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4日，“16+1合作”与中东欧问题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成功举办。此次学术研讨会由华东师范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上海欧洲学会和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联合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承办。本次研讨会邀请到了20多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和欧亚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同济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和学者，展开交流与对话，共同推动国内中东欧问题的研究。来自《文汇报》和澎湃网的媒体工作人员也出席了会议。
研讨会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潘兴明主持。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和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在开幕式上先后致辞。冯绍雷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发生重大变化，中东欧地区经历了长期的苏联模式和近30年来的社会经济转型，发展模式具有特殊性。当代中东欧领导人在深刻思考中俄的发展模式，不再单纯地追随西欧的发展道路。从历史视角看，曾经的奥匈帝国的历史也极为漫长，新老欧洲的划分实际上存在着争议。新的历史实践呼唤新的概念。华东师范大学的中东欧问题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此次会议是华师大继续开拓中东欧研究新的开始。杨海峰秘书长代表徐明棋会长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加强合作交流，同时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的支持。
研讨会第一阶段议题围绕：维谢格拉德集团新变化与中国-V4关系、德国对中国-中东欧合作：以维谢格拉德集团为例和从欧盟调查匈塞铁路看“16+1”合作的外部制约性展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研究员孔田平在“维谢格拉德集团新变化与中国-V4关系”中指出，在转型的大背景下，中东欧国家的精英开始反思，首先，重新思考1989年之后的转型范式，否定之前的政治共识。其次，在政治发展上偏离自由民主，探求自身的政治发展道路。第三，在经济政策上偏离新自由主义，加强国家干预，扩大社会福利。第四，社会情绪发生变化，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上升，极右政治力量影响有所扩大。第五，文化上走向保守主义，更加强调民族特性，多元文化主义被摒弃。第六，在欧洲化上不再是欧盟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欧盟政策的质疑者和挑战者。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宋黎磊在“德国对中国-中东欧合作：以维谢格拉德集团为例”中指出，目前，双方经贸与投资关系的紧密，合作核心在欧盟，军事安全均在大西洋联盟内，但是，V4国家反对“多数欧洲”，对俄罗斯的态度也不相同。德国反对中国与V4加强合作，中德在该地区制造业领域存在竞争关系，担心V4将中国作为一个“外部平衡者”来制衡欧盟和俄罗斯。
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高晓川在“从欧盟调查匈塞铁路看‘16+1合作’的外部制约性”中指出，欧盟调查是因为匈段铁路建设冲破了欧盟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保护与壁垒。欧盟对中国企业分享中东欧成员国基建市场的蛋糕心存疑虑，中国与欧盟机制存在错位，中方融资承建模式也对欧盟现行模式构成挑战，欧盟对承建项目的分包企业也有明确的规定。中欧在中东欧铁路建设规划上存在差异：中方把匈塞铁路作为中欧陆海快线的一部分进行规划设计。匈政府对此持积极态度，希望加强合作。但南北向的匈塞铁路建设不属于欧盟的优先规划项目。
第二阶段研讨议题围绕着中欧互联互通关系演化背景下的“16+1合作”、民粹主义对“16+1合作“的影响以及“16+1合作”中的几个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崔宏伟在“中欧互联互通关系演化背景下的‘16+1合作’”的发言中，强调需要加强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比如中德在中东欧市场的合作。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项佐涛副教授，则从欧洲民粹主义崛起视角考察了“16+1合作“的影响，指出中东欧的民粹主义并不同于西欧的民粹主义，产生原因在代议制民主的阶级基础和政党意识形态危机。这些民粹政党调整更多是策略性，始终在欧盟限定的框架内行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亚所研究员朱晓中在“’16+1合作‘中几个问题”中指出，“16+1合作”实施以来取得了诸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实践层面上的具体合作项目仍未达到多方期望，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发挥经济合作的杠杆作用，通过落实项目来奠定合作机制更坚实的基础。同时，中国-中东欧合作要双轮驱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合作并举，充分拓展地方合作的空间。“16+1合作”模式可根据形势变化不断更新和多样化，以更好地推动中国-中东欧多领域合作的深入发展。
第三阶段研讨议题围绕着逆全球化下的中东欧国家再定位、欧盟的内部裂痕：谈新时期中东欧新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的分歧以及欧盟对华政策中的中东欧国家。
华东师范大学余南平教授在“逆全球化下的中东欧国家再定位“中指出，”上一轮全球化所导致移民、产业转移等问题的后果在欧美社会经济领域日益明显。中东欧地区本土主义表现的十分活跃和强大，并获得了外部力量大国的支持。中东欧国家的领导人采取务实政策，在欧盟框架和本土化的双重趋势下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与欧盟的冲突也会更加明显，如移民。中东欧国家不会放弃已有的产业链，与中国建立强有力的产业链联系十分困难。中国尝试去捍卫全球化，如“16+1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下，依靠市场力量，依靠华人华侨的力量来发展，从小的产业开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龙静在“欧盟内部的裂痕：新时期中东欧新成员与欧盟之间的分歧”中指出，这些分歧存在于内外改革领域，就内部而言，包括东欧否定西欧提出的“多速欧洲”，担心自身发言权的弱化；难民政策分歧，特别是抵制难民摊牌；在人权价值观，波匈更注重国家干预的举措；关于宗教的地位，如宪法去宗教化存在分歧。在欧盟东扩问题上，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的优先方向存在差异；在安全防务方面，中东欧安全依赖美国，经济依赖欧盟的格局已经定型；在对俄关系上，法德两国出现松动，奥地利匈牙利放松对俄国的制裁，波兰的制裁立场则仍很坚定。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戴轶尘在“欧盟对华政策中的中东欧因素”中指出目前中东欧国家在欧盟对华政策中总体处于追随状态，与欧盟政策的趋同性大于差异性；而中东欧国家在中欧关系中既打中国牌，又打欧盟牌。
第四阶段会议主要就：中东欧地区特殊性的历史解读、中国中东欧国家贸易新动向以及欧盟三十年来地区差距演变研究等三个议题展开了讨论。
华东师范大学潘兴明教授在“中东欧地区特殊性的历史解读”中分析了关于中东欧地区的三种传统学说及其弊端，即中间地带说、心脏地带说和落后地区说，或缺乏对其主体性的重视，或忽略中东欧的长期历史发展。而世界体系理论的边缘地带说可以成立，与西欧相比，东欧的发展路径则更为复杂和不同。中东欧地区历史上遭外部入侵频繁，发展进程常被打乱，也屡次丧失包括地理大发现等在内的历史机遇，者造就了其强大的排外主义心态，缺乏必要的包容精神。中东欧国家对大国的依附性和警惕性并存，政治上既坚持己见又怀疑他者，经济发展落后对外依赖性强，社会民族认同排除异己。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尚宇红教授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贸易的新动向：以农产品为例”中指出，中东欧国家对华农产品出口受到政府推动的强烈影响，缺乏市场驱动力。虽然中东欧国家的农产品质量很好，但却不能在华扩大市场份额。这既是中国市场缺乏对中东欧国家产品的了解所致，也是中东欧国家缺乏必要的品牌意识和国际市场开拓精神的结果。
华东师大臧术美老师在“欧盟三十年来地区差距演变研究”用数据图表方式分析欧盟地区政策对促进中东欧地区趋同作用。在过去几十年中，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差距、欧盟总体地区之间的差距都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欧债危机打断了长期以来的地区间差距不断缩小的趋势，目前仍在恢复过程中。整体的走向仍然是积极的，地区差距总体还在朝着不断缩小的趋势发展。在整个危机过程中，欧盟地区政策及其各项基金，在缓解危机的冲击方面，尤其是公共投资严重缩水的形势面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东欧地区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实现与欧盟平均水平之间的趋同。
学术研讨会的闭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副研究员高晓川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上海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范军教授和上海欧洲学会曹子衡监事分别作了总结发言。范军教授在总结致辞中指出，国际关系研究应该加强从社会学视角的研究，由于政治本身的特殊性，对国家社会的深入把握和研究更有利于提升政治分析和判断的准确性。同时，对事件的解释和理解应该构建分析框架。上海欧洲学会曹子衡监事提出，目前“16+1”合作虽然取得不少成绩，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欧盟与“16+1”合作的关系问题。中国企业需要加强对自身“16+1”合作和“一带一路”战略的目标的深刻分析以及对对方国家和地区的深入了解，以做到知己知彼，实现合作共赢。
此外，两位总结致辞人均对此次学术会议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认为研讨会氛围热烈且很有深度，取得了圆满成功。（华东师大中东欧研究中心 史永康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