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1日至22日，上海欧洲学会与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欧洲研究中心及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和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协办的“法德轴心与欧盟未来走向及中欧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同济大学举行。同济大学副校长雷星晖、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德国波恩大学副校长施坦方·科内曼（Stephan Conermann)莅临研讨会并致辞，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董琦以及来自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德国希尔德斯海姆基金会大学、德国汉堡赫尔穆特-施密特大学等高校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欧洲学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机构共60余名专家学者前来参会。
会议首先由主办单位代表同济大学副校长雷星晖、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德国波恩大学副校长施坦方·科内曼分别致辞。雷星晖副校长向前来参会的各位嘉宾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希望此次研讨会能推动同济大学的德国、欧洲研究朝向更深、更强发展。徐明棋会长在致辞中表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局势背景下，中欧关系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希望各位学者的交流与讨论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益参考。施坦方·科内曼副校长在致辞中，介绍了“高校卓越计划”背景下波恩大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同时期待进一步推动与同济大学的战略性合作不断深入。
在为期一天半的会议中，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华东理工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杨逢珉教授、上海欧洲学会监事曹子衡博士和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副教授先后主持了“欧盟内外挑战”、“法德轴心”、“欧盟特定政策领域的深化”和“中欧关系走势”等四个单元的研讨交流。
一、英国脱欧、特朗普“退群”与欧盟内外挑战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教授在“欧美伙伴关系何去何从？”的报告中指出，美欧关系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如何去塑造跨大西洋关系，因为跨大西洋关系的三大基础即美欧间的共同利益、共同机构、共同价值观已经出现了变化，这三大支柱目前被撼动了。第一，跨大西洋联盟的共同价值观是自由、民主、透明、人权，但是，认真观察就会发现，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的所作所为正在公然告别这些价值观。特朗普现在可以说是把美国体系彻底转变为一种新的体系。欧盟国家现在已经不再认为美国是现代人权以及现代自由的捍卫者，这已经是众所周知了。双方之间存在一定的理解差距。大部分的欧洲国家目前无法理解，也已经不再信任美国。第二，长期以来，美欧两边之间一直有很多共同利益，比如中东稳定、共同对抗气候变化，或是能源安全问题，欧洲大陆的能源安全问题。我们观察到，所有这些共同利益都已经发生变化，而且是破坏性变化。比如特朗普总统决定退出全球气候协定，这等于是给欧洲利益蒙上了阴影。美国针对伊朗的态度，还有如何平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美国在这些方面的态度其实都是给欧盟蒙上了阴影，因为欧洲希望维护地区稳定，而美国的做法却背道而驰。伊核协议在防止伊朗继续开发核武器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美国却单方面违反了协定，擅自决定退出伊核协议。尽管很多欧盟国家领导人都要求特朗普总统不要这样做，但是他完全忽视了欧盟的诉求和欧盟利益，所谓美欧双方共同利益不复存在。无法想象，美欧双方如何能够在缺乏共同利益的情况下维持国际的稳定。最后，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机构和机制都是在跨大西洋联盟情况下建立的。比如世贸组织就是非常重要的机构，能够帮助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但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中观察到，美国正要去摧毁世贸组织这样一个自由贸易的象征。还有G7集团，过去G7是非常重要的机制平台，确保工业化国家建立共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共同应对全球工业化的各项挑战，更好地塑造全球工业发展。但是这个平台遭到美国总统非常严重的损毁，他对这个机制完全没有展现出诚意和尊重。G7集团首脑会议上，特朗普完全没有展现出尊重，他极度蔑视此类国际机制和机构。北约组织也是同样的情况。把所有三点加在一起，我认为，跨大西洋联盟也存在瓦解的可能性。但是也有人比较乐观，认为这个联盟不会瓦解，只是会有变化。但是从传统的跨大西洋联盟转向一种更具竞争性的伙伴关系，这个过程当然不是自动发生的，它需要欧盟国家齐心协力从这样的关系中解放出来，这就需要法德两国在其中扮演领导角色，来推动这样一个解放过程。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崔洪建围绕“欧洲在多极化中的角色困境：从盟友到伙伴”，指出在当前国际格局之下，欧洲面临权力、财富转移进程中的自我定位、传统观念和利益的解构和重组、一体化方向和再国家化潮流之间的矛盾等三大挑战。欧洲外交或者国际关系的地位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按照从财富转移到权力转移的逻辑进程——怎样在一个西方-非西方结构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以前我们看到西方和非西方的边界比较清晰，等级也比较明确。但由于国际权力的去中心化，多个权力中心的崛起，以传统西方为中心、非西方为边界或者为外围的结构正在被打破。现在这种情况对欧洲提出一个挑战，就是怎样去界定自己在西方和非西方的一些关系。欧盟在前几年就得出一个定位，说未来二三十年间世界财富的90%会产生于非欧洲国家或者说非欧洲地区。所以怎样去在广大非西方市场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是欧洲在经济合作上面对的一个问题。同时在外交方面也面临着不确定的存在。欧洲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传统的西方，或者说传统的被视为中心的西方，正在经历从观念到利益上的解构和重组的过程。现在，欧洲在西方概念方面正面临一些比较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传统的美欧为西方的核心，但它正在遭遇巨大的挑战。在德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对传统美欧关系还有留恋，他们更多希望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希望美欧关系有一天重新回到传统轨道上面去，如果我们从多极化角度来看，这个过程恐怕不会像有些欧洲朋友想的那么乐观。特朗普的崛起有合理性，它不是一时的偶然。特朗普目前的所作所为反应的，很可能并非他个人或者是团队的意愿，的确在美国有着一定的社会和民意的基础，这样一来特朗普就会成为美国内政外交结构性的因素，会继续施加影响。如果欧洲回不到传统美欧关系里面去，那欧洲必须重新自己定义所谓西方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可大可小。我们看到，就是法德领导人不断要自强，似乎要把欧洲打造成一个新的西方核心或者是高地，要独自来应对现在各种各样的挑战。这有一点点悲壮的感觉。同时我们也看到，欧洲不断在大国之间想要寻求平衡，换句话说，欧洲也可以寻求更加松散的或者更大范围的西方概念。这个大一点的西方概念包括不时和它产生矛盾和摩擦的美国，包括日本、澳大利亚等等，甚至还可以包括一个俄罗斯，最后回到一个更加宽泛的所谓大西方的概念。怎么样界定盟友、伙伴、竞争者这三者？这是欧洲在多极化进程中安身立命需要面临的第二个挑战。第三个是更加政治化的一个问题。这一波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解体或者是国家主义的回归，或者是外交上的现实主义的回归，它的指向都和欧洲一体化的指向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我们知道一体化的指向是超国家化，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欧洲内外发生着非常巨大的，似乎难以阻挡的再国家化的趋势。之前，一体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一定程度是相符合的，但当新自由主义浪潮退去的时候，一体化和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相违背的理念就暴露了出来。怎么样应对一体化的方向和再国家化潮流或国家主义回归之间的巨大矛盾，这是欧盟要应对的第三个挑战。崔洪建表示，乐观地说，我们都希望法德轴心能够重启，能够重新让一体化重装上阵。再乐观一点，现在似乎法德之间有了一种比较理想的搭配，因为我们知道马克龙是改革派，年轻有理想，默克尔总理是老陈持重派，有经验而且很稳妥，但是这也反映出，法德在战略文化和自身定位上其实有相当大的矛盾。现在德国是真的想在欧洲一体化里面发挥主导的作用，在下一届欧委会人选问题上，德国体现出了少有的勇气，不再遮遮掩掩，直接希望用机制的方式来对一体化施加更大的影响。我们看到或许德国更加忠实于一体化，它把一体化作为自己发展、获得稳定的必要前提；而对法国来说，一体化或者说欧洲可以是让法国维持大国地位有用的工具。但是对一体化本身，两国各自的利益取舍其实有相当大的矛盾。如果看最近美欧在贸易问题上的妥协，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后面基本是德国在主导，多大程度可以把法国放进去？法德之间在战略定位和文化上的矛盾，我们可以在很多的方面可以看到，比如说对待美国的态度问题上，在对待欧盟防务和安全能力建设等等方面都可以看到差异。现在对法德来说，可能最大问题还是在于内政，或者说内部政治的风险仍然会一定程度去消耗法德想要在一体化进程里面重启轴心的努力。最后，欧洲在面临困境和挑战、处于困难的这个时期，提出了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这么一个方针或者原则，对此我们非常理解。但是从短期来说，仍然是德国方式主导欧洲目前应对挑战的路径，就是采取危机管理的方式。这点我们在之前美欧达成贸易协定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达成的一个协定以后，我见到了德国驻法使馆负责经济问题的官员，我当时问他：你们要和美国谈协定，你们想谈什么，如果你们谈的东西法国不同意怎么办？他说谈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谈，如果法国反对什么，我们就不谈什么。所以从务实主义到实用主义到机会主义，这个界限非常模糊。长期来说，欧洲现在走上了一条能力建设的道路，这个能力不仅通过推动一体化来产生一种新的聚合能力。我们看到接下来处理匈牙利的问题、波兰的问题，欧盟都有可能展示出比较强硬的一面，当然这个后面主要是法德做推手。另外一方面，能力取决于怎么样平衡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的关系。所以，短期以危机管理方式来应对，长期通过能力建设来增强自己在多极化格局中的竞争力，我觉得，这是欧洲目前正在采取的长短期相结合的策略。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的亨德里克·W.沃内索尔格（Hendrik W. Ohnesorge）从国际关系中的人物个性分析入手，认为人物个性，尤其是大国首脑的人物个性，对全球政局会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他们会极大影响国与国之间，决策者之间的互动。不同人物性格在跨大西洋联盟中也会带来一些影响。他重点剖析了雄心与竞争力、自恋和外向、不可预测性与不一致性以及侵略性等五大性格特征对政治人物在内政、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显著影响，探讨了默克尔、特朗普和马克龙的三边互动。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叶江对英国脱欧最新动向与未来英欧关系做了简要介绍，重点分析了英国脱欧的三种可能前景。第一种可能是有协议的脱欧，就是所谓“软脱欧”，所谓“契克斯计划”脱欧。如果特雷莎·梅继续做首相，有50%的可能性会按照这样一个“契克斯计划”走，但是所签订的脱欧协议会变成非常模糊，不会讲得很清楚。通过“软脱欧”的方式，英国部分留在一体化市场中，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没有硬的边界，英国在一定程度掌握自己的关税权利。在货物贸易方面，英国一定程度上继续留在贸易区，当然英国也会承诺“脱欧分手费”。这种“脱欧”，对欧盟一体化的影响，对英国经济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第二种可能就是无协议的“硬脱欧”。如果梅首相倒台，强硬脱欧派上台，或者，即便梅首相没有被挑战下台，但是英国国会通不过在“契克斯计划”基础上谈成的协议，英国和欧盟彻底了断，在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有一个硬边界。这种可能性大概是49%左右。最后，通过第二次公投继续留在欧盟，这样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小，小于1%，但是可能性还是存在。最近工党伦敦市长已经公开说了，我们需要有公投，但是这个公投首先是对协议进行公投，对协议不同意，然后再进一步是不是退出欧洲。前首相也是这样的看法。叶江认为，如果一旦“硬脱欧”之后英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欧洲关系闹得一塌糊涂，这个时候可能在整个英国社会会产生一种对现任政府的反感，工党在议会内部会提前大选，选出一个新的政府，可能会推动公投，很有可能有第二次公投，关于是否留在或者重新回到欧盟的公投。至于英欧关系未来具体走向，他认为由于英国脱欧前提不明朗，审议很难作出判断。当然如果是“软脱欧”，我觉得相互之间关系比较容易协调，如果是“硬脱欧”，可能双方公民在对方国家当中的定位、权利等等都会受到一系列的影响。“硬脱欧”使英欧关系变得比较难以协调。但从长远来看，不管是硬的还是软的，或者是继续留在欧盟当中，其未来总体发展走向是比较确定的，即无政府状态，也就是是朋友之间的关系，但没有政府的架构。从建构主义角度来看，欧盟是一个超国家性质很强的、但依然是一个地区间的政府组织，在这个政府间组织之下，实际上成员国和成员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常态依然是无政府状态。只是这种无政府状态，我们过去认为是一体化，是一个有政府，有一个超级国家的机构，但是实际不是那么回事。英国脱欧把这个现实暴露出来。未来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不会回归到霍布斯即人与人互相为敌，也不是洛克式即人和人或国与国之间是对手，而是朋友的关系。
德国波恩大学欧洲一体化研究中心主任卢德格·库恩哈特(Ludger K ü hnhardt)教授以“欧盟被遗忘的海洋维度：英国脱欧后欧洲海外国家与疆域的未来”为题，梳理了法国等欧洲国家在其海外领土政策方面的最新动态。他认为，无论直接和间接上，英国脱欧对欧洲海外国家和疆域都是有影响的。英国脱欧将会给欧盟地区以及英国海外领地带来非常复杂的影响，而且这样一些影响也会促使欧洲一体化发生变化。比如说在南极洲有很多的保护点，相当于各国自己设立的据点，可能在二三十年之后矛盾会爆发，但是这样的问题，英国、法国等国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而在未来则有可能会影响到欧盟的凝聚力。马克龙在明年春天会去参加海外国家和领土（OCT）论坛，这个论坛大约成立于2000年，欧盟成员国会讨论全球欧洲各种领域政策、战略，包括海外领地的一些政策。整体来说，他们是在推动海外领地的立法。欧洲和海外领地之间的二元发展在英国脱欧的大背景之下，在欧洲的全球影响力上有其重要性。欧盟非常支持这方面的讨论，它更多关系到英国脱欧后欧洲海外领地的未来。对于这种国家与海外领地的战略，在英国脱欧之后会有什么变化，在欧盟内部，在荷兰、法国、丹麦、欧盟语境之下都有探讨。马克龙还计划在2020年举办一个全球小型发展中国家的会议，这个会议也受到了美国的支持。这个会议可能会在欧盟框架下举行，也是欧盟首次有国家首脑参加的海外领地与疆域的论坛。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副主任、欧洲研究中心吕蕊副教授从原因、阶段、影响、制裁和展望等五个方面入手对欧盟在伊朗核协议中的角色进行了剖析。她认为，伊朗核问题既是核问题，还是欧盟周边地区的问题。这是欧盟介入伊朗核问题的最主要考虑。欧盟从2003年开始参与伊朗核问题的解决后，呈现了很典型的阶段性。第一个阶段是外交谈判的阶段，签署了德黑兰宣言和巴黎协定，实现了伊朗的核暂停。但伊朗内贾德上台后推翻了这两个协定。2005年9月份欧盟将伊朗核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层面，从2006年12月到2010年6月份联合国出台了一系列的决议制裁伊朗。但联合国制裁也没有能够解决伊朗核问题，反而伊朗核进程越来越加速。这给欧盟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所以欧盟开始进入第三阶段，就是自己出台制裁伊朗的措施。欧盟的制裁首先是壮大了以美国为首的制裁同盟，对伊朗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对伊朗能源行业造成致命的打击，并直接影响到了伊朗国内经济，伊朗国内经济情况的变化又直接影响到了伊大选，2013年鲁哈尼上台之后采取了跟西方谈判来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2015年达成了伊朗核协议。2016年1月欧盟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开始陆续解除。欧盟28个国家能够在制裁伊朗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个可以说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为数不多的一个亮点。但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宣布退出伊核协议，这对欧盟是非常大的打击。欧盟能够在多大程度独立于美国确保核协议的存在，我们只能是拭目以待。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在针对上述主题发言的评论中，强调希望通过讨论与交流产生新的话语或视角，同时寄望中西方学者能够通过现象深入本质，更多地以中国传统的“和”的概念为着眼点来分析并解决当前的一系列复杂问题，一定要着眼于怎么样让这个世界有和平的机会，而不是哪一个国家一定要争过谁。
二、法德轴心重启的可能条件与制约因素
德国希尔德斯海姆基金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德国波恩大学欧洲一体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米歇尔·盖勒（Michael Gehler）通过回顾德法轴心的历史发展，指出政治人物的个性及其领导力在重大政治事件中，比如说在塑造德法轴心的过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会影响政治事件的走向。他认为，目前的欧盟危机，其实是各成员国的危机聚合而成的总危机。德法两国之间达成共识，对于两方之间的合作，对于巩固欧盟机构稳定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法德两国不展开切实的合作，欧洲一体化就无从谈起。法德两国的合作现在更多是倾向于德法合作。现在默克尔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扮演出强国领导人的角色。单靠马克龙是不够的。
德国波恩大学副校长、德国波恩大学东方学与亚洲学研究所施坦方·科内曼（Stephan Conermann）教授对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17年12月在索邦大学发表的演讲进行了盘点，在这个演讲中，马克龙对欧洲未来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强调要通过推进欧盟一体化来解决欧洲面临的全球挑战。他强调指出，马克龙提出文化、知识和教育——尤其是欧洲大学机制的建立——对于凝聚欧洲、推动欧洲一体化具有重要的作用。他指出，2018年6月份，德国和法国政府首脑举行了会谈，2018年底会推出LTC协议，这样的举措有利于巩固德法之间的关系，更多促进经济、财务方面的合作，同时让两国共同发挥力量更好推动这个进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法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骥对于法德轴心的历史渊源和未来走向进行了解读，重点剖析了这一轴心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局势之下给两国带来的领导力、经济和政治权力等关系上相对失衡的状况。他指出，法德轴心的概念是建立在“不均衡的均衡”的基础上，就是说，法德轴心是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同的经济制度和不同的欧洲观念之间的一个妥协。法国更多代表中央集权的体制，德国是联邦的体制。法国更多主张国家的干预，德国更多主张自由的经济。对于欧洲一体化概念来说，法国更多倾向于政府间主义，德国倾向于联邦主义。每一次法德合作对欧洲化提供动力，都是建立在德国和法国所谓大交易上，法国在政治上提供欧洲一体化的前进动力和领导，德国在经济上提供领导或者是动力。但德国统一以后，随着欧盟的扩大，法国原有很强的领导力被稀释。欧债危机在强化法德轴心的同时，也给其带来了不平衡。法德轴心体现出来德国领导力上升和法国领导力相对下降，它是法国的主张，但却是德国的内核。法国希望改变这样的情况。法国的欧债危机政策体现了两个不同的路径，一方面在外交和安全表示出强势的领导和竞争性，包括对外发动了战争，另一方面在经济领域向德国进行妥协，跟德国共同领导，一定程度追随德国的经济政策。张骥指出，有学者认为，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当中，三种情况下需要法德提供强大的领导力。第一是欧盟国家关于一体化发展方向产生分歧，需要依靠凝聚共识，设定一体化的目标和方向，这时需通过法德联合提出倡议方式来设定欧洲一体化的议程。第二是当欧盟面临危机的时刻，它需要在较短时间之内提出应对危机的措施，这个时候需要法德能够提出令其他成员国接受的应对危机的方案。第三种情况是欧盟对国际问题发出统一声音，希望法德能够合作，而不是分裂的声音。现在，有三个方面问题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问题是英国脱欧，欧盟在英国脱欧情况下需要领导力的提供。第二方面就是美欧关系，需要法德去合作，用马克龙的话来说，就是更加自主的欧洲。第三个情况就是内部一定程度的分裂，一些国家民粹主义等等反欧情绪上升，一些中东欧国家跟传统欧洲国家在一些重大问题产生了分裂，比如说现在面对匈牙利的问题，包括难民分摊问题。欧洲内部的分裂带来了新的动力，使得法德应该提供一个领导力。但是法德要提供一个领导力有一个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法德必须在国内具有稳定的政治基础。然而，德国这次大选的结果使得德国国内政治基础不再像过去那么强，而法国在经济上依然面临很多的问题，不可能在经济上提供很强的领导，马克龙虽然非常雄心勃勃，提出了很多的倡议，但是从现在情况来看，他的说和做确实有很大的差距，他在国内支持也出现下滑的情况。张骥认为，法德轴心重启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是法国需要说服德国支持法国的倡议。为此，法国必须自身进行彻底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扭转法国在法德轴心中在经济上薄弱的问题，但在这方面马克龙改革面临强大的工会和议会里极左和极右的挑战。德国也需要作出一定的妥协，特别在欧洲经济治理领域，德国需要改变在欧债危机应对上的非常强硬的立场，在欧元区里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和责任，包括与法国在共同基金预算、共同投资基金方面达成一些妥协，由此缓解法国对德国权力增长忧虑的情绪。但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情况，一方面，合作亮点在争议比较小的领域，比如说防务和安全、战略性自主方面等等，两个国家确实提供了领导力。另一方面，在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方面两国又存在分歧，比如法国主张多速欧洲，主张欧元区有实质性权力，包括设定共同的基金和财政部长，而德国则有不同的观点。总之，法德发动机的重新发动，既有促进条件，同时也面临两国内部的制约。
德国汉堡赫尔穆特-施密特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丹·克劳塞（Dan Krause）对德法在干预、多边主义以及外交中的武力运用进行了对比，并强调此方面的差异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两国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离不开彼此的相互妥协。他认为，德法两国政府之间经常协调协作，在政策方面寻找一致性，包括在战略、技术和防卫等很多方面进行了整合，但德法对于多边、干预、军事政策还是有不同的意见。法国自视甚高，认为自己能够引领欧洲。法国希望把欧洲打造成法式的欧洲，认为军事领域非常重要，军事方面做的好，会得到更多民众的欢迎。法国对民众展示军事力量是有浓烈的兴趣，总统也会利用民众的心态，比较积极主动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外交政策当中采取很多军事干预行动，他们也是欧洲军事方面的力量领导人。而德国却不然，德国主要关注的是经济领域，希望能够通过经济实力稳固其在欧洲的地位。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经济实力去展示对欧盟的承诺。德国也是地缘政治意识非常强的国家。多边政策对于法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德国也对此非常关注。在军事方面，包括欧洲共同防御上面，德国参与的不是特别多，更多参与的是政治方面的融合。德国希望能够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来解决外部问题。对于全球政策，德国更多关注自由政治，更多关注外贸，也希望能在国际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德国未必像法国一样，有强烈的意愿要在国际秩序中起领导作用。丹·克劳塞最后指出，法德之间的区别会影响到今后德法之间的关系，所以两国必须找到一些妥协的地方，才能重塑长期战略性伙伴关系，否则就会很难。同时，德法伙伴关系也需要和他国共同合作，不能只是局限于两个国家，包括意大利、波兰，也要纳入到合作之中。如果想去领导整个欧盟，法国和德国今后还是要建立起联盟方面的机制，要共同去努力，防止让别人感觉到德法成为两个霸权国家，他们必须跟其他邻国建立良好关系，避免冲突。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讲师朱宇方博士对法德双方的经济治理理念进行了对比，并指出，对于欧元区经济治理的非对称性这一问题，法德两国在理念和实践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其背后则是两国在国家管理理念上的差异。法国的观点是要去消除这种不对称性，就是在共同财政和经济政策上面进行一些补足，构建完全统一货币政策，也有统一性的财政和经济政策。德国的建议是维持现状，就是维持现行的机制，不做根本性的改动。最近提出来的欧洲货币基金，从根本来说仍然是纪律加救助两方面配套的机制。一方面通过纪律强行要求或者是规制各个国家遵守财政纪律，而且在宏观经济上尽量步调一致，另外做最后救助网，掉队的救助一下，仍然是保持不对称的机制。两方面的改革方向存在差异。从实践来说，法国的建议始终没有得到实践，一直到现在为止欧元区实施就是德国的建议，不断加强纪律的规制，不断完善救助网。为什么欧洲会出现不对称的治理机制？问题更多可能在治理理念上，是观念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德国从根本来说一直是偏向于货币主义的经济体制，法国模式更多是一种国家干预，中央集权式经济管理模式。在国家整个管理层面，德法两国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法国的戴高乐主义是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理念，这种理念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是没有问题的，中央集权式管理理念和国家对经济较多干预的经济制度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可以很好地相互配合，不存在任何的悖论，但这样的理念在欧盟层面，在超国家层面存在非常严重的悖论。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民主性的问题。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从根本来说是一种再分配政策，这样一种再分配政策带有一定政治上的主观，可能在民族国家层面没有问题，因为民主选举制度带有天然的措施，民意所向就会纠正这些可能带有偏差的决策，但如果在欧盟没有完备民主选举制度，任何带有不公平性的再分配政策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随后，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伍贻康对本单元的讨论进行了点评。他认为，目前欧洲对于法德轴心的需求更强，但法德双方目前面临一系列内外部的变化，“心有余而力不足”——缺乏实质行动，这也导致欧洲一体化进程愈加艰难。今后，德法轴心还是能够起作用，但是不能期望太高。德法轴心只能由过去契约性的合作，转为争取以功能性的合作为主。
三、欧盟特定政策领域的深化
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系蒂尔曼·迈尔（Tilman Mayer）教授对于当前政府间主义者（主权主义者）与超国家主义者之间的角力进行了探讨，重点分析了欧洲的超国家机构之间的竞争及其职责。他认为，政府间主义者在欧盟决策过程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法德轴心的确可以推行相应的倡议，但是强国在欧洲仍然扮演自己的角色。欧盟委员会的意向和欧洲议会其实跟超国家主义哲学理念相关，他们希望将权力集中化。欧盟机构具有双重特性，而且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其实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他认为，欧洲的超国家机构目前并没有很好履行它的职责和权利，没有完成它的任务。欧洲不应该针对一带一路提出反抗性的策略。欧洲应当持更加广泛合作意向，这样才能让欧盟整体的一些活动在全球范围进一步扩展。欧盟应该将自己的关注点放到北非、中东等地区去推行它的地缘政治的政策。欧盟超国家机构如果太过于关注深入欧盟一体化，但不去关注欧盟大陆之外的疆域，欧盟超国家主义机构一定会失败。如果欧盟能够更好去协调它的政府间主义和超国家主义，就可以营造很好的环境。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从背景、环境、计划、举措和进展等方面着手，全面介绍了欧元区改革的最新进展，并指出，欧洲目前面临的内外部挑战对于欧洲经济改革的进程和成效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他指出，迄今为止欧元区经济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讲这些进展并不是太大，主要是因为马克龙提出的协议更多体现法国人的想法和利益，它需要得到德国的支持。当然这方面，德国有自己本身的问题。他认为，不能指望欧元区改革在较快时期内有进展，尤其是整个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都面临挑战的情况下。
德国汉堡赫尔穆特-施密特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米歇尔·施塔克（Michael Staack）教授对永久性结构合作（PESCO）进行了探讨。针对欧盟军事能力不强的问题，欧盟是应该主动完成防御的能力，还是成为大西洋组织附属的国家去维持今后的防务和安全，或者是说欧盟沦为北约的附属品，他认为永久性结构合作其实可以紧密促进欧盟和北约之间的合作，同时它能够推动欧盟迈向战略自主性。永久性结构合作是在一年前提出的，希望欧盟成员国之间在防卫领域相互紧密合作。永久性结构合作能够促进有意愿合作的成员国共同联手合作去投资共同防卫项目，而且出资去增强各自的军事实力。他指出，2017年11月，永久性结构合作已经吸引了除了英国和丹麦外的25个成员国的加入。目前有17个项目已经得到确认，这17个项目有潜力帮助一些欧盟成员国增强防务、弥补军事方面实力的欠缺，极大推动了永久性结构合作的发展。但永久性结构合作框架也有一定的缺点。首先是在政治上缺乏真正实现长足性、自主性的战略意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高额的防卫预算不能够为很多欧盟国家所接受。很多国家反对提高军事防卫预算，认为这样是更加倾向北约和美国的做法。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在题为“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新动向”的发言中指出，英国脱欧对欧洲共同安全防务起到的是解锁的作用，而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对欧洲安全防务承诺的弱化则更多是催化剂的作用，倒逼了欧盟战略自主性。他指出，近期欧盟共同安全防务领域取得了一些发展，一是深化北约欧洲支柱，二是建立军事计划和实施参谋部，三是引入了所谓防务合作协调年度审查机制，也就是对各国国家防务规划要进行评估，另外设立用于研究、开发、采购的欧洲防务基金，这个基金具有高度政治含义，还有一个就是永久性结构合作。从永久性结构合作框架实际运作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法德之间的分歧，德国强调的是包容性，法国希望更加有雄心的共同安全防务。最后德国立场得到贯彻。法国出于不满，又启动了欧洲干预的倡议行动，其参与国家还包括了英国和丹麦。其实，法德在共同安全防务的最终目标是不一样的，德国把它作为一体化的工程来看待，要建立欧洲安全与防务联盟，法国更多是政府间一个一个合作，希望增强行动能力。郑春荣强调指出，欧盟和北约间的合作一方面强化了欧盟对北约的依赖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欧盟共同安全防务的发展。总之，欧洲共同安全防务已经出现趋势性的转折，很多以前推不动的改革在短时间里已经往前推了。从具体推动机制来说，它主要依赖于意愿者联盟，依赖于同行评价。同行施压是比较软性的机制，所以共同安全防务往前推的有效性也是打折扣的。另外，共同安全防务在推进当中，原来主要是自上而下一体化的推动模式，现在可以看到欧盟也采取自下而上的做法，就是以小型双边或者小多边的形式，包括PESCO也可以理解为自下而上累积各个小的进展，最后寻求一个大的突破。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移民研究所所长宋全成教授对欧洲应对难民危机的举措重点，围绕欧盟内部的分割、德国和欧洲的应对以及难民危机的发展前景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他回顾了欧洲难民危机的发展阶段，指出德国在欧洲接受难民问题上是一枝独秀，因为德国几乎承担了欧洲难民接纳的三分之二，在这方面德国成为人道主义救援难民的光辉典范。他强调指出，欧盟国家应对难民危机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措施就是欧土协议（2016年3月）。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同样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指出，从数字看，近几年申请难民的人数在减少，但就发展前景而言，难民国依然存在，在今天的叙利亚、伊拉克有很多难民正在等待机会进入欧洲，他们随时准备穿越地中海进入欧洲。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所说，欧盟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应付难民危机。欧盟成员国在难民接纳问题上依然是争论不休，甚至没有办法解决。
德国波恩大学欧洲一体化研究中心主任卢德格·库恩哈特教授在评论中，对于中外学者开诚布公地的交流与讨论给予赞赏。同时，他也强调，各国与各方在讨论时需要在关键性的话语和概念上达成一致。
四、中欧关系的走势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忻华副教授围绕“当前欧盟对华政策新动向”，对当前欧盟当前对华政策的变化、总体特征以及重要的决策窗口做了梳理。他认为，长期以来，中欧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欧经济关系总体的格局，而中欧经济总体的格局受制于一个大三角关系。这个大三角格局欧盟和美国是一端，中国大陆是一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是另外一端。在这三者之间，呈现出了一个应该说是逆时针方向的利润的流动，以及顺时针方向的商品的流动，还有资本和技术的流动。但是这样一个大三角格局现在逐渐是在变化的。这个变化是跟中国全球价值链当中的位置的变化有关，同时也是跟世界格局有关。随着中国在近十年以来产业技术的升级和产业结构逐渐的转型，大三角结构的特征和架构逐渐的发生消失或是变化。在这个基础上，中欧关系形势过去几年间其实已经出现巨大的转变。第一，由于长期以来的贸易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造成了欧洲内部的矛盾集聚的激化，所以现在在欧洲内部出现了社会撕裂和民粹主义的兴起。现在欧盟对中国不再更多强调对于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坚定支持，更多的强调公平贸易。第二是跨大西洋关系裂痕的加深。第三是欧盟在世界技术竞争与全球战略安全格局中一定的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对华政策的总体特征就是机会主义和两面下注。欧盟现在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非常稳固的对华政策的总体架构，并没有确定一个基调。一方面，它既要借助中国或是跟中国一起维护既有的国际多边贸易的格局，防止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过度的政策拆解这样的架构。另一方面，在WTO规则改革和其他的方面，又对中国加以限制和采取某种对立的姿态。其实欧盟现在在美国、日本和中国之间不停的摇摆。当前欧盟对华政策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消极方面很明显的就是其对中国的防御性的架构是完善的。现在欧盟对中国的防御性的抵制性的经济政策已从贸易政策领域扩展到了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政策四个领域，还涉及了基本定位和总体架构。对于这样的防御性的经济政策架构值得进一步关注。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黄颖在“‘一带一路’给欧盟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报告中，介绍了中欧双方对于“一带一路”所持的不同立场，同时针对中欧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议。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龙静在“‘16+1合作’与中欧关系”的主题发言中，简要介绍了“16+1”合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她指出，地方合作、次区域以及创新领域合作将是未来“16+1”合作模式的潜在亮点。对“16+1合作”采取对话、对接的态度，而非对抗或遏制，也是新时代加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在要求。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特聘教授芮悟峰（Wolfgang Röhr）的“中欧关系的当前动向”报告，对近十年来的中欧交往做了宏观梳理，同时提出了旨在改善中欧双边关系的数项建议，包括欧方应取消对华武器禁运、避免对于中国投资的过度担忧、调整针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态度等；同时，中国也需要继续改善外商投资环境、签署政府采购协议并参考亚投行的治理模式为“一带一路”倡议赋予更多的附加值。
德国汉堡赫尔穆特-施密特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米歇尔·施塔克教授对上述发言逐个做了点评，认为中欧之间在很多领域的政策需要进行一些调整，但我们还是有很多共通之处。中欧关系最好的方向就是，中国和欧盟可以在保持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加强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话将对双方都非常有利。
在各环节主题发言之后，与会学者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交流和讨论。
最后，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副教授代表本次活动主办方，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以及各兄弟单位、机构和工作人员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