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日由上海欧洲学会和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欧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新形势下的欧洲与中欧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同济大学召开。本次会议也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十三届“学会学术活动月”活动之一。来自京沪两地近40名专家学者及相关人士参加了此次会议。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德国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郑春荣教授和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博士代表主办方分别致辞。研讨会围绕欧洲议会选举后欧盟的发展走向、新时期欧盟对华战略调整与中欧关系发展前景、英国脱欧与中英中欧关系、中欧美三边关系四个主题进行了交流讨论。
一
上海欧洲学会监事曹子衡主持研讨会分议题“欧洲议会选举后欧盟的发展走向”环节的发言与讨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房乐宪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李明明副教授和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云珍副教授就这一分议题发言。
郑春荣探讨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台后法德轴心没有重启的原因、法德轴心发挥作用的条件以及新的欧委会领导下，欧元体系、庇护体系改革的现实情况。他强调从深化一体化、政治危机管理和多边机制管理的几个维度进行观察。但在欧盟理事会内部，各国有着不同的偏好并组建了围绕议题形成的联盟。同时，法德领导人之间也有着具有不同的政治策略。一方面，德国国内组阁进程的阻挠，使默克尔政府在欧法德轴心中能发挥的作用受到束缚。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欧元区改革与避难体系改革。他认为应当增强欧盟对外边境与管理局的角色，同时在法国国内收紧移民和难民。此外在共同安全与防卫领域永久结构性合作，德法还是存在一定分歧。总体来看，法德轴心在有些问题上达成了妥协，但在另一些问题上还没有能够真正妥协。马克龙会借着拉拢欧盟委员会去推动欧盟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走，但是国内的实力也有限，这也是他的短板。德国有时候并没有发挥正能量的作用，有时候更多的扮演的是一个阻扰的角色，导致其他国家的追随意愿也是有所下降。
房乐宪从文本解读角度对欧盟“全球战略”进行分析，关注欧盟全球战略的自我定位和十大优先议程。“全球战略”提出了欧盟当前面临威胁，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受到一定程度的侵犯，单极国际体系逐渐过渡到碎片化的国际体系结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不断增强。今天的欧盟似乎也出现了一种某种程度的政治焦虑，其所一直引以为傲的自由、民主受到了挑战。
李明明强调，“多速欧洲”和“差异性一体化”是欧洲研究的新领域。“多速欧洲”和“差异性一体化”是一体化正向和倒退相反的趋势。欧洲一体化未来前景存在五种选项，包括维持现状、倒退到单一市场、多速欧洲、议题领域合作或迈向全面合作。欧洲一体化理论新功能主义突出一体化伴随着职能转移和“外溢”效应。从多速欧洲到差异性去一体化的概念演变，都是成员国的利益在起核心作用。
杨云珍表示，欧盟正受到内外部民粹主义的冲击。2016年特朗普胜选后，民粹主义对欧洲造成的挑战更加明显。从2008点的金融危机，2015年的难民危机，还有之后的乌克兰危机，还有16年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在欧洲甚嚣尘上。学者们对与民粹主义有两个层面的理解。一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社会分裂为腐败的精英与正直的人民，没有人替他们发声，而民粹主义领导超然于民主制度之外。二是作为政治策略的民粹主义。传统的代议制度，是有中介组织的，民众和政府通过政党、组织的桥梁作用来实现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在动员民众的过程中，对某些议题进行安全化操作。民粹主义在强调自己民族国家的身份的时候，也触动了欧盟民主与法制的价值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研究员作了点评。他提出，一方面，经济因素是欧盟面临的诸多危机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另一方面，国际力量此消彼长，新兴经济体的成长，对欧洲带来的冲击也很大，与此同时欧洲的相对影响力也下降。此外，法德现在的作用已经不足以推动欧洲一体化往前走了，能够稳定住欧洲一体化的成果已经实属不易。
二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荣誉主任戴炳然教授主持了“新时期欧盟对华战略调整与中欧关系发展前景”议题环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盟研究所主任崔洪建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潘忠岐教授、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副主任吕蕊副教授、华东理工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杨逢珉教授和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宋黎磊副教授作主题发言。
崔洪建围绕“政党国际层面”、“政治政策”、“政治变化”三个层面，阐述了如何看待欧洲、认识欧洲，找到中欧关系新定位。要理解中欧关系就要理解欧洲，如果真把他当伙伴的话，要理解他在做什么事。欧盟其实也在讲“四个意识”。首先，对外投资不能只看钱，要有政治观，需要明白钱是从哪儿来，会不会产生政治影响。第二个欧盟要顾全大局，其他成员国也要顾全大局。第三个欧盟也有核心意识，如法德轴心。第四个欧盟希望成员国要向他这个层面看齐。所以如果站在这个角度上，从这些观念出发对欧盟的理解就会避免很多误区。这样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会显得更平和，或者说显得更可执行、可操作。
潘忠岐提出，现在中欧相互认知的落差在加大。在2003年的时候，中国觉得欧洲是很好的力量，欧洲也看重中国。当前，美国对我们发动贸易战，美国同时对欧盟也发动贸易战。在常识来看，中欧之间有共同利益对付美国的贸易战，或者说是美国对国际规则体系的背叛。但是有些欧洲人并不觉得中国是一个国际规则的支持者，他们甚至跟美国一样，认为我们中国是WTO等国际规则的破坏者。
吕蕊认为，系统性竞争最早由德国企业家联合会提出来，他们表明这个立场，因为中欧在经济层面的竞争，对他们的利益构成威胁。经济层面的竞争引起他们的不满。此外，中欧“17+1”合作的现状就反映出，欧盟很难在中国问题上成为一个统一的联合的欧盟。中欧两种模式之间的竞争会长期存在。因为中国这个模式，就是说不管欧盟认不认同这种模式，中国是有很大竞争力的，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像华为、美的等等。
杨逢珉强调，中欧之间没有严重的政治障碍。第一从地缘政治角度，中欧双方相隔遥远，彼此都不是对方的威胁。同时欧洲也不再是这个世界的霸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它丧失了世界霸主的意愿，同时它面临了这么多问题，民粹主义、安全挑战等等。第二中欧双方有很多共识，如全球治理和共同应对人类的共同挑战等。第三是中欧经济的互补性高。同时，中欧之间也存在潜在的五个不利因素。第一是一度对华不怎么友好的新任欧盟主席。第二是中国经济快速的增长，其实对欧盟造成巨大的冲击。第三是双方在战略发展上其实也是有冲突的。第四是制度的差异，中欧双方在价值观有明显的差异，如果真碰到站边的时候，欧洲可能会站到美国那边去。第五是中欧经贸存在竞争性。
宋黎磊提出，欧盟理事会2018年10月批准了欧盟的互联互通战略。一方面，欧洲主权国家想要避免在国际事务中被边缘化，要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塑造者。在欧亚互联互通的进程中，欧盟试图获得更多的影响力，在这样的进程中扮演引领者，而不是旁观者。另一方面，欧盟更多的是利用自己在发展援助项目支持方面的一些长处，来重新塑造它在欧盟周边，乃至到亚太整个的软实力跟影响力，重建自己的国际形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田德文研究员作了点评。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国力快速增长。在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GDP总量相当于意大利，一个欧洲中等国家。40年之后，现在中国的GDP总量已经相当于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瑞典、西班牙，相当于他们7个国家的总合。从未来看，中欧关系会朝哪个方面发展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欧洲会有什么变化？然后会做出怎么样的战略安排选择？另外一个当然是中国的变化。
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研究》编辑部主任宋晓敏主持“英国脱欧与中英、中欧关系”议题环节。英国基尔大学副校长、比较政治学教授卢瑟（Kurt Richard Luther）、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伍贻康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田德文研究员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张海冰研究员作主题发言。
Luther教授认为，在英国50年来，从来没有看到英国的政治像现在这样难以预料。总的来说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目标，一个是进程。实际上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英国并没有一个切实的计划。在公投之后，在英国国内无论是脱欧这一派，还是相关政治谱系内，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共识。第二，脱欧过程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在2017年大选的时候，尽管没有目标，但是当时的首相特雷莎·梅，还是启动了两年的脱欧进程。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点，就是缺乏透明度，英国的民众得不到充分的信息，所以意识不到脱欧会多么的艰难，很容易就将各种事情都仓促做起来了。英国脱欧对英国经济的不确定性特别大，相关的各种变化很多；对于社会层面来说，脱欧将带来空前的极其强烈的影响，造成英国国内政治特别政党体系的不稳定；英国作为美国和欧盟之间的桥梁地位将受到影响，美国也会持续向英国试压，要求进一步开放市场，并且设置了最低限制。
伍贻康指出，脱欧对英国或整个欧盟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而这件大事在当时如此草率地进行，可以用大败笔和得不偿失来总结。现任首相约翰逊推崇的无协议脱欧，将会对英国国内的经济、社会、民生造成极大的影响。现在看来这件事是苦酒或者说是苦果，这是英国的政治技术精英自己酿造的。英国的政治体系，可能会因此进一步走向多元化、碎片化。政治是绝对严肃的事情,不要把政治当成儿戏甚至是豪赌。另外从长远看，英国即使最终脱欧成功，其前途也是更加渺茫、更加不确定。因为英国将要与所有的国家重新谈判。原来的欧盟贸易政策，现在变成了英国的对外贸易协定，这都要谈判，特别是和最主要的几个国家谈判，而这些国家也会乘机在其中榨取更多的利益。
田德文指出，中英能不能够延续“黄金时代”？中英黄金时代是2015年，最早是由卡梅伦首先提出来，然后在习总书记访问英国的时候，双方在“面向21世纪的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正式发布。从中方看，为何如此重视英国？最主要原因是寻找一个对欧工作的突破口，英国作为欧洲成员国有其独特性。其次还有一个合作因素，从中国的国家利益考虑，中国其实不希望英国跟美国走得太近，这也是外交层面的一种考虑。最后就是一些务实合作，中国最需要的是英国的金融，在这个领域中，中国人民币要国际化，要“走出去”，要靠英国。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英国为什么要提这个黄金时代？第一就是务实，减少欧盟对于美国的依赖性，就把中国作为另一个篮子，可以分一些鸡蛋在里面。第二是现在世界上面任何一个国家想要谋求发展，离开中国是不行的。
张海冰分析了全球英国的政策或者理念以及中英合作未来前景。特雷莎·梅构建全球英国是为了构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使英国摆脱欧洲，获得国际上更大的外交空间和机遇。英国已经发生了改变，英国已经走在脱欧的路上，正在重新界定它的外交关系，对中英关系也正在重新的界定，这对塑造中英关系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窗口期。英国可能会采取更加明显的平衡外交的战略举措。中国在加强与欧盟的合作，要与英国构建一个非常积极的关系。其次中国要从一个新兴大国向全球性大国的转型，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并且在新一轮的全球治理的规则和体系重构里面能够有一席之地，或者让中国的方案，包括“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方案，获得更多的国际认可，也需要像英国这样在全球的规则制定话语上面很强的国家的支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的叶江做了点评。他认为，从39名越南偷渡者不幸遇难的事件来看，英国在某种意义上至少还是富裕的国家，是个发达的国家，尽管因为脱欧的不确定对它的经济造成了一些影响，但从整体来说，它的经济还是增长的，并且在这样的一种乱哄哄的局面下，英国并没有倒下，英国依然是一个大国，它的整个政治制度应该是很稳固的议会民主制。另一方面，英国如果脱欧成功，将会以一种实际上是英国特色的自由与民主主义相互结合的形式重新出现。这在今天西方社会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通过这样的方式，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倒是解决了之前在全球化过程中，对整个社会的不平衡或者因为全球化的发展而导致社会的一定程度上的撕裂的一种修补。这同样也是在解决英国在整个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当然也是为了更好的解决英国未来发展的一种手段。
四
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主持“中欧美三边关系”议题环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叶江研究员、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关系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尚宇红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学术研究部副主任忻华副教授作了主题发言。
冯仲平分别从四个领域分析了现阶段的欧洲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第一个是人权、价值观。在西方的语境下，自由、民主、价值观的问题上，欧洲和美国是高度一致的。第二个是经济领域，经济领域欧美一直是竞争加合作。但是长期以来这种竞争是有限度的，竞争是有天花板的。美国一旦以安全来说事，美国一旦拿安全来威胁的时候，欧洲最后迫不得已要让步和妥协，以利益换安全。第三个是安全领域，以5G为例，现在欧洲人不会接受美国的那套，他们会找一个让这个能说得过去的说法，技术要安全，然后还要用中国的5G。第四个是外交领域，在外交领域欧洲的对华政策，更加与美国拉开了距离。欧洲对华新政策、新文件、新认知，主要还是出于欧洲自身利益的研判。中欧关系最大的一个变化，最深刻的一个变化，就是欧洲不愿意或者难以轻易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叶江表示，特朗普上台以后，我们看到美欧之间的对立如此之严重，甚至特朗普说欧盟就是敌人。但是欧盟反过来并没有因此，把美国视为敌人，而是反过来说这是假新闻，轻轻放下，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第一方面，美国在很大程度上认为当前的形势下，一个强大的欧洲，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不利的。也就是说只要欧洲推进一体化，欧盟要不断做大、做强，美国是坚决不允许的。第二个方面，美国的经济力量相对下降，同时又不愿意承担更多的防务义务，但又要处于领导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要欧洲人做出更多的贡献。第三个方面，英国脱欧和整个欧洲的形势，和特朗普的上台是有联系的，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和全球性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兴起是有联系的。
尚宇红分别从四个方面介绍了目前中国对欧投资的情况。第一是中国在全球各洲的投资。虽然中国对欧的投资总量不是很大，但是增长趋势非常明显。尤其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在美国对华战略调整背景下，中欧关系在未来会进入快速增长的阶段。虽然欧洲很多国家对中国不是很满意，但是出于利益的角度考虑，仍然会有更多的国家追随中国。第二是对欧洲的投资情况。从单体国家来看，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具有很大的非对称性。更多的投资，从额度上来讲，主要是集中在英国、荷兰和卢森堡、俄罗斯，这些国家相对整个欧盟来说，投资环境相对比较宽松或者具有投资便利。第三是中国的每个省在中东欧的每个国家的投资，都有显著偏好上的不同。第四是在中美贸易竞争的背景下，尤其是在“一带一路”这个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关系会部分向欧洲发生转移，欧洲的前景还是被看好的。
忻华认为，欧盟领导层对华政策的意向是重新认知、重新定位和重新构建新政策体系。欧盟现在对中国的重新定位，很大程度上，工商界等利益集团的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欧盟一直对于中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给予比较多的正面讲述。现在欧盟越来越强调中欧关系的竞争性和对抗性。他们认为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不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强调中欧关系的竞争性，甚至是对抗性。此外就是重新构建，他们要构建具有复合性的对华防御政策体系，这个体系不再是过去单纯的贸易保护体系，也不是单纯的投资审查，而是要把贸易、投资、产业、技术、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这些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复合型的防御政策体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盟研究所主任崔洪建做了点评。他认为，以前搞中东欧合作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底气的，我们能够保持高速增长，我们可以持续地去投入。但是现在是不是要换一个角度来看？应该要重新在中国可能进行经济增长模式调整或者长期低速增长的背景下去看，这个时候怎么制定中东欧政策，如何思考中欧关系。欧洲在面对中国时，它一直在模仿美国，但是好在现在欧洲还是愿意谈判，而且欧洲人的做法，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它跟美国不一样。
郑春荣教授最后作会议总结发言，他对来自京沪两地的各位专家表示感谢，并对研讨会未来能以“新形势下的欧洲与中欧关系”作为固定主题持续举办提出希冀。本次“新形势下的欧洲与中欧关系”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文中交流观点根据会议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整理人：杨云珍，祝轶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