦率的说，基于对德国政党生态的了解，我个人不担心9月德国大选会出现所谓的黑天鹅事件，因为德国民粹主义政党虽然会进入联邦议会，但是不可能主导德国政局。我相信不管是否是默克尔担任下一任总理，由于两大政党在对华政策上大同小异，中德将保持为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这一点不会改变。尽管如此，欧洲形势走势如何看？大选后新的联邦政府如何组合？德国在新形势下的外交政策走势如何？特别是在对华关系上会有怎样的变化？依然是我们的重点所在。
徐会长代表上海欧洲学会欢迎和感谢大家出席今天的研讨会。他说，上海欧洲学会是中国欧洲研究学界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也是全国唯一的省市级的欧洲研究学术团体。我们在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提高研究学术水平，提携、鼓励青年欧洲研究学者，繁荣欧洲研究的学术氛围等各方面都做了重要的工作，我们有比较好的传承。他指出，欧洲的大选所带来的政局动荡和内外政策变化，对中欧关系、中德关系都可能会产生很多冲击和重要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邀请德国两党代表到上海来和我们一起交流。我们为什么重视德国大选？尽管我们知道，根据目前的民意测验，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获胜的希望很大，德国大选的基本格局不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不像其他的国家，比如说今天的英国大选，就可能会出现黑天鹅事件。尽管政治领导人的变化可能不会很大，但是由于政党的格局以及在竞选中的各种政治诉求表现不一样，带来了未来的政策调整的空间应该还是非常大的。我们比较欣慰的看到，荷兰、法国民粹主义政治力量没能够上台执政，但是它们的崛起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现在执政的这些政党，它也将不得不在有关的政策上作出呼应。尽管默克尔将继续执政，她也无法忽视国内结构的调整。在新形势之下德国国内选举表现出来的政治诉求及政治力量的重组，到底对未来的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包括中国和德国的关系现在变得越来越密切，经济的互补性，贸易互相的依存度，投资的互相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欧洲发生的内外政治结构的变化，相关的政策调整，都会对我们产生相对长远的重要的影响。因此，我希望我们今天的研讨会能够就上述的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能够出一些思路，为我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一个更好的指引，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进一步的加强学术交流，加强政策探讨，促进我们双方的了解。
二、德国大选及其对欧洲政治生态的影响
在主题发言中，Philipp Heissner先生首先介绍了目前德国基民盟的选情。他说，在最近这一年中基民盟成长非常快。在2017年石荷州的选举中，基民盟获得了最多的选票，之后是社民党。在2012年的上次选举时，情况则相反。当时是社民党占据了很大的优势。而在代表德国选情风向标的北威州的选举中，基民盟略超社民党。2012年时，基民盟是6.7%，而社民党是-7.9%。5月份的问卷调查表明，目前基民盟是最大的一个党，它的得票是最高的，拥有38%的选票。第二高的是社民党，为25%。如果现在进行投票选举的话，基民盟获胜的概率非常高。但具体情况还要拭目以待。我们现在还要了解和确保媒体方面不出现任何的差错，不要出现任何恐怖事件的袭击，不会出现特别大的恐怖事件。如果是各方面都很顺利的话，基民盟今年获得选举胜利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但民意调查的结果不能带来任何确切性和保证性。从德国选民角度看，有1/3的选民会在很晚才作出决定，比如说只有到了选举日才作出决定。2013年也是这样。这些后面做决定的人往往是政治素养非常高，他们不希望太早的做决定，而是看每个政党的表现情况，这些人也包括政治素养不高的人，他们可能在情感上更会被外界影响，会通过媒体报道事件改变他们的意见。Philipp Heissner先生还饶有兴趣地介绍了基民盟青年联盟在竞选策略方面的具体情况。他说，青年联盟采用了一些比较适合年轻人和现代人习惯的竞选方式，如采用更加具有互动式的方式进行竞选，也做了一系列的策划以让更多的选民选择基民盟。另外，我们也不完全只是依赖广告，而是像以前那样敲每家每户的门，门对门的进行拜访，为他们讲解基民盟的竞选纲领，和他们进行人对人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改善或者是提高我们的选举率，也提高民众对基民盟的支持，而且我们的努力确实是有所成效。我们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群，因为有一些年轻人非常希望通过网上的方式获取选举信息，但是另一些人群反而喜欢在家里。后者的信息相对比较闭塞。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既会在线上策划一些活动，同时也会走进学校、走进家庭，和他们一起交流，使用一些线下的竞选方式。我们也设计了专门的APP，可以使选民通过手机APP知晓我们的纲领。我们采集了一系列人口的数据和社会学方面的数据并对它们进行分析，了解哪一个选区民众需要上门做宣讲和交流，哪些地区的选民可以选择用线上的方式。我们通过这种混合方式接触到更多的选民，这些努力还是有效的，最后增加了1.2%。我们敲了7万个家庭的门，和他们进行交流。而且我们还带上了一份小礼品，因为我们知道德国非常喜欢吃加了芥末酱的香肠，所以我们上门拜访的时候会带上小礼物。至于竞选纲领，目前我们还没有正式公布，所以无法作详细介绍。总体上，它包括了内政、财政和家庭三个方面。国内方面，攘外必须安内，我们首先要保证国家的安全和竞争力，我们也希望为家庭提供安居乐业和安全的环境，希望能够减少一些家庭的经济压力。另外，基民盟有它的姐妹党，两党之间也需要进行交流。我们也非常重视其他的政党，包括另类选择党，我们会给予一定的尊重。另类选择党是一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它们已经跨越了5%的障碍，基本上会进入议会，它们也会在议会方面提出自己的政见。基民盟不能和它们一起合作，但要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回应另择党进入议会的情况，这也是我们目前关注的一个焦点。在如何应对英国脱欧，如何推动欧盟一体化，包括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等方面，基民盟主张德国不是作为单个国家，而是应该联合欧洲其他国家，以欧盟的形象与其他第三方国家签署贸易协定。这是我们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竞选纲领。关于中德关系，默克尔执政多年来，中德关系非常好，中国目前的“一带一路”也非常符合基民盟的对外政策。但是我们目前还缺少这方面的信息，很多德国的政治家不明白“一带一路”的含义，所以还需要增加两国在这方面的交流。
接着，Gerhard Sabathil先生介绍了德国社民党的情况。他指出，对于很多欧洲人来说，现在的德国有点太强了，特别是在美国大选之后，德国承担起越来越多的领导作用。这并不是说德国人一定想成为一个领导者，但是两三年前BBC的一个民意调查指出，德国已经拥有了这样的软实力，这样就会导致德国内外部政治环境受到影响。在德国，默克尔执政12年，政治非常稳定。默克尔代表着德国的性格，她谦虚、克制，比较冷静。这也是很多德国人愿意选择她的一个原因。在内政方面，社民党对她有很多指责，但是社民党也很难找到一个更好的合作党团和更好的政策。其实在整个欧洲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方面，政府都做了很多、很不错的努力，虽然说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扪心自问我们也找不出更好的方法。现在也有人说，执政时间必须有期限，不能无限期的执政。美国、意大利、中国都有任期规定。默克尔没有期限，她可以再执政16年或者更多。其实如果她执政很久的话，对于稳定性也很好。在州一级选举过程中，人们看到了一些新的现象，如社交媒体的影响非常大，网上的一些虚假新闻也有很大影响。在法国、俄国、美国，我们都看到很多新媒体对选情有非常大的影响。在德国，现在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另外，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做出决定，或者要提前一个礼拜或当天才作出决定，这些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在9月24日之前还会出现很多变数，可能还有很多意外的情形出现。如果出现新的恐怖袭击，或出现新的移民危机，包括欧洲债务危机，或者是其他的外来势力，都可能会使大选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所以目前大选的情况还不是非常的明朗。所有大选的结果都可能会出现出人意料的情况，英国脱欧也如此。过去在德国联邦议会主要是三个大党，现在可能会出现6个执政党，这也说明德国的政党系统越来越复杂。而且，德国经常采用联合执政的形式。联合执政也有很多的问题，带来了很多的阴影。社民党长期受到大党联合执政的消极影响，政党对外形象变得不是很明晰，而且目前国内外的安全问题也造成了社民党很晚才开始准备竞选，很晚才决定了社民党的总理竞选人。舒尔茨是一个著名的公众人物，但是欧盟的政治家往往在本国国内并不受欢迎，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但是社民党没有其他的竞选人可以像舒尔茨一样获得民意，而且现在的大选和媒体有很大的关系，舒尔茨刚刚进入竞选的时候我们都在说“舒尔茨效应”，它为社民党赢得了很多的民意。但媒体对于舒尔茨作为总理竞选人，带有一定的怀疑。而且州议会的选举说明舒尔茨在民调方面为社民党带来了一丝曙光，但对于整个选举来说，舒尔茨可能出手太晚，社民党的竞选工作起步太晚。在政府方面，我们也很难找到另外的可能性，特别是在经济和金融方面，三年来德国财政都没有逆差。我们接下来到底如何保护家庭财产？国家的钱如何分配？这是社民党所关心的。我们还希望能够减负。可以说社民党目前面临的困境不仅仅只是德国单一的现象，在欧洲很多国家，社民党都面临这样的危机，它们很难用竞选纲领来赢得民众的青睐，因为民众的财富水平有所变化。用消除贫困作为竞选纲领的口号，对很多国家和民众不具有吸引力。所以社民党倡导的主要是社会的公平性，我们争取的是教育方面的公平性，我们讲的是各个方面的公平性。这个公平性是我们整个竞选纲领的一个核心概念。我们也支持全球化。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联网，而且要保证全世界的公民都拥有一样的权利，我们需要保证所有公民的公平性。在基尼系数方面，德国排名是很高的，但是这个数字并不表示我们社会公平性的真实情况。我们觉得目前国内还是缺少了这种公平性。所以社民党致力于希望给德国带来的是可持续的发展，特别是在教育方面的可持续性。但是我们的总理竞选人在教育公平性方面似乎和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他在竞选方面没有特别强调教育公平性方面的问题。如果说到优点，舒尔茨是欧洲一体化的绝对支持者，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资金带到希腊，能够解决希腊的债务危机，我们也倡导欧洲更多用本国资金支持欧盟的发展。必须强调，社民党是作为一个政党而不是一个个人参选，我们应该注重整个党在大选中脱颖而出，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舒尔茨主要是在欧洲一体化方面具有优势，因为他代表着欧洲。但是仅只是欧洲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很多内政方面的建议，这是社民党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从1、2月份才开始真正地启动竞选工作。舒尔茨是卡尔奖的获得者，默克尔也曾经获得这个奖项。他们获得这个奖项是因为他们在欧洲统一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对于舒尔茨来说，他和默克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默克尔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党。而他只是一个人，其所在党也没有执政，这对他是比较困难的。除此之外，社民党现在也缺一个很好的总理候选人，像当时的勃兰特和施密特都被自己的党给推下来了，基民盟就没有这样的历史。所以对社民党来说，它的形象不是很好。舒尔茨也会碰到这个挑战，最后他是不是也可能被自己的党踢到门外去，这也是他会碰到的问题。最重要的，作为总理候选人，在今后这几周是不是还可以维持很好的个人形象，是不是有这样的魅力，因为要赢得默克尔这12年在人民心中树立的良好形象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且，社民党以前没有执政党的权威人士。基民盟的问题可能是比较老，社民党则试图赢得年轻人的选票。但这也并不是很容易。社民党竞选工作又开始的比较晚，这对社民党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有好有坏。德国人认为做什么东西就要做很久。舒尔茨原在欧盟任职，他在德国没有一个正常的比较高的行政职位。如果2月份的时候能够让舒尔茨做外交部长的话，他可能就会有更好的机会去赢默克尔。舒尔茨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一个政府职位，他无法在国际舞台中亮相，这是他碰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到目前为止，基民盟还是能够遥遥领先于社民党。社民党要赶上基民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只能去找一些党合作。当然我们也可以继续联合大的政党，或者是黄黑联合政府，也可以和自民党合作。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这些小的党派如绿党能够获得多少选票。所以现在很难确定最后和哪个党进行联合执政，“红红绿”的可能性比较大。目前为止，可能给我们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像在萨尔州基民盟就获得了执政。按照这样的分析来说，默克尔很有可能继续执政。对于联合执政，其实今后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其他政党，包括绿党、自民党，它们也希望能够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不像2009年时那么容易被说服过来参加联合执政，如果现在再拉它进行联合执政，它们谈判的价码也会比较高，可能会一直拖到12月份，联合执政组合才能真正的成立起来。
这些对于欧洲有怎样的影响？对于中国、对于全世界又有怎样的影响？默克尔和舒尔茨都主张欧洲一体化，也都愿意和中国建立紧密的贸易关系。舒尔茨曾经参加过一次中欧贸易峰会，当时正好是温家宝过生日，他第一个起头唱了生日快乐歌，所以，如果是他上台的话，对中国的政策也不会出现太多的变化。唯一有变化的可能是社民党在贸易方面会更加小心。他也比较关注自己国家的贸易利益，不仅仅是在同中国谈时，在和其他国家谈时也会关注这个方面。如果德国换了政府，其实对全世界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就算是换了总理，我们还是拥有西方世界的领导力量。对社民党来说，如果我们的政治人物换掉或者是出现其他的情况，都不可能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我们德国所有的选举，在选举活动中，不会把一个没有名的人选上去。
随后，Fridrich Kurz先生从媒体的角度对德国大选进行了解读。他说，几十年来，媒体对政治方面的报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我们对大选情况在几个月之前就进行预测，但是现在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以前可以计划，比如说某一个政党在政治竞选中采用怎样的一种策略或者是它的政治纲领的重点在哪里。但是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民众政治素养发生了变化，整个的政治氛围也发生了变化。相对来说民众变得比较慢热，而且整个大选未来的走向也变得扑朔迷离。我们以前都是使用信件、电话、传真进行竞选，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以前做记者的时候，还可以对当天的竞选情况进行描述和回顾，最后还可以进行总结，但是现在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出现，我们每天都能收到500多份邮件，这些邮件都来自于各个政党的媒体人，他们为我们介绍他们政党的意见，也有很多的读者给我们写了信件来表述他们的意见。我们需要很多的时间读这些信件，而且对这些信件进行验证，辨别真伪。但是现在留给我们辨别真伪的时间非常少。我们以前的竞选期间只有一次民意调查，现在一个州就有很多的民意调查。一切都发生的非常快，而且我们通过线上的媒体可以了解民众对于某一些题目的感兴趣程度。所以，德国大选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政党之间的辩论以及互相之间的质问、辩论也不再是事前录播，往往都是通过实时传送，大家在电视机前都可以看到。而且所有媒体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获得更多的读者，我们很少有时间对于我们所获得的信息进行一一甄别。我们也发现民众越来越容易在情感上被媒体所影响，我们会发现很多愤怒的选民，或者是反对执政党的选民，他们约占总人口的5-15%，这些人往往根据自己的心情攻击各种各样的政治家。因为时间比较紧，所以我们作为媒体人往往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对每一件事、每一个报道、每一个信息进行背后的调查。而且媒体往往在不经过甄别的情况下就把信息散播出来。
另一方面，因为大家都在揭伤疤或互相攻击，这样大家都对对方的报道进行批判的观看，所以就造成了媒体的中立性。德国的媒体人有2/3会在私下选择绿党，只有1/3的人偏向右翼，是比较保守的。目前为止，左翼和右翼的选举能力都比较相近，现在很难确定到底是谁最后能赢。如果现在出现一点点变化，就会让选票出现变化。比如说出现某一个恐怖危机，可能就会影响到一两个百分比，而这一两个百分比很有可能让某一个政党最后赢。英国脱欧公投中，就是这样的小事情扭转了整个政治局面。一个突然发生的问题，和这个政党选举人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有时候就因为出现了这个小问题，就会影响整个的政治局面。最初舒尔茨冲的特别快，当时默克尔的选票往下掉，现在舒尔茨又掉下来了，默克尔又上来了。以后的情况很难讲。比如说默克尔被人攻击，可能选民就会出现一边倒。如果媒体找出一些比较有爆炸性的新闻，说这个事情都是默克尔的问题，可能就会影响选民的投票。为什么会这样的不稳定？是因为政客没有什么权威性。现在有了因特网，很多人很难评价新闻的准确性，有人讲了以后可能就会相信，就会影响这个人的判断。有的人可能天天就是看社交媒体的信息，有什么新闻就会随波逐流，这样就会影响选举的情况。媒体的报道很难有独立性。因为德国很多媒体都是由一些私人投资的，媒体要写得好，很有趣，才有可能吸引更多的人愿意读，记者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出版量而拼命玩一些小把戏，争取一些有爆炸性的但未必是正确的新闻。舒尔茨刚开始参选时提出了公平口号，提出了很多举措，当记者问他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和措施时，他说目前没有，但可以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公布一些具体的措施。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回答，因为大家会感觉到你虽然提出很多很好的想法，但你没有具体的措施，你没有准备好就随便说，这使很多人觉得，如果你没有具体的想法，我们为什么相信你？为什么还要选择你？所以在这句话说完之后几周内，媒体拼命的轰炸舒尔茨，认为他没有很好的想法，所以他的选票又极速的下滑，一下子失去了三个州的联邦席位。这使得舒尔茨在老百姓心中的印象也会降低下来。而默克尔的策略是很冷静的，她什么都不做，她完全忽视舒尔茨的选举，她自己做她的工作，继续领导着德国政府，但是她给媒体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正面形象，因为默克尔出席G7、G20会议，在公共场所批评特朗普的政策，她在所有的地方都是闪亮登场，她所有的讲话都得到了媒体非常好的正面报道，而且她和中国的沟通也做的很好，所以默克尔还是很走运的。对于舒尔茨来说，他要想赢默克尔，就必须和其他政党如绿党、社会左翼党进行合作，但是这些党的选票也差不多，他现在也没有完全占有主导地位，这样三党联合执政也并不被特别看好。总之，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如果有恐怖袭击或者是有一个炸弹在德国爆炸，死伤很多人，那么默克尔就危险了。舒尔茨在移民政策方面有他的优势，但是目前他必须要保持沉默，而不能公开说这些问题。接下来，德国是G20的主席国，到时候中方可以帮他们任何人一把。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简军波副研究员从三个方面谈了德国大选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第一，大选的过程。虽然大选迎合了选民的要求，但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又会鼓舞民众提出新的要求。（一）由于现在另择党的上升使得执政党有很大的压力，希望在移民问题和国家财政问题方面作出改革，这些都直接会影响欧盟一体化进程。（二）德国大选是在欧洲面临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举行。内忧包括了民粹主义、恐怖事件的爆发、难民问题和经济增长乏力。外患包括乌克兰危机和中东安全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欧洲民众对于改革欧盟充满了很大的期待，这种期待通过各个大选反映出来，同时也激发了包括德国老百姓在内的欧洲民众，表达对于欧洲一体化改革的诉求。（三）德国大选是在荷兰大选、法国大选之后进行的。应该说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情绪高于极端民粹主义的情绪。现在德国大选主要是社民党和基民盟之间的竞争。没有激发出民众对于右翼、极端民粹主义的期待，在这个背景下，有利于欧洲加强一体化，从大选的过程中塑造民众对一体化改革的期望来说是的情形。
第二，大选的结果。（一）现在基民盟和社民党基本上在竞选纲领上也进行了调整，如在移民适当控制、欧盟机构改革、欧洲议会改革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新的举措和政策意见，势必会影响未来欧盟改革的具体细节和政策调整。（二）基本上共同的意见是另类选择党能够获得超过5%的选票，从而会进入联邦议会，虽不会改变德国的内政外交，但是可以干扰德国在欧盟问题上的政策。（三）因为目前的竞争是在基民盟的默克尔与社民党的舒尔茨之间的竞争，所以基本上可以预测是这两个政党主政，当然不一定是联合执政。除非在9月24日之前德国出现重要的变故，比如说有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或者是参选政党领袖遇刺等等，结果就不会出现大的变化。因为这两个政党基本上都是高度支持欧洲一体化，所以对未来的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是非常有正面意义的，比如，和法国一起推动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改革，一起阻止民粹主义的继续兴起，重新考虑和调整移民政策，实行更好的文化融合政策，实行欧元区的改革等等，所以可以预期大选的结果对欧洲一体化有一个正面的推动作用。
第三，现在欧盟一体化进程还有待于德国大选的尘埃落定，主要有以下几个事件。（一）英国脱欧谈判。欧盟内部在与英国关系上还存在一定的分歧，德国新政府成立之前比较难以达成共识。（二）在处理美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的关系上，也需要等德国大选的结束。欧盟目前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变得日益的复杂和微妙。德国如何处理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德国的对外政策能否延续，取决于大选最后的结果。 （三）欧盟内部问题。德国作为欧盟的天然的领袖国家，它必须带头处理很多欧盟内部的问题，主导这些问题的解决，包括难民、贸易政策、财政政策问题等等，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欧盟的很多政策。在欧盟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欧盟内部很多的问题都在等待德国大选的落幕。
针对上述发言，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评论说，中国格外注意德国的大选，是因为大国间相互依存度高。德国会看中国是如何发展的，是什么样的模式，而中国也会看德国是如何治理的。作为中国的学者，我们这么关注德国和德国的大选，还因为大选是德国社会的民意或者价值观集中表现的一个时期，通过大选的表面现象，让我们进一步深思当今德国、欧盟、我们这个世界在社会结构、人类心理结构、媒体影响力、政治沟通上的变化，各个方面都可以引起我们再进一步的研究。第二，从大选本身来看，大家在讨论一个没有悬念的不确定性，大家都一致认为默克尔总理在不出现特殊事件的情况下会当选，实际上大家言下之意即便是出现了特殊情况，默克尔总理也有可能当选，因为德国现在从内政的角度需要安全、需要平稳，这两个是默克尔总理最能够给德国社会提供的，且不仅是给德国社会提供，而且默克尔在欧洲、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一个领袖级的人物，也就是说默克尔从内政到外交，她的地位已经很难以取代。默克尔的当选与她自己的强有关系，更与她对手的弱有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社民党从推出大选的内容、大选的人选甚至是作战的投入都很晚，Gerhard Sabathil先生不仅分析了现在的情况，而且也分析了SBD在历史上作为一个“老大哥党”遇到的历史性的挑战，它的内容、结构可能都已经和现实不相适宜。尽管如此，德国大选现在还是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但是这个不确定性恐怕在Fridrich Kurz先生的内心深处，也会认为默克尔会当选。如果舒尔茨先生当选，我觉得从教育政策上来说，他简直是给全世界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典型，他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可以成为德国总理，这给我们如何办教育提供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在Fridrich Kurz的报告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媒体在全球化、电子化、网络化的时代已经丧失了它以往的权威性。第三，大家也关注大选对中德关系或者是欧中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普遍都强调了一个延续性，不管谁上台，这个延续性是持续的。
三、大选后德国对外政策的走向
郑春荣教授在关于德国安全与外交政策新动向的主题发言中首先指出，2013年德国大选中主要的竞选议题都是内政议题，外交政策、欧洲政策都不是主要的竞选议题，虽然现在欧盟遇到了多重危机，但是今年的德国大选并没有围绕欧洲议题展开非常激烈的争论，可能由于舒尔茨带有欧洲官员的背景，他不希望把这个议题过多的进行讨论，因为他更想突出的是自己在内政上的决策和能力。他梳理了默克尔政府上台以来的外交安全政策及其变化，并分析了德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他指出，在2013年联合执政协议中，联合政府表示参与建构全球秩序，有人说这是毫无雄心的政策。当时还有类似的政策解释，比如说最明显的是科学与政治基金会和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新力量、新责任”文件，以及2014年1月底穆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总统和德国外交部长和安全部长的三重奏都要更积极、更切实的投入。到了2013年末德国又开始了一场关于外交政策的讨论，到2016年7月31日发布了新的安全政策白皮书，包括运用军事手段，所有的这些迹象都说明德国从恪守克制文化到推行积极有为的安全政策，承担更多的责任，有这样的端倪。
这个调整是根本性的变化还是量变？我们知道，这一届政府更换了执政的伙伴，由自民党变为社民党。因为当时自民党籍的外交部长推行和平主义政策，所以给人感觉是社民党上台以后希望在外交政策上有更大的作为。但是，政党差异学说只具有有限的解释。另外一个是国内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还有一个背景是难民危机，演变成了国内安全危机。在欧盟层面，随着法国的衰弱，德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领导力量，英国脱欧也对欧洲的安全带来了影响。大的危机和冲突离欧盟越来越近，美国的战略东移，尤其是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对北约的承诺有所下降，所以导致了默克尔有啤酒棚里的演说，我们可以完全依赖他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欧洲人必须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其实德文中说的是“有一点过去”，且不能过分的解读。这是在竞选状态下的竞选演说。
从德国安全政策变化的内容来说，除了要积极参与建构国际秩序，它还表示要坚持德国外交政策的两大支柱，即欧洲一体化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北约。默克尔表示联邦国防军作为行动军要更多的投入海外行动，但她仍然认为和平是主要的手段。这里可看到社民党和基民盟之间的意见分歧。基民盟希望在外派行动上更加具有灵活性。安全政策白皮书中有一些核心内容，说德国安全政策是全球性的，德国在安全政策上不仅要体现责任，还要承担领导角色。另外，它强调要进一步推动欧洲共同防务政策，寻求北约内外防务建设平衡。白皮书中也说到新的合作形式越来越重要，是临时性的合作，就像伊朗和平谈判中的1+3机制和乌克兰行动中的诺曼底合作模式。另外，联邦国防军将来要更多的加以运用，而且资源配置要增加，无论是资金、人员配置方面都存在一定趋势的变革。
从实践看，这一届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行动更积极，如在欧洲建立民事和军事行动总部，加强军备项目合作，在国际危机冲突应对方面参与销毁叙利亚的生化武器，积极涡旋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采取制裁+对话的双轨战略。德国参与的方式从迂回变得更为直接，如向伊拉克北部民兵提供武器，这是德国首次向危机地区输出武器，这也是德国外交政策上的一个新动向。另外，它派兵去意大利承担民兵培训任务，在北约中也谋求承担参与或者是共同领导者的角色（所谓框架国家的角色）。德国还自1990年以来首次扩军，包括增加军费，增加军事装备。
这些变化，到底是微调和手段的变化，还是目标和国家导向的变化？总的结论是政治言词多于实际内容，是微调和手段变化。德国特别提到了安全政策的调整，有一个所谓的训练的战略，也就是说尽量不是自己派兵去，而是帮助地区性的大国进行能力建设，从安全的提供者转变为安全顾问，这种做法符合辅助性原则，同时规避了克制文化的影响。
德国的外交政策未来发展也受到了挑战，如经济的不确定性，欧洲和欧洲各国的力量会相对衰弱，军事资源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幅度有限，联邦国防军改革也有新兵招募的难题，德国民众对军事行动仍持怀疑态度，海外派兵需议会同意，另外，德国强大也会出现新德国问题的担心，等等。
总之，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向更加积极的方向调整的压力和动力有所增强，未来德国会更加积极且经常性的参与到国际危机和冲突的应对中，会采用更加灵活的手段，但是它的文明角色定位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外交优先的基调不会改变，转型是渐进而有序的。
复旦大学副教授刘丽荣博士就默克尔任内德国对华政策调整及其对中德关系的影响发表了看法。她指出，在默克尔的3个任期内，德国的影响地位都在提升。可从联合执政协议来看： 2005年说中德是具有责任意识的伙伴，2009年说构建更为安全的伙伴，到了2013年则是国际社会中可以信赖的伙伴，积极参与全球秩序的构建。从2015年开始，德国防长特别提出了德是“来自中心的领导”，所谓来自中心的领导，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德国居于欧洲的中间地带，德国是中间力量，在国际事务上德国寻求一种中间道路。
传统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对华政策关注三个内容，一是确保德国在中国的利益，二是中国的经济变化，第三是推动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纵观默克尔3个任期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以价值为导向到以利益为导向，最后到以问题为导向的转变。默克尔的第三任期有四点值得关注。第一，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德国有意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第二，有关德国对华政策的利益和价值之争再次被纳入议程。第三，在欧盟自贸协定谈判中，中国被至于盲区，在联合执政协议中提出要推动欧盟与日本、印度进行自贸协定谈判，但没有提到中国。第四，寻求亚洲政策再平衡。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德国有意加强两国在安全政策方面的合作，也为中德政治合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前景。
她认为中德关系存在下列问题：第一，关于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的问题。欧盟通过新的贸易措施法案和对反倾销进行新的计算方法，实际上是第15条规定的替代性做法，回避了市场经济地位和是否履行义务的条款。第二，中资企业对德投资遇阻问题。中国对德投资自2012年后增长迅速，但是这两年德国政府先后阻止了两起并购，包括对来自中国等非开放性国民经济的国家投资行为进行规范。德国政府加强对中国投资者的审查，其中有美国的压力，还有积极向中国施压，有投资对等的问题。第三，德美关系对中德关系的影响。因为美国是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欧方不会无视美国的关切。特朗普上台之后，德美关系也面临着新的调整，德国更加倾向于与美国进行合作。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戴启秀在题为“中德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领域及可能性”的发言中认为，德国是一个稳定的国家，被看作欧洲的稳定锚，中国也是一个稳定的国家，中德的有效合作有利于应对目前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和全球治理中的不确定性，这样的合作无疑会成为当前形势下重要的稳定的力量。
目前,全球治理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困难：第一，国际形势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第二，逆全球化思潮继续上扬。第三，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第四，恐怖主义事件频发。第五，全球性的难民是无序运动、无序流动。第六，地区的安全问题。因为问题越来越多，各国对治理需求越来越多。但是全球治理的低效供应出现了很大的张力，这也使全球治理受到了制约，最简单的就是恐怖主义并没有得到遏制，并且出现了一个外部输入性的恐怖主义现象。民粹主义崛起，世界多边贸易体制规则面临挑战和制度性约束，等等。全球治理中出现的新问题、新领域，大家都提出了一些新机制，如G20、上合组织等等，都是应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这些不断完善的机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既然有很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作为稳定的双方，中德两国可以先走一步，合作的领域肯定很多。第一，大的领域有两个，一个是全球自由贸易，中德达成共识，愿意共同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第二，在能源、环境保护这个议题中也达成共识。在这些议题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拓展。第三，中德可以共同应对贫困化。通过支持当地国的发展和合作，缓解人口的输出，可以缓解人口的无序流动，促进当地的安全。第四，可以拓展的领域是可以共同推进移民来源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可以考虑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在合作的第三方领域中，中德可以共同推进移民来源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让当地的青年留在当地国，让“一带一路”框架下具体的合作项目推动移民社会发展，这样的项目可以共同面对人类大规模流动所带来的新挑战，这也符合德国的外交政策，也符合欧洲的和平与发展外交政策。第五，加强网络安全合作。第六，促进城镇化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德国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经验，可以互补。
在这6个领域，包括达成共识和可拓展的两大类领域，如何推进？首先中德双方应该进一步加强共识，明确合作领域，确定双方的利益和价值关注点，要落到实处。在这个前提下可以推出新的有效的措施。比如：第一，建立工作小组，将原来功能性的合作提升为制度性合作。第二，发布合作的发展报告，评估合作成效，并及时纠正和调整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第三，双边合作是我们的传统，中德双方可以在第三方或者是第三国的区域内进行有效的合作，在达成共识的领域进行协作，发出一种共同的声音，共同推进在全球层面上重大问题的治理。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副教授、上海欧洲学会学术部主任忻华演讲的题目是“美欧关系大背景下看美德关系的走势”。他首先指出，美欧关系最核心的是美德关系，美德关系的动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给我们理解美欧关系提供一个所谓的分析框架。
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理念给美欧关系和美德关系带来三个主要的裂痕。第一，在经济上，特朗普目前一系列的举动已经明确的表现出特朗普不仅仅是要美国至上，它要彻底的推倒贸易经济架构，这在美国与德国和欧盟之间造成了一个对立。第二，在对外战略安全关系上，特朗普政府不再是无条件支持北约，同时把欧洲放在一边，进一步强化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第三，虽然特朗普和默克尔都非常强调彼此之间有共同的价值理念，而且默克尔在会见特朗普的时候一再强调美国跟德国、美国跟欧洲联盟基础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但是仔细分析特朗普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再分析默克尔的，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时间他们是在各说各话。特朗普的意识形态是右翼民族主义。在欧洲，民族主义的话语和思维方式已经很少有人使用，欧洲更多的是所谓的左翼自由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特朗普强调德国人很坏，因为德国对美国有非常多的贸易顺差。特朗普政府从3月份开始不断出台了一系列行政命令，这些行政命令就是要调查美国的贸易逆差来源，并且要找到各种各样的办法减少贸易逆差。但是，美国对德国的贸易逆差在美国贸易逆差总额中的比重长期来看非常稳定，比例没有大变化。1989-2016年以来，这个比重一直都在7-10%上下波动。美国对德国的贸易关系中，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其实损失不是很明显，这个时候特朗普突然把美国对德国的贸易逆差拿出来说事，说明特朗普对美国历年来形成的对外贸易关系已经强烈不满，所以他要根本的改变游戏规则，不仅仅要让美国多赚钱。由此可以看到美国和欧盟和德国之间的关系的特征。第一，欧盟是德国所谓的效力的倍增器，也就是说德国是通过欧盟增加自己的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影响和效力，所以美欧关系最核心的是美德关系。美欧关系有哪些矛盾和焦点，美德关系也有哪些矛盾和焦点，这两者是高度重合的。第二，德国在很多时候是利用欧盟的超国家色彩的架构，在美国对贸易关系不满意，要找德国人麻烦的时候，有时候德国是躲在欧盟后面，让欧盟和美国人搞。特朗普对此看的很清楚，所以特朗普对欧盟强烈的负面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和德国利用欧盟和美国人周旋是相关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恶化了特朗普对欧洲一体化的负面态度，也恶化了美德和美欧的关系。直到5月底美国驻欧盟大使的位置都是空缺的，而且特朗普故意提名对欧盟实施强烈攻击的一个人担任美国驻欧盟的大使，且此人还在强烈的攻击欧盟，甚至在布鲁塞尔的智库会议上对欧盟进行强烈的攻击。这个特点可以进一步进行分析。第三，美德双边贸易结构和各自的宏观经济结构是相契合的，也是与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切合，具有长期稳定的特征，这在短期之内难以改变，这个和德国制造业占据突出地位的经济结构相关。
目前美德关系中有很多的焦点，包括贸易逆差，共同防务体系中的安全问题，欧盟仍然在美国和德国之间起打交道工具的作用，那么美德双边关系与美欧关系必然是长期纠合在一起的。
复旦大学丁纯教授就上述发言做了点评。第一，德国人都强调可持续性或者是连续性，我们是基于这个前提谈问题。无论是谁当选，我想大选以后的德国政府外交政策大走向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动。第二，有关德国外交政策，尤其是这几年的所谓积极外交政策走向，我认为这跟德国本身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欧盟和北约或者是跨大西洋联盟作为对外政策两大基石是直接相关的。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是欧盟本身内部的政治以及外部的跨大西洋关系等等这样的体系下的综合结果。值得思考的是，积极的对外政策走向以及后续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制于本身内部的条件制约和外部的发展。我们已经看到，德国的精英阶层或者是德国的领导层，尤其是在欧债危机以来，包括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恐怖袭击等等，在欧盟碰到的一系列袭击中，德国其实有意识、无意识的在整个欧盟中的地位越来越明显和加强，所以对于政治精英来说逐渐把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克制的外交政策慢慢的走向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趋势。但是在具体做的程度上，我想它受到了很明显的内部和外部的制约。内部来说，德国民众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这样一个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因为所有相关的政策，无论是在欧盟内部更大的发挥德国的作用或者是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做大的作用都需要一定的成本。外部条件的制约，德国是不是已经有这样一个外部条件。一方面，德国作为欧盟或者是一定程度上具有世界性地位的大国，它的积极外交政策的实施非常明显。另一方面，它本身受到内外制约，所以最后它的走向，我相信应该是在这样一种综合的条件下的一个结果。
有关中德关系，要把它放在中欧以及整个世界大背景下去看。我觉得中德关系主流应该分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中德合作无论是从现状还是从国家间的利益来说是非常坚实的，因为我们是全方位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有政府间的磋商，如果从中德双方和中欧双方合作基石来说，中国已经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于中国来说，德国不仅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主要的技术来源地。而且在当前全球逆全球化思潮盛行、民粹主义盛行的时代，作为一个国际性大国的中国和德国，很明显都有这样一个责任和义务，有共同的利益去促进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解决可持续发展，加强和改善整个国际经济和政治的治理架构，在这方面我们有非常多的共同点。从这次李克强总理对德国和欧盟的访问中可以明显的看到这样一个表述。从另外一点来说，中德双方的竞争，一定程度上的分歧，其实也是比较明显的。在经济方面，双方在相关领域有非常大的分歧，最近在这个方面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入世议定书规定，委员会已经向理事会和议会提出了议案，搞了一个替代方案，这个替代方案是用“换一个手套解决”的方式解决。而且从技术来说，可能替代方案后面的情况比原来更加复杂。这个问题背后的分歧，就是对市场经济的认定问题、对知识产权的问题、对投资准入的问题以及政府采购问题或者更明确的是中国国营企业地位的问题的争议。二是德国、法国、意大利最近以公开信的形式向欧盟提出了仿造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审核委员会形式，尽管欧盟层面通过这样一个决定可能要费很长的时间，且很有可能不会以这样一种形式来出现，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挑战了欧洲一体化本身的底线，但是类似的东西，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的认可，这也反映出欧洲的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由此带来的产业升级，以及产业升级带来的竞争感到一定程度上的恐惧。我希望在这个领域，中德和中欧的合作能够继续，尤其是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后，我们希望把“一带一路”战略作为一个公共产品，这也是中德双方和中欧双方比较同意的一点。我想即便除了自由贸易，在第三方投资来说，这也是中德双方大家都认可的东西，无论是从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以及相关的中欧2020的合作方案中都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双边倾向或者是意愿。希望通过这个意愿可以达到。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美欧关系。特朗普上台时，默克尔总理在给特朗普的贺信中明确提出，美欧合作应该是在共同价值观上的合作，所以，当时欧洲更多把特朗普上台看成是美国内部的变革或者是内部的革命，希望它不会太多的影响跨大西洋关系。所以，从美欧关系本身来说，我并不认为它们本身的实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毕竟国家的利益和国际利益在这。个人、总统要受到体制的制约、受到整个国家利益的制约。华盛顿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原先的精英已经被解雇，新的雇员还没有到位，从这个意义来说，我相信美国本身也是一个逐渐适应和过渡的过程。对于欧洲来说，可能需要适应这个冲击。当然，这个冲击不能仅仅看成是一个美国的冲击。为什么特朗普能够上台？为什么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仅仅在欧洲，甚至一定程度上在全球得到了一定的兴起，我们必须思考其背后的原因。我的判断是美欧关系没有得到变化，而且我们还要适时的观察，包括对欧洲一体化后续的看法以及德国在欧洲一体化中的定位。容克已经提出了未来欧洲一体化五个可能的走向，也提出了多速欧洲的想法，我想，无论谁做下一任德国总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如果欧洲一体化要继续向前，那么德法关系及其在欧洲一体化中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德国强大的欧洲是没有办法维持的。对于德国来说，要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或者是引领欧洲，甚至是一定程度上推进全球治理，德国必须重新再审视它在整个欧洲、在全球以及在中德关系中的定位。
四、交流和讨论
主题发言后，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
Gerhard Sabathil先生在回答提问时说，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劳动人民分化成了工人和职员这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其实很不同。一方面不管是工人还是办公室白领或者是体力劳动者，他们都是受雇者，但是他们的政治诉求是不同的，左翼和右翼可以关注这两类人的差别，利用这个差别赢得民意。而且欧洲的财富在逐渐的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在欧洲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是真正的贫穷，从20世纪开始基本上已经消除了，所以欧洲目前在经济方面很好，但是也给社民党的工作任务提出了一些问题。以德国为例，社民党本身就注重劳工的福利待遇，但是因为现在的福利待遇非常好，所以它们游刃有余的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少，关于这个方面竞选的口号和魅力就会减少。社民党的纲领就不清楚，它们只是提出了“社会公平”，但是对于“社会公平”的解释并不是特别明确。关于教育方面的公平，它们也没有非常具体的表述，目前在社民党的竞选纲领中没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措施，包括对于如何维护国内和国际的安全，社民党也没有提出具体的意见和措施，所以它们本身的竞选纲领就是不明确的。德国非常重视对中国的政策，而且德中之间的友好合作是一个传统，虽然也有很多的人有一些担心和忧虑，但是总的来说合作是大于恐惧的。对于欧洲来说，德国通过欧盟真正回到了世界，德国非常在意这一点，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领导者，因为这样一个领导地位，德国会有顾虑。由于法国在这个方面比较弱，英国对此不闻不问，德国的经济、金融、财政方面现在也不错，所以把德国推到了浪尖，造就了德国好像慢慢的进入了领导的阶层。现在很多国家却认为，只有德国才能把欧盟重新的结合在一起，只有德国有能力把整个欧洲的地缘政治稳定起来，因为德国的经济和政治方面比较强大，可以更好的帮助西班牙、葡萄牙等等这些比较弱的国家。德国其实并不要求一个绝对的优势，我们更多的是关注比较优势。我们希望别人也能够强大。我们也不一定要求德国必须是欧洲最强的，我们讲的都是相对的。德国在一些方面非常强，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也有它的弱点，包括德国的人口老龄化非常严重。即使英国脱欧了，欧洲的公民也会一同建设欧洲。目前，布鲁塞尔已经决定将会建立一个欧洲防御体系、防御机制，每一个欧盟国家都会投入一定的资金建立这个防御机制。这并不是因为特朗普要求我们这么做，而是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欧洲的共同需要，因为欧洲受到了内忧外患的困扰。他强调，不管是德国对外政策还是欧洲对外政策都强调两点，一是多边，第二是法治。目前，面临着难民问题，我们在对外政策方面也十分注重建立内部安全，同时也保证难民的利益。在贸易方面，我们讨论的重点是要有一个共同遵行的准则，包括公平，包括如何执行所有的游戏规则，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在外交政策上。上周我们在竞争利益方面签订了一个协议，我们希望能够在内部市场中更加开放，增加我们更多的合作，其实我们跟很多的国家都签署了《竞争合同》，希望能够促进各个国家自己内部的竞争力，这样就可以让这个国家对外的能力得到提高，这也是德国对外政策中执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还有一点，可能中国知道的不是特别多，其实我们市场经济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不管产品是从哪里来，我们其实更多关注的是检查这个行业、这个产品本身的情况，而这里就和各个国家自己的决定权相关，不仅仅是在欧盟，不仅仅是在德国，包括所有的欧盟国家，它们都是遵循着同样的原则，它们都是在WTO方面执行同样的原则，包括仲裁方面也采用同样的游戏规则。我们不仅仅只是针对中国，我们对其他的国家也有同样的要求。美国指责德国、指责欧盟说我们削减了它们的国内利益。我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维持非常高的数字。但是在本土生产汽车是出口的5倍，我们也提升了美国市场的能力，特别是宝马X系的汽车，都是在美国制造的汽车。我们相信即使是美国对我们限制政策，它也不会通过WTO进行表决。日本其实对美国的出口一样高，日本国防防御投入资金比欧洲少的多。所以美国无权只指责欧洲，但不指责日本。不能说欧洲特别强，他就指责我们，这不是他指责我们的一个原因。“2020议程”如果不能被执行，我相信特朗普也不会再赢得美国的大选，他的作为直接影响到他的下一届连任的问题。2021年正好是美国下一任大选，而且明年美国还会有大选问题。我相信基本上我们对于情势的判断大致是一致的，而且我们对于全球对外政策的发展观点基本上也是一致的。
Fridrich Kurz则说，中国在电动车方面做的非常好。但是走在路上却发现有很多自行车，有这么多的共享单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比德国进步了很多。在德国我们就可以进行宣传，德国完全可以在这方面向中国好好学习。我希望能够在政治界和老百姓之间建立起一个桥梁，这是我们做记者的工作。中国其实有很多非常好的故事，但是可能没有做好宣传。如“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很多政治家们也不是很明白。如果宣传做好了，就可以赢得很多人的信任，赢得德国的信任，赢得整个世界的信任。只有讲好故事才会赢得更多人的支持。一个故事要多讲两次，讲多了以后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印在别人的脑海中。
梅兆荣大使针对中德两国之间是否对等的问题强调指出，对对等原则这个问题要小心谨慎。在外交上、政治上我们要讲对等，但是在经济贸易上讲对等就有问题了。比如说去年中国市场卖出了18000万辆汽车，其中50%是德国的汽车，那么是不是我们也要卖出同样的汽车就是对等？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1975年施密特访问中国的时候，他看到中国当时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要帮助中国，给中国提供各种各样的优惠，因为中国发展了，德国才能进入中国的市场，中国的购买力才能提高。现在中国的市场扩大了，中国的购买力强大了，可以购买德国的产品，这不是一种贡献？所以要看到两面，不能只看到德国的汽车进入到中国，没有看到中国的市场对德国的发展起到的作用。我们不能纯粹简单的谈对等。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中国公司要买一个德国破旧的没有人要的小机场，但是德国也要购买中国的机场吗？我们现在的自由贸易提出来有负面清单，只要是负面清单里面的东西，除此以外都不讲对等。如果这样讲对等的话，我认为是一个问号，我们两国今后关系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这恰恰是不对等、不公平的，因为中国市场对于德国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现在有人说德国发展的很快，中国可能就会成为德国的竞争者，实际上还早，我们现在处在工业2.0的阶段，德国处在工业4.0阶段，要赶上德国还要很长的时间。可能在航天方面我们有一些先进。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完全讲对等是不可能的。老百姓对这个问题有错误的看法是不奇怪的，关键是媒体、智库、政府部门怎么向老百姓做解读，如果正确地解读，老百姓就会理解这个问题，如果做错误的解读，这种误解和不正确的看法就会继续保持下去，就成为我们两国关系进一步深化和扩大的一个障碍。
中国入世议定书15条去年到期了。现在欧盟老是把这个问题和承认中国市场经济混为一谈。李克强总理多次讲，我们并没有要求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我们只要求欧盟履行取消这一条的承诺。从欧盟承认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可见，欧盟存在双重标准。实际上，市场经济地位是根据各个国家的政策和地位决定的，不是靠外人承认的，不能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李克强总理这次明确说了，规则是你们制定的，如果这样，给我们的企业界，给全世界发出了一个错误的、消极的信号，也就是规则制定了以后不执行。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坦白的说中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非常消极的，对信用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媒体、智库、政府部门都要做这个方面的工作，这样一来我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相互推动。默克尔最近在李克强总理访问德国时的表态是非常好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德国在欧盟委员会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如果这一条不能实行的话，那么默克尔总理这个明确的声明有多少价值？大家就按照这个来衡量。另外，我和德国媒体人交流的过程中一直有一个感觉，一旦有一些问题你们报道不正确的时候，你们总是把责任推给中国没有很好的解释。我们中国人对欧洲问题了解的很困难，我们对德国法律的复杂性，有很多都不懂，但是我们中国人从来不埋怨德国人不好，我们从来都是自己想办法努力和学习，在这一点上也希望德国人自己也稍微做一点努力，不要总是怪我们。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要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刚才有一个报告中提到德国拿欧盟做挡箭牌，坦率说，我们也有一个感觉，涉及到欧盟部分国家利益的时候，欧盟常常说这是我们28个国家的共同立场，以这样的一个份量来压我们。但是当中国提出合理的、完全正当的要求或者是权利的时候，你们就说你们的意见不一致。所以，欧盟也被作为一个挡箭牌来搪塞，不愿意理我们的正当权利。
最后，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欧洲研究中心徐明棋对会议作了总结，认为会议内容广泛，讨论热烈深刻，各种观点和看法能够直率的表达，研讨达到了设想的目标。（上海欧洲学会 曹子衡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