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上海欧洲学会联合主办的“后欧洲大选时代的中欧关系”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鸣研究员与上海欧洲学会监事曹子衡博士共同致开幕辞。他们指出，当前世界局势乱象横生，欧洲既面临内部的政治生态转变、英国脱欧的冲击，又面临外部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当前欧盟要应对美国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战，与俄罗斯的对峙中出现寻求妥协迹象，而对中国有经济依赖的同时又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和改变现存国际秩序。在这一背景下，欧洲一体化将何去何从、中欧关系将如何向前发展，都值得深入研讨。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单位的2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充分交流。
一、欧盟各国大选后的政治生态与欧洲一体化
上海欧洲学会原会长、上海社科院伍贻康研究员主持这一议题的讨论。他认为，欧洲一体化本质上是精英政治的产物，但当前民粹主义的兴起使之面临欧盟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挑战，政治生态危机和经济、金融、难民等诸多危机夹杂在一起已成为一种常态。在即将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上，法德两国将拿出何种推进欧盟一体化的改革方案，这一方案能否得到其他成员国的支持、能否执行仍有诸多不确定因素。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叶江研究员的发言分析了当前民粹主义政党在欧盟全境成遍地开花之势的主要原因：首先，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造成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创造了群众基础；其次，金融危机后，欧洲中产阶级出现下层化趋势，创造了社会基础；第三，欧洲本就有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交织传统。他认为，当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并上台执政是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表明发源于欧洲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并没有因为欧洲一体化而过时，欧盟仍是以国家为基础进行治理的，其本质是有影响力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成为超国家行为体。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李明明副教授运用“裂痕理论”分析了欧债危机对欧盟共识政治的冲击。欧盟的共识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精英政治的决策模式，以追求绩效为合法性基础，但当前已出现了多层裂痕：第一，国内政治层面，精英和大众的分歧加剧，议会投票结果与全民公决结果相去甚远；第二，成员国的政党体系层面，建制派和中间政党支持一体化，而反建制派和极端政党则反对一体化；第三，成员国的民众之间在脱欧和留欧上有巨大分歧。第四，在欧洲层面，欧债危机引起债务国和债权国的分歧，难民危机导致新、老欧洲的分歧。面对一系列新的欧洲裂痕，欧盟需要既需要加强公共领域建设寻找新的共识，也需要提高离欧成本，考虑共同应对当前的全球危机。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吉磊助理研究员则聚焦民粹主义思潮下的欧盟共同避难政策改革。她认为，难民危机造成欧盟内部的社会矛盾加剧、恐怖主义担忧倾向上升，引起新的社会文化和阶级分裂，导致选举中的政治极化倾向越发严重，民众将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归咎于欧盟，因此难民和移民议题成为欧盟各国选举中的热点。同时，由《都柏林条约》确立的欧盟共同避难制度也面临诸多挑战，成员国对难民的接待、安置、转移、遣返成本高昂，且各成员国的权利义务也分配不均。目前欧盟正转向防御性的避难政策，希望通过控制边界阻止难民和移民继续大规模流入，同时加速与第三国合作遣返难民，但效果有限。为此，欧盟既需要务实渐进的改革，强化现有制度和政策的执行力和效率；也要将难民问题作为长期治理过程来对待，促进地区平衡、充分和可持续发展。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所徐明棋研究员强调，意大利大选结果表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其政策主张是对以往由法德轴心主导的、以左翼自由主义理念支撑的欧洲一体化的机制和政策的制衡。当前难民问题对欧盟的冲击虽有回落，但欧盟内部在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上仍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种种提议加强欧洲一体化的主张并不具备民意支持的基础，欧洲一体化向前推进仍有很大阻力。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钱运春则认为，欧洲一体化以统一大市场、共同区域政策、共同社会政策等经济手段而非发动战争的方式，解决了长期以来欧洲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发展不充分问题，其经验和教训对当前的中国仍富有借鉴意义。
二、后欧洲大选时代的欧盟及成员国对华政策
该议题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简军波副教授在分析英国对华政策时指出，英国有长期的殖民历史传统，且长期独立于欧洲而一直抱有大国心态。基于这些自我身份认知，英国脱欧后的特蕾莎·梅政府对华政策呈现出友好和对立共存的二元特征：在对华友好方面，在言辞中延续对“中英黄金关系”的象征性支持，在行动上积极访华推进与中国交流并稳步发展中英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同时也有对华对立的举措，如在南海问题和香港问题上的立场冒犯中国主权，在处理中美英三角关系中更强调扩大英美特殊关系，在经济领域加大了对华投资审查力度。总体来看，中英之间没有冲突性的战略矛盾，双边关系的友好趋势不会改变，但会不断因英国的国内民粹主义兴起、逆全球的化贸易保护主义大潮及其在对外政策上追求“全球英国”而引起摩擦。英国可能在对华政策上利用香港问题、南海问题谋求利益。
在分析法国马克龙政府的对华政策时，复旦大学法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骥副教授指出，法国的政治生态已出现三点变化：首先，法国民众对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所带来收益与代价更加敏感；其次，法国在处理安全和难民问题时陷入两难境地，控制难民与法国自由博爱的传统价值产生了矛盾；第三，马克龙提升法国在欧盟及全球地位上的自信姿态。同时，欧洲层面的政治环境变化强化了法国外交转向：英国脱欧给法德合作带来一定的动力，默克尔在国内政治地位的削弱让德国难以扮演领导角色，英国难以在中欧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给法国带来契机，而美国保护主义思潮抬头促使特朗普对欧洲甩手。国内外因素交织为法国打开了相对独立的外交空间，导致法国对华政策呈现两面性：在中欧“一带一路”合作、双边投资贸易以及全球治理议题上，法国既想与中国合作又存在疑虑；法国在双边和欧盟层面收紧对中国投资的审查，但又想争取中国市场；想要与中国共同支持多边主义加强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但又担心中国在非洲乃至全球影响力的上升；在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上，法国更是纠结中、美到底谁才是维护秩序的伙伴。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朱苗苗副教授分析了德国大选后的对华政策态势。她认为，由于德国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大党力量削弱而小党分散，多党联合执政将困难重重，默克尔的权力会继续削弱并将逐渐失去加强德国在欧洲领导地位的契机。在此情况下，当前默克尔政府仍与中国保持传统的良好关系，在多边主义、伊朗问题、扩大贸易投资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但已出现了三点值得关注的动向：第一，德国国内舆渲染“中国渗透论”，视中国为与德国存在制度竞争的国家；第二，德国对华具有矛盾心态，一方面能从中国得到经济实惠，另一方面又觉得中国的成功模式与德国坚持的价值观相悖；第三，默克尔的对华政策受到联盟伙伴、社民党及其他政党的干扰和国内和欧盟局势的牵制。
在欧盟三大国的政治生态发生变化的同时，中东欧国家也出现了以匈牙利和波兰为代表的“民主倒退”现象，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宋黎磊副教授就此进行了深入分析。她指出，匈、波两国在政治上通过修宪改制等措施强化执政党地位，在经济上加强政府对关键经济部门的干预，在外交上有机会主义倾向，既与中国、日本、印度加强经贸合作，又联手其他国家对欧盟的难民政策针锋相对。这一变化根植于三个因素：首先，匈牙利和波兰有更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基础存在；其次，中东欧整体出现了保守化倾向，宗教力量凸显。第三，软性的疑欧主义兴起，希望把超国家的欧盟拽回民族国家的欧盟。欧盟将中东欧的变化视为是一种倒退，并将影响中国与中东欧关系的发展。为此，中国应考虑匈牙利和波兰的民粹主义复杂性，与其交往要注意避免作实“中国分裂欧洲”的舆论，以更软性的方式与中东欧国家开展合作。
三、中欧关系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余建华研究员主持了该议题的讨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崔宏伟研究员的发言分析了中欧互联互通竞合关系的发展前景。她指出欧盟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有新变化：首先，欧盟谨慎支持的态度有所倒退，更突出“一带一路”对欧盟带来的地缘竞争因素。欧盟提出自己的亚欧互联互通战略并寻求与日本、印度、东盟共同塑造欧亚大陆规则，用多边方式降低“一带一路”的影响力。其次，欧盟对中国投资的规制增强，在政府采购、对等开放、透明度方面提出更高要求，夸大中国对欧投资的政治目的。第三，欧盟已经开始接受印太概念。欧盟的态度转变一方面是担心中国的快速发展挑战西方规则，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输出发展模式的手段，另一方面是担心欧盟的大周边战略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地理上重叠而有地区秩序主导权竞争。她建议，未来中国需要通过与欧盟互利合作来降低战略竞争的忧虑，并对欧盟的批评提高重视。
相对于欧盟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上的倒退立场，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博士认为英国仍在这一议题上寻求充当“天然合作伙伴”。英国提出“天然合作伙伴关系”的概念基于两个支点：一是在地缘上，中英位于“一带一路”倡议连接的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二是在功能互补上，英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在经济、设计、运输等领域的优势参与亚欧大陆的基础设施投资，并且“一带一路”倡议与英国基础设施建设改造计划及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计划高度契合，双方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同时也要看到，英国提出“天然合作伙伴”虽表现出积极态度，但尚且停留在口号层面，其中的内涵并没有完全落实，更像是“黄金时代”的增强版。鉴于英国的外交政策明确将美国排在第一、相邻地区排在第二、印太地区排在第三，中国应以务实态度定位和推进中英关系的发展，可以通过战略对接“五通”、共建海上丝绸之路来推进中英“天然合作伙伴”关系。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龙静助理研究员介绍了“一带一路”在匈牙利的发展现状。她指出，目前匈牙利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出现了较强的国家干预色彩，连任后的欧尔班及青民盟将通过修改法律、对银行和能源企业等进行并购及增股以及掌控媒体等手段实现更多政治诉求。但中匈仍有延续稳定合作的积极因素。匈牙利在“一带一路”和“16+1”一直保持着积极活跃的态势，中匈合作的成果显著、示范性强，其原因在于：一是匈牙利经济在金融危机后呈断崖式衰退，亟需外部合作，二是其地理位置优越，中心优势明显，三是华人在匈牙利占比高，已经在当地形成比较好的形象。同时，中国也不能忽视当前匈牙利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防备双边经济合作议题被政治利用，并留意匈牙利执政党与极端右翼政党之间的关系。此外，当前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的分歧、中美关系、俄欧关系的变动都对“16+1合作”构成了很大压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戴轶尘助理研究员探讨了中欧关系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出现的新变化和存在的老问题。她认为，“一带一路”给中欧关系带来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经济领域，中国对欧投资的急剧增长和大规模并购的投资方式引起欧盟不满和警惕，而加强对华投资审查。其次，经济合作出现政治化态势，欧盟批评“16+1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有分化欧洲之嫌，提升了欧盟对中欧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及安全议题的关注。此外，中欧人文交流扩大，但对改善中国在欧洲的形象效果有限。与此同时，中欧关系中的贸易不平衡、不对称的双层结构等老问题仍然存在，欧盟仍寻求在市场经济地位、南海问题上对中国进行规制。因此，短期内双方在塑造全球秩序和规则上的分歧不会消失。（上海社科院国际所 杜梦渊、戴轶尘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