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8日至9日，“中欧区域治理与融合发展政策”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上海欧洲学会协办，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和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承办。会议旨在加强中国与欧盟在推进区域治理和融合发展领域的政策研究，总结中欧区域治理和融合发展的经验启示，共商促进中欧区域融合发展的治理模式和有效路径。来自欧盟区域政策司、欧盟区域委员会、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匈牙利索邦大学、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官方机构和科研院所的共计30余名中外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任兼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陈壮鹰教授主持会议开幕式。上海外国语大学姜锋书记在致辞中表示，区域治理与融合的探讨对于欧盟和中国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次研讨会得到多方支持，学校相关部门院系做了精心准备，与欧洲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可以拓宽我们相互的视野，增进相互了解，减少存在的误解，可以在推动中欧区域发展政策和实践经验交流的同时，丰富我们对事物和社会的认知，以学术促交流、促发展，为美好生活做贡献。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主任潘启泰（Stefan Pantekoek）在致辞中介绍了欧盟长期关注加强区域凝聚力的融合政策，以消除欧盟区域间的不平衡和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提升欧盟的整体竞争力。欧洲对于当前中国的区域发展政策研究非常关注。他表示，中欧双方可以通过区域合作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更好解决各自区域方面不平衡的问题。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表示中欧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在区域发展政策上可以互相加强学习。他感谢会议合作伙伴上海外国语大学、艾伯特基金会，也对精心筹备此次会议的毛小红博士等表示感谢。他在题为“中国经济凝聚力的机遇与挑战”主旨演讲中介绍，得益于政府管理和统一的财政、货币政策，大规模的区域转移以及比较有效的产业结构的政策，中国在过去40多年的整体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区域不平衡和人均GDP差距实际上是不断缩小的。目前中国GDP增长速度正从高速往中高速转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整体经济出现了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等结构性的变化。虽然存在一定阻力和挑战，但如果从进一步扩大开放、精准扶贫等政策保障来看，未来中国经济的韧性将持续维持，区域经济也会更加平衡发展。
一 欧盟凝聚和融合政策研究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秘书长高健副教授主持了“欧盟凝聚和融合政策研究”议题环节的发言讨论。
欧盟委员会原地区政策司司长德发（Walter Deffaa）先生就“欧洲凝聚政策：经济、社会和区域融合发展的工具”回顾了欧盟凝聚政策的背景、制定过程，他强调欧盟凝聚政策的目的是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间差距、促进欧洲一体化。凝聚政策的具体实施由多层级治理体制完成：超国家的欧盟层面负责监督，次国家的区域委员会层面负责具体运作，由此使欧盟凝聚政策和欧盟整体经济规划相融合，对欧盟各成员国的经济形成了强力促进：不但东欧国家受益，购买力提升，而且富裕国家也得到了消费红利。目前欧盟凝聚政策也遇到了英国脱欧、欧盟设置新的优先事项等措施带来的预算压力等问题，政策的灵活性及其整体效益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上外英国研究中心郭小雨博士围绕“欧洲对世界秩序形成的贡献及其造成的危机——从卡尔·施密特的《大地之法》说起”，提出当下我们需要重新理解政治概念以及概念下的世界秩序，进一步追问起点正义和程序正义，点明法律与秩序之间的沟壑。她分析了中国人是如何理解欧洲的统一、以及欧洲一体化如何影响世界秩序两个问题，并认为世界秩序的新旧交替和目前经济秩序与政治秩序的交错是我们中欧共同面临的挑战，而中国对卡尔·施密特的热议也说明了中国和欧洲处境的相似。中欧对世界秩序的理念能否融合？未来进行交流的平台在哪里？这些问题恰恰是双方对话的基础。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教授就“德国创新政策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利用大量数据对德国创新政策的效果、意义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德国区域创新的要点有三：邻近区域联合发展、告别威权以新为强、人才劳动力优先。该创新政策可供借鉴之处有四：合作创新、提高门槛、增加维度、重视开放。只有鼓励创新，优化产业，建设有利于人才发展的良好经济生态，才能保持经济的高位运行。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可持续发展与新兴城镇化智库主任韩传峰教授就“中国区域治理的政策演进与战略走向”从“区域治理”的角度对新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大政方针进行了解读：从“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到“平衡东部”、“改革开放”，再到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区域治理政策不断走向全面协调、经济改革与制度改革融合、国内区域和国内外区域共同发展，在此趋势下，“一带一路”倡议势必对中国区域发展提供强大助力。
二、欧洲凝聚政策的影响与挑战
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博士主持了“欧洲凝聚政策的影响与挑战”议题环节的发言讨论。
欧盟区域委员会社会民主党团政治顾问舒劳先生（Justus Schönlau）以“凝聚政策下的区域委员会多层次治理实践”为题，对地区委员会的结构和运作机制进行了介绍，同时就地区委员会在欧盟多年度财政框架中如何平衡预算、制约成员国进行了阐述。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宋黎磊副教授就“欧盟周边治理视阈下的东部伙伴关系进展与挑战”展开论述，欧盟在“政府到政府”、“政府到民众”、“民众到民众”三个层次展开周边外交布局，重视地缘政治因素、能源安全以及具体的非法移民、跨国犯罪等问题。欧盟睦邻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过于强调推广自己的价值观，产生了一定反效果。通过对欧盟治理理念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应该提倡和塑造相互包容、邻里认同的价值观、打造人类和周边命运共同体。
匈牙利索邦大学经济学院柏加萨（Zoltán Pogátsa）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欧盟财政紧缩政策对欧盟地区和凝聚政策产生了对冲效应。欧盟借助紧缩政策对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国的财政政策施加影响。他大力赞誉了中国高速铁路网的建设对经济的刺激效果，这样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欧盟鲜有匹敌。
上外欧盟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学术研究部主任忻华在题为“欧盟区域治理对东亚地区一体化合作的启示”中对东亚地区一体化和欧盟一体化进行了建设性比较，他侧重谈到东亚地区一体化仍处于“贸易一体化”的初级阶段，特别是多边贸易仍发展不足，而欧盟所经历的贸易一体化、货币一体化乃至今天的政治、财政一体化趋势可以为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深入发展提供启示。
三、从德国统一到欧盟东扩
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亚瑞（Arthur Tarnowski）主持了“从德国统一到欧盟东扩”议题环节的发言讨论。
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国际安全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科奇（Anna-Lena KIRCH）围绕凝聚政策对东西德均衡发展的措施展开发言。她指出，两德统一后德国联邦政府采取了联邦州之间财政收入转移再分配的机制、以及在个人所得税中提取团结附加税等措施来资助东部地区发展。目前在基础设施、卫生保健等领域都取得了明显进步。德国人普遍对凝聚政策持正面态度。2020年后，财政再分配机制可能会从单一支援东部地区转向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
上外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张鹏副教授从都市圈建设着手，比较了中欧大城市的发展过程，认为中国的都市圈同日韩大都市以及欧洲大都市的发展阶段不同，正处于新建设、新发展的阶段，今后中欧发展协作与都市圈建设密不可分。
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朗（Kai-Olaf Lang）介绍了欧盟凝聚政策在东欧国家的成功经验，他认为东欧国家逐渐趋同、地区之间差异不断缩小、国际影响力提高。但凝聚政策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欧盟预算机制对成员国申请比较严格，并且存在行政冗余法治腐败现象、区域发展政策不连续状况。
四、中欧在区域合作中的挑战与潜力
上外欧盟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学术研究部主任忻华主持了“中欧在区域合作中的挑战与潜力”议题环节的发言讨论。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斯塔尔教授（Gerhard Stahl）从区域合作的理论层面展开论述，强调了中欧之间加强地区政策合作的重要性，即区域政策原则必须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因素、创新政策必须综合考虑技术、社会和机构创新，多级治理政策必须综合考虑城市、地区和国家政府合作。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于宏源研究员围绕“中欧资源合作和一带一路”指出地质勘探工作不仅对能源领域的学术研究有益，而且是国家现实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中国在能源领域的科研数据多来源于英美等国的地质科研机构，而我国对能源数据的战略意义尚意识不足。中国的能源效率产出多年来始终低于欧洲，在能源定价、数据库建设、国内竞争型市场建设等方面均需要向欧洲学习，才能使自己从资源大国走向能源强国。他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地区面临地缘政治和可持续发展的风险，欧盟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中欧加强合作将有助于实现“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臧术美博士着重比较了中欧在地区政策上的异同。她表示，欧盟的地区政策和中国的地区政策都十分庞杂，对两者进行比较的主要障碍是层级不对等，不过两者又可以在目标与挑战、区域划分与政策体系、发展历程与前景方面进行有意义的比较。中国区域政策的目标更加明确，相当程度上集中于减贫。欧盟区域政策的目标体系更加完善。不过如何具体衡量区域政策的效果，仍然存在难以评估的困难。中欧之间在区域政策上的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深度广度不够、不同体制间合作存在一定顾虑，不过因此发展空间也很大。
上外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刘宏松研究员以亚投行创建过程中中欧协调为例，梳理了欧洲国家在建立亚投行过程中提出的建议。他指出，亚投行创建过程中中欧规则制定协调进程确保亚投行成为真正的国际多边机构，遵守现行多边开发银行和社会政策，同时避免亚投行成为中国输出过剩产能的工具，帮助亚投行避免了与周边开发银行采购政策的国际标准的直接对抗。他表示，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创建过程中，中国和欧洲共同发挥作用，亚投行的治理规则是在中欧协调基础上制定的，而且欧洲国家的加入使亚投行有了更多金融资源，也使其他国家对亚投行的治理能力有了更强的信心，从而吸引了更多国家的加入。
上外德语系周方副教授以上外德语系的本科经济学专业合作办学为例，证明了中德高校教育合作及其对中德经贸关系的推动作用。他认为，虽然中德合作办学的机构还很少、区域发展不平衡、学科领域过于集中、高层次项目发展薄弱，但是整体走势乐观。
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任兼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陈壮鹰教授主持会议闭幕式。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代表亚瑞表示，中国和欧盟在区域政策方面面临比较相似的挑战，但是各个地区的问题不尽相同，两天以来的讨论证明了中欧之间在这个领域继续深入合作的可能性和相互学习的必要性。徐明棋会长强调，区域治理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不仅涉及区域经济学，而且涉及政治学、社会学特别是具体的政府行政管理问题。在这些领域加强学术交流，共同探讨交流经验是非常必要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姜锋书记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会议中发现了中国和欧盟以及中国内部或者欧洲内部都有很多差异，而有了这样的差异，就有了不同的政策取向和具体举措，以及相互之间的学习和交流。中欧共同发展应该是双方追求的共同目标。
中欧专家学者在会议期间积极开展对话交流，双方既分析与总结了中欧在区域治理与融合发展领域积累的经验，又对中欧携手推动区域治理与融合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建议，整个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本综述根据会议交流内容，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德语系相关会议报道基础上形成，杨海峰，上海欧洲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