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0日下午，由上海欧洲学会主办、上海社科院欧洲研究中心承办的主题为“十字路口的欧洲”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科院小礼堂召开。围绕“英国脱欧与欧洲一体化”、“欧洲经济与政治生态”和“欧洲外交与中欧关系”等问题，叶江、陈玉刚、丁纯、郑春荣、忻华、张骥等先后作主旨发言，来自上海各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及硕、博士研究生等近90人参加了会议并就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华东理工大学欧盟研究所所长杨逢珉，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分别主持了会议。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徐明棋作了总结发言。
英国脱欧与欧洲一体化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叶江教授在主旨发言中，首先提出了英国是否会脱欧的问题。他指出，英国确实有相当的一批力量反对脱欧。2018年2月19日，英国成立了一个叫Renew的新党，其宗旨就是反对脱欧。Renew成立以后，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非常明确地说，现在英国脱欧和不脱欧，还有50%对50%的希望。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明确表示现在再谈要不要脱欧没意义，肯定要脱。因此，英国90%会继续走脱欧的道路，留在欧洲的几率仅10%。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英国怎么脱欧？脱离欧洲以后，英国是不是要继续留在关税同盟？爱尔兰、北爱尔兰是不是要有一个边界？即是软的还是硬的脱欧？还有过渡期的问题。从3月2日特蕾莎•梅的讲话看，英国政府已经非常明确要坚决退出关税同盟，但跟欧盟还要搞好关系。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的边界是要软的而不是非常硬的。特蕾莎•梅也不会硬脱欧，在相当的程度上，她希望通过灵活和软化的方式解决双方之间的贸易问题。他认为，英国脱欧之后，中欧关系可能会比较严峻，因为德国在欧盟内的力量会越来越强大，德国的外交政策对欧盟的外交政策有影响力。当前中欧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市场经济地位、WTO问题等，而主要是中国力推的“一带一路”，中国在中欧关系中的机制问题。在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时任德国外长加布里埃非常明确地说担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按中国的规则推进全球化，呼吁欧洲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欧盟的西部成员绝大部分对“16+1”持否定态度。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中国越来越走近国际舞台的中央，而西方尤其是相对没落的西方感到了挑战。因此，随着英国脱欧，中欧关系会面临更大挑战。好在默克尔将继续执政，中欧关系会有一定的希望，但她是一个坚强的强调以西欧主要国家为主导的欧洲派，中欧关系能否按照默克尔过去设计的方向走还是个问题。至于中英关系，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对英国更为重要，我们应该抓住机会，推动中英关系更进一步。
复旦大学陈玉刚教授在“欧洲一体化向何处去？”的发言中，首先指出了欧洲一体化现在面临四大问题。第一即英国脱欧问题。英国脱欧第一次开始了一个逆一体化的方向。现在的一体化已经变得不是那么吸引人的一体化，不是很多国家想要的一体化。更麻烦的是，英国是第一家，但可能不是唯一一家。它打开了一扇逆一体化的门，至于还有多少人会从这个门里面走出来？英国脱欧对欧洲一体化所带来的这种冲击，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第二是一体化方向问题。一体化像骑自行车一样，只有不断地向前，它才不会倒下来。问题是怎么再往前？是不是大家的方向是一致的？从金融危机到债务危机，从一体化自身的逻辑要求来讲，这个线路是很明确的，即从货币联盟向财政联盟方向前进。但是，真要往这个方向前进，挑战、困难确实非常大。因为货币联盟的象征性较多，但财政联盟则涉及主权的核心。第三是欧盟对外关系方面碰到了很多的麻烦。除了中欧关系，更重要的是美欧关系出现问题，它对欧洲伤害会更大。实际上，无论欧盟怎么猜忌，中国的“一带一路”给它带来的是机会，是使欧洲走出困境的一个机会。而这些年来美国对欧洲（不仅仅对欧洲自身，而且对欧洲周边）的政策，无论是从金融危机变成债务危机，还是在中东、北非、乌克兰所做的这些事情，对欧洲的伤害是切切实实、非常大的。现在欧洲人究竟有多少人心里面还相信美欧联盟？第四是难民危机。虽然难民危机停顿下来了，但是，它改变了欧洲自身和欧洲周边对欧洲的认识。欧洲自身对其价值优越产生了怀疑，其周边对它的认识同样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对欧洲一体化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其背后实际上是对同盟国政策的反思。欧洲一体化一直是双面的，一方面是内部成员国之间怎样走向紧密的安排，同时它也在推行对外政策，很大的是盟国政策。如果我们现在往回看的话，它周边的政策或者是邻国的政策，实际上是不成功的。这个不成功造成了周边的地缘政治灾难，这个灾难既影响到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对欧洲自身也是很难化解的问题。再一个问题，欧盟整合的权威分歧。以前，欧盟和成员国之间是公共政策上的一些分歧，而现在出现了政治上的争吵，如波兰和欧盟之间的争吵。这里边实际上反映出欧盟权威下降。在涉及到制度、价值和政治安排等问题上的争吵，比对外政策上的意见不一致带来的问题更多。另一方面，各成员国内部的政治凝聚力和一致性大大下降。从德国的选举以及最近的意大利的选举，包括前面的一些主要国家内部民众的支持率，都可以看出来它的价值的主流性在大大地丧失，而更多的走向分散。
从上述这些问题来看，欧洲一体化现在面临多重挑战。一是制度的危机。欧洲一体化以往是作为一个典范，是考察、衡量别的区域一体化的一个标准。现在，人们对这个模式是否仍然是最佳的区域合作的模式提出了质疑。二是价值的危机。民粹主义在欧洲很多国家里出现，反映出原来所谓的主流价值、主导性价值碰到了很大的问题。而当这些价值共识在丧失的时候，它必然会转移到欧洲的一体化上。三是地缘政治的危机。它可分两个方面。一是某种程度上大国竞争的危机，这里更重要的是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及欧美关系。另外就是周边地缘政治的问题。
关于欧洲一体化未来的发展，一种可能性是财政联盟往前推，第二种可能性是一体化和逆一体化双向并存，第三种一体化发展，是原来谈得比较多的多速欧洲（现在是多域，多个区域的欧洲）。最后，也可以思考另外一种逆一体化，暂且可以称之为瘦身的一体化，有一些一体化的机构可以减肥减掉。
欧洲经济与政治生态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在发言中对后危机时代的欧盟经济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欧盟经济的危机已经过去了，严格来讲2012年就已经过去了。2017年，总体欧盟实际增长2.5%，接近近10年的最高点，很明显是总体的复苏。但整个增长率还是略低于危机以前的水平。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在不断好转，但其回复明显落后于整体增长的情况。欧盟整体的失业率从将近10%，降到7.4%。随着量宽，随着大背景的好转，现在通胀已经有显著的回升，基本上稳定在1.5%的水平。对外贸易占整个GDP的比重是2.4%，比2016年提高了0.2个百分点。财政赤字的增长不断下降，明显向好。当然还有个别国家，包括法国、西班牙在内，没有满足财政赤字3%的要求。从2015年开始的量宽，把欧元区的国债收益率明显压低了，同时把互相之间的差异也压低了。金融体系有了一定的恢复，企业和家庭信贷恢复增长的情况比较明显。通胀预期都有所回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量宽达到了局部的指标。他指出，欧洲经济发展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劳动生产率增长慢，从90年代初到现在一直是这样的情况。二是技术研发投入不足，教育投资缺口比较大。三是财政货币政策分离问题，这是一个体制性、长期性的问题。尽管经过了欧债危机，欧央行实际上得到了它本身难以得到的一些权力，也做了好多东西，但还是一个问题。四是民主体制改革的梗阻问题。关于欧洲经济前景，他指出，欧盟成员国之间离散的情况在加剧。这对以后进一步往前走是个坏事，但很难讲德国越强就一定带来其他国家尤其是所谓的外围国家越糟。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分析了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影响。他认为，民粹主义可以是一种意识形态，也可以是话语方式，或者政治领导人的政治策略。民粹主义可分为包容性的民粹主义和排斥型的民粹主义。欧洲主要是排斥型的民粹主义。这种排斥可能是自下而上的排斥，人民反对精英，或者人民反对建制派，内部的人反对外面的人。欧洲的民粹主义总体的特征就是反建制的，疑欧主义是新风。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不是近年才有的。民粹主义的挑战和欧盟面临的其他的危机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欧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造成了经济文化上的冲突。上一次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民粹主义政党得票率就已上升。目前，民粹主义政党已在许多国家政党体制中站稳脚跟，有的单独执政（波兰），有的参与执政（芬兰）。一个最新的例证是，在意大利3月4日的议会选举当中，“五星运动”成为最大的单一政党，导致了意大利很有可能出现悬浮议会的状态。他认为，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对欧盟成员国国内政治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总的来讲，政党格局会变得更加多元、碎片，组建政府会更为内耗，最终导致更为脆弱的政府的形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主流政党政见趋同并轮流执政或组建政党卡特尔的结果，如德国、奥地利。民粹主义政党数量的增长，会使政府组阁形势变得复杂，组阁的时间会拉长，组成后的执政联盟也会变得脆弱。主流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会面临强大的、作为反对党的民粹主义政党的牵制或者勒索。第二，是对政府或主流政党政策内容及其话语方式的影响。即主流政党在话语方式方面会受到民粹主义政党的传染，主流政党制定的政策和措施会受到民粹主义政党的影响，一些不受欢迎的、长期才见效的计划比较难推出。尤其是为把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拉回来，主流政党也会借用民粹主义政党的一些议题。主流政党不仅会受到民粹主义政党主张的“被动传染”，也有可能是他们的“主动模仿”所致。就是说，存在一种主流政党对民粹主义政党污名化、禁忌化或排除在政治活动与讨论之外，到包容乃至模仿的变化轨迹。第三，更为严峻的是西方民主政体可能因为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而面临挑战。政治精英想要忽视的问题，现在不能回避了。民粹主义政党虽然不同于极端主义政党，但实践中它们之间的界限很难划分。这有可能对西方民主的基本制度造成挑战。关键问题是，如果民粹主义政党只是保留作为反对党，以抗议性政党出现，还问题不大。但是如果它一旦执掌政权，就有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政体造成冲击。在欧盟层面的影响是两方面。第一，因为欧盟面临了许多问题和挑战，会诱发对欧盟机构以及政策的抵制，对欧洲一体化的原有模式提出挑战，导致再国家化的倾向，由此阻碍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增强对民族国家以外政治过程的重要性和潜力的意识。另一方面，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分散了欧洲政府和主流政党的精力和资源，使之没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欧盟事务和全球事务当中，使得欧盟层面达成妥协的余地变小，限制了欧盟内部共识达成与集体行动能力。个别受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裹胁或者控制的成员国，不执行欧洲多数表决的决定，破坏了欧盟内部的团结和行动能力。第二，多速欧洲成为欧洲一体化的新路径。英国脱欧至少表明，逆一体化或者去一体化不再是不可能的。英国脱欧后，在民粹主义势力牵制下，欧盟27国在未来的行动领域上只能寻求“最小共识”，不能再要求所有的27个国家同步走。不求同步，但求同向。民粹主义虽然在2017年没有再制造黑天鹅事件，经过决定欧洲命运之年，民粹主义冲击波虽然有所减缓，但没有出现趋势转折。他们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构成对主流政党的挑战。为应对这个挑战，欧盟提出要和民粹主义在政策内容方面进行论争，消除它的魅力，帮助普遍民众了解和理解举措的复杂性。另外，主流政党需要更多的关注一些民生题，让老百姓有获得感。按照我们的讲法，要讲好欧盟故事，让老百姓对欧洲一体化增加信任，增加对欧盟的认同。这样看来，民粹主义的崛起也有警醒的作用。
欧洲外交与中欧关系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忻华副主任从欧盟对国际形势的总体认知的变化、欧盟对外政策的总体架构的变化、欧盟对美关系及欧盟对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四个方面考察了近年来欧盟的对外关系。他认为，欧盟虽然高调表示支持全球化，但是认为在全球化的格局当中，欧盟是吃了大亏的，所以欧盟对于全球化的看法逐渐在改变，它考虑要约束全球化对于欧盟带来的效应。这一变化直接影响到欧盟对中欧经济关系的评价；欧盟一方面支持WTO主导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另一方面更加看重双边自由贸易体系的建设，致力于加速建设与加拿大、日本、越南、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双边自由贸易架构；一年来，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裂痕在不断加深，欧美关系出现了不断恶化的趋势，欧盟安全在战略上不能依赖美国。他指出，近年来，欧盟在积极打造新的防御性经济政策架构，建立起一系列的政策举措。其中很多政策方案，其实是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如2017年12月生效的关于新的两反一保的规定，对进入欧盟的产品的倾销认定的标准更加严格了。另外对中国也有一个关于投资审查的机制。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势是，欧盟对亚太的战略在不断变化。从2015年来的一系列举措来看，欧盟逐渐靠近日本，而疏远中国。在对外经济合作领域，欧盟对日本的期待不断上升，把日本看作其推进亚太经济的一个新的引擎。一定程度上来说，欧日经济伙伴关系架构，即EPA协定，欧盟向日本方面出让的利益多于日本向欧盟出让的利益。在对外安全领域，欧盟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强烈的影响，认同日本的对外战略安全的理念和架构。
复旦大学张骥副教授在题为“双层治理结构与欧洲对华政策的新变化”的发言中认为，中欧关系的基础和主题已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讲中欧之间没有地缘政治的矛盾，这是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这样的政治基础在今天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于“一带一路”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对外拓展，尤其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东欧的合作带来中欧间地缘政治上的接触，欧洲甚至把它作为一个矛盾的地方。中欧对自由贸易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欧洲是自由贸易的最大倡议者，但今天中国成为自由贸易最大的倡议者。欧盟在全球事务或者地区事务上，在对待多边主义的态度上也发生变化。WTO、市场经济地位这些问题在中欧关系中的重要性已经大大下降了，全球治理问题的重要性在上升。这跟欧洲整体实力的变化有关系。他指出，中国所面临的欧洲的权力结构有了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是英国脱欧。英国脱欧以后，中国所面对的已经不是过去的欧洲和欧盟，至少出现了欧盟之外一个很大的行为体即脱欧的英国。第二是法德轴心的变化。法德两国的大选带来他们内部的权力结构的变化，由此带来在法德轴心中法国的力量可能会提升，而德国相对可能会变弱。同时在对华政策上，法德轴心也有一定变化。法国试图在中欧关系中重新发挥其引领性的作用。第三是欧盟出现一些集团的分化（南欧、北欧，西欧或者东欧），欧洲的政治生态也发生变化（最重要就是极端主义和民粹势力上升），它会对中欧关系的基础带来影响。中欧关系的外部因素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美国对欧盟的政策及对全球治理的态度，都因为特朗普的上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欧关系的变化，会对中欧关系产生影响，在全球治理、反恐等问题上，欧盟对中国的需求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其次是欧洲周边发生的变化。正是这样的变化，欧盟开始出现内向化的趋势。无论欧盟层面，还是欧洲主要大国，它们把解决内部事务作为非常重要的层面，这也是中欧关系的一个新的变化。张骥还具体分析了中欧在“一带一路”合作方面的问题。他指出，欧盟对“一带一路”的认知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一开始并不把“一带一路”当回事，现在开始重视“一带一路”给欧洲和全球带来的影响。同时，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存在着分歧。中东欧和沿线国家最积极，但欧洲大国还是持谨慎的态度。由于成员国间存在分歧，欧盟还没有形成应对“一带一路”的统一政策。另外，欧洲国家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比中央政府要积极、正面，因为它有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实在的合作项目。欧洲对“一带一路”的经济影响，也有不同的认知。有的把它视作加强欧亚之间联系、对欧洲经济有正面意义的倡议。也有从反面看，把它视作对欧盟影响力的一个竞争，有的欧洲智库称“一带一路”是防御性的重商主义，是对开放的重商主义的挑战。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经济影响力和早期成果的呈现，欧盟内部把“一带一路”作为一种地缘政治竞争和影响的看法在上升，已经有把它视为中国的地缘政治扩张的观点。对中国而言，现在很关键的是，如何用政策的变化，更多的考虑怎么样双赢或者多赢，让欧洲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使它能够把“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机遇，而不是完全作为对它的地缘政治挑战，这样至少能够减少阻力。
上海学者要有自己独特的声音
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徐明棋教授首先指出，今天讨论的主题都是当前欧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核心问题。总的来看，讨论比较深入，取得了非常丰硕的学术成果。针对讨论的问题，他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欧洲一体化到底往哪个方向走？以什么的方式往前走？在欧盟层面、欧盟成员国之间、成员国内部，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间，都存在有分歧。这是导致欧洲一体化现在面临着前途相对比较迷茫的一个最重要原因，也是欧洲必须要面临的困境。但短期内在经济不可能出现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欧盟要解决这样的难题，还缺乏这方面的资源，难度是比较大的，可能会有一个一体化机制构建原地踏步的现象。这个时间会有多长？现在很难判断，因为欧盟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多的。但是欧洲一体化今天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现有的机制成果不会逆转，难以倒退，因为倒退逆转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如何用最少的成本维护现有的一体化机制，将是未来几年欧盟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他认为，现在欧洲经济的周期性复苏已经开始，接下来两三年内，欧洲经济可能会维持在相对较乐观的状态。欧洲原有的矛盾会逐步减少，或者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但因为这是周期性的复苏，后面没有新的革命推动，不是一个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周期，估计过两三年仍然会面临新的冲击，再加上欧美如果在贸易上发生比较大的冲突、摩擦，对欧洲经济都会产生很多不利的冲击，欧洲经济要想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亮点，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欧洲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思潮也很难迅速退去，还是会在未来影响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决策，而这也会影响到欧洲对外关系包括对华关系的调整和评估。
徐会长指出，我们上海学者有非常好的实事求是的传统，比较理性，比较重视学术性。在所有有关欧洲问题的研究领域，上海学者一直有着自己独特的声音。他强调，我们研究欧洲的经济、政治、社会、外交，包括中欧关系，一定要有更广泛的视野，更深入的学术积累，真正了解欧洲的思想、政策、理念，以及社会发展的全面深刻的内容，从中发现它的规律，提前作出准确的判断。一方面，提高欧洲研究的学术水平，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拓展对外关系，制定更加有效、正确、完善的对欧战略，提供我们的学术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