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5日，主题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大国竞争与合作：中俄欧视角”的学术会议在上海社科院举行。本次会议是上海市社联2019年学术活动月的跨学会会议，由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主办，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上海欧洲学会协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承办。研讨会上，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上海欧洲学会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们就会议议题进行了深入且富有成效的发言与讨论。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研究员首先做了开场致辞。他表示，很高兴承办这次跨学会会议。他认为，研讨会的题目特别好，很少有人从科技角度出发研究国际问题，而实际上，科技对国际的关系、国际社会的影响很大。如果没有科技的发展，今天的国际社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信息技术的革命是现代全球化的重点。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机器人肯定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影响，只是我们现在没感受到。今年7月份我到德国工业学会听听他们如何谈论工业4.0。德国协会的领导人提起，现在有些新的现象，即德国ADIDAS的生产制造在往回走，回到国内，而他们的设计反而在外面，在国外。机器人大量使用以后，劳动力红利有变化，这两天美国不大讲“脱钩”了，很难脱，要脱的话首先要找到像中国这样的市场。原来想印度，但印度虽然人口和我们一样多，但他们可能错过了，简单劳动力的红利拿不到了。中国通过这几年的教育，红利反而还在，所以确实要好好研究，国际关系需要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国际关系整天在谈权利关系，权利是怎么产生的？权利是怎样的结构？权力是如何变化的？其实，科技是一种很大的动力，而我们都似乎忘记了这一点。王所长强调，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人工智能会对人类造成很大的影响，科技是推动国际关系的巨大动力，国际问题研究需要讨论上述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 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余建华研究员在题为《近代以来的工业/科技革命与大国崛起、文明进步》的发言中指出，要谈“第四次工业革命”，就要了解前面三次工业革命。人类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史，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动力在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及其能力，促使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由低向高发展。大约一万年之前发生了人类物质生产史上第一次的大飞跃，从原始的采集和狩猎演化出农业和畜牧业。随后伴随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及其能力不断提高，人类社会逐渐告别野蛮、走向文明。近代尤其是18世纪末以来，人类经过历次工业和科技革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乃至今天以工业革命4.0的形态为标志，世界多国越来越迈进信息文明时代。
怎么样看工业/科技革命和大国崛起之间的关系？所谓“大国”，其重要的形态标志就是民族国家的繁荣富强、国家对世界的影响及其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应该说，在以产业革命升级为标志的近现代人类文明进步中，不同大国的兴衰沉浮、崛起复兴也令人瞩目。纵观世界近现代史，依靠产业和科技革命成果，借助国际经济联系和世界市场、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国家强盛与民族复兴，是一批世界经济强国得以振兴的共同经验。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与科学技术的发明和进步有着密切关联。近代以来，人类科学技术的革新先后经历了四次突破性飞跃，即四次工业和科学技术革命。
第一次是以18世纪下半叶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这场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大生产为主体的工厂取代了手工工场的革命。这场工业革命的摇篮是英国，也由此成为19世纪中叶的头号世界强国，率先从农业文明迈入了工业文明。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提高，诚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在100年时间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过以前人类的一切时代。世界市场和全球一体化也开始形成。英国也由典型的农业国变成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特别是19世纪中期英国的四大产业支柱，纺织、煤炭、冶金加上机器制造业在世界上占绝对的优势。到19世纪中叶，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19世纪可以说是英国霸主的世纪。
紧随英国之后，一批欧美国家也在19世纪上半叶开始工业革命。其中法国、德国、美国工业化发展最为突出。到19世纪中后叶基本与英国并驾齐驱，成为世界四强。工业文明由英国扩展到西欧、北美的这一进程，又是同第二次世界科技革命的发生、统一世界市场的进一步形成相伴而随。
19世纪60到70年代出现了新科技革命（或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西欧北美同时兴起。其特征是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讯手段的发明和石油、化学工业的建立。工业文明由“蒸汽时代”跃入了“电气时代”，电力、钢铁、铁路、化工、汽车等重工业兴起，在煤炭之后，石油成为新能源，并促使交通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的交流更为频繁，并逐渐形成一个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虽然英法两国还是这次科技革命的重要角色，但美国和德国明显成为这次革命的两个发源地和中心。德国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德国不仅实现了采矿、冶金、机器制造等传统工业部门的重大技术革新，而且迅速建立起电气、化学、汽车等新兴工业。到一战前，德国已建立现代化的完整工业体系，赶上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化强国。
美国是第二次革命的最大受益者。美国及时地抓住了这次产业科技革命的积极机遇，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不仅在煤炭、钢铁等传统产业的生产中很快走在世界各国前面，而且电力、石化、通讯和汽车制造等新兴工业的发展也占据明显优势。到19世纪末，美国已在世界工业生产中占取最大份额。由此，美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便已超英赶德，登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宝座。20世纪成为美国控制世界霸权的世纪。
到20世纪初，与工业文明相伴而生的世界市场已基本成形，全球联成一体，为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保障和基础。但同时资本帝国主义的发展，促使列强瓜分殖民地、争夺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带来20世纪上半叶两次给人类带来惨遭灾难的世界大战。到二战结束，20世纪中叶，以原子能的利用、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和航天技术的发展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或称第三次工业革命）从美国开始，迅速向全球扩散。这次科技革命还包括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高新技术的突破与飞跃。
美国在二战后不失时机地应用最新的科技成果，发展新兴产业，经济稳定发展，推动其取得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日本政府敏锐地抓住这一新科技革命的机遇，把振兴科技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得以战后迅速在战争废墟中重新崛起，到1968年明治维新百年之际，其国民生产总值名列世界第二，实现了民族经济的复兴，创造了“东洋经济奇迹”，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在此前后，联邦德国同样注重发展科技教育及创新应用，也取得快速的经济恢复与发展。
战后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变化，人类的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各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全球信息和资源交流变得更为迅速，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被卷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人类文明的发达程度也达到空前的高度。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开创了“信息时代”，迄今信息革命方兴未艾。
战后这次新科技革命或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在空间上由发达国家扩展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并且在时间上延续到了21世纪。某种意义上很难把这次革命和今天所谓的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或称工业革命4.0）割裂开来。
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前面三次工业革命使人类文明进入日益呈现加速度的空前发展繁荣的时代，也先后造成英国、德国、美国这些国家的崛起，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付出了巨大的环境、生态成本。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空前的全球能源与资源危机、全球生态与环境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危机的多重挑战，面临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深刻矛盾。当今世界要突破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由此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也有视之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延伸）或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其以绿色要素投入为特征，呈现出互联网+可再生环保新能源的基本面貌，通过新能源和信息技术的有效结合，突破能源和生态瓶颈，助推经济转型，以分布式的可再生能源与互联网络相融合的革命，引发人类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同时在大数据+机器的深度学习的基础上，作为与蒸汽机、电力、计算机的发明同等量级的新事物——人工智能，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球。一方面，围绕人工智能，形成人工智能主题的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的聚集。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推动制造业、农业、物流、金融、商务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的规模化应用，全面提升产业发展的智能化水平。可以说，人工智能作为核心驱动力，正在驱动产业结构、城市形态、生活方式和科技格局的颠覆式变革。其在推动人类物质生产实践能力进一步提高和文明进步的同时，一些负面效应也越来越显现于各种行为体的博弈较量之中，如无人机固然有方便物流的一面，但它也在战场冲突中被广泛应用，如不久前无人机袭击沙特油田。
在前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由于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和中国的战乱，中国都是边缘化者、落伍者，急剧地衰落。第三次科技革命前期，由于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敌视、封锁以及国内“左”倾错误的干扰，中国再次与世界科技革命潮流失之交臂，但即使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中国还是取得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伟大科技成就。改革开放后，中国打开国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重新追赶世界科技革命的潮流，社会生产力发展取得历史性飞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在21世纪初的第四次绿色工业革命，中国第一次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海洋和极地研究中心主任张耀副研究员就《新时期大国军事竞争与国际军控态势》作了发言。他指出，人类很多科学技术突破首先是应用在军事技术上。正好最近军控态势发展变化非常快，所以想谈点我自己的体会。
去年同样会议我也进行了发言，讲“新时期大国关系”。当时讲了两点：大国竞争进入实质性和无序性。（1）所谓“实质性”是进入硬实力的竞争，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现在来看现在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状态。（2）所谓“无序性”就是国际机制失效，现在感觉国际军控机制基本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
大国竞争和历史上不一样，现在只有少数大国才有资格，其实就中美俄三家，其他大国已经失去了进行大国竞争的资格，因为综合国力差距越来越大。就在这两天，北约和俄罗斯相继举行了大规模的实弹化战略核武器的演习，冷战以后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俄罗斯发射16枚各种各样的战略导弹，可见现在大国竞争和军事问题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
一、大国军事竞争的基本情况。
大国竞争最核心的部分——硬核竞争，已经接近无序状态。冷战时期美苏主导建立的军控机制已经接近瓦解，1972年签的《反导条约》2001年被小布什废除；1987年的《中导条约》今年被特朗普废除；1990年签的欧洲常规力量条约基本名存实亡。1974年—1994年—2009年美苏和美俄先后达成了《限制和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2021年到期。俄罗斯多次提醒美国我们是不是要准备进行谈判续签的问题？美国不回复，看来美国已经准备这个东西不要了，美苏两家建立的所有军控机制全部没了，世界军控处于无序状态。
大国军事竞争的特点：
（1）地缘政治进入新时期，由于美国要求重构国际体系导致地缘政治出现大变动，美国重新定义大国竞争是最大危险，主张以实力求和平，缺乏国际秩序的约束导致中美俄三大国竞争关系上升，硬实力的竞争、军事力量的竞争逐渐成为首要手段。
（2）技术发展趋势：现在三大国主要在新动能武器技术，冷兵器时代的人力、工业时代的化学能、现在出现新的能量技术武器面临突破的状况。比如说像激光武器、电磁武器都开始进入实用化阶段。
今年年初中国进行大规模电磁炮实验，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中国马伟明院士关于新型电能技术的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十九大入选中央候补委员，可见我们对他的重视。整个作战方式和范围的革命性变化已经开始出现。
信息技术和AI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军事力量，现在主要突出在几个领域：
1.无人机的迅速发展，刚刚建华讲到无人机在民事领域的发展，其实在军事领域现在无人机发展已经到了非常高的高度。
2.各种电子技术的发展，以前经常讲制空权，后来讲制天权，现在制电磁权已经成为国家军事力量的重要标志。
3.太空军事技术发展就中美俄三家具备，反卫星技术、反导技术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的阶段。我们和上海航天八院的同事进行过交流，他们认为在反导技术领域中美之间几乎是属于并驾齐驱的状况，不存在巨大的落差问题，而且只有中美两国进行过多次成功的反导技术实验。即便是传统性的武器也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比如说第五代战机，高超音速武器、新型弹道导弹技术，新型传统武器的发展有可能形成对原有传统武器的压倒性优势，达到降维打击效果。我们知道国庆阅兵出现了第五代隐形战机，新的高超音速导弹东风17。以前弹道导弹主要是战略威慑力量，基本不能使用。但是新型弹道导弹已经有很大的实用性，尤其中国推出的所谓弹道导弹反舰概念。
（3）新技术革命导致军事技术对大国原有的军事力量国防体系形成严重挑战，可能出现全新甚至颠覆性的发展趋势，而既有的冷战遗留下来的存量优势可能迅速缩水。中国、俄罗斯在最新技术上的发展可能可以绕开美国已有的军事力量优势，形成一定的不对称优势和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美国已经承认他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电磁武器研发技术上开始落后于中俄两家。比如说东风17可能使美国花巨资打造的反导体系形成面临巨大挑战，弹道导弹反舰功能严重威胁了美国海军的传统优势，对海权的概念和内涵、陆权和海权的对比等传统理论都形成了挑战。
（4）核武器技术和理论的变化趋势，冷战时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防止了核大国互相战争的理论开始受到挑战。现在美国认为核武器是可以使用的，现在核武器是两极趋势，小和大。大：中美俄三家都在进行战略武器的更新换代计划，三国的陆基、海基、空基战略武器都有新的大规模更新换代计划。更危险的是美国出现了很多的核武器小型化计划，几十、几百吨当量，并且已经理论准备小型化核武器的使用不会引起大国间的战略力量的平衡秩序。本来核武器可以保证大国之间不发生冲突，虽然消极，但也是一种保证。现在这种保证在美国看来并不是不可取消的。
新技术使得各国原有的优势劣势不再明显，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为了不使本国落后，军备竞赛基本已经不可避免，只是方式和时机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冷战时美国在军备竞赛中占据主导地位，基本上绝大部分新技术是美国先提出，俄罗斯追赶。在这一次中俄两国都有一定新技术的主导。
二、国际军控态势。
原有国际军控机制已基本瓦解，为什么瓦解？
第一，当初达成这些机制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态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原有的机制用来平衡当时的美苏，但现在出现了诸多变量，最大的变量是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对美国而言，仅仅对美俄两家进行约束军控已经完全不适合其今天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现实，尤其在亚太地区，美国在很多领域已经感受到中国的压力。所以军控协议对美国来讲已经不合时宜了。
第二，由于军事技术的变化，原来的军控对象本来主要是用来约束一些在实际中不大可能使用的武器，比如说像反导、中导。反导技术、中导技术在冷战时期都不是那么成熟的东西，技术不可靠。中导只是作为一种战略核武器的补充，对美俄两家影响意义不大，只是对欧洲地区影响非常巨大。所以在80年代国际气氛发生变化的时候，美俄两家都觉得《中导协议》是可以的，对美俄两家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对欧洲来讲意义非常巨大。而且当时中导是不可使用的。但在今天，由于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些武器系统已经完全成为可以进行实战的技术，而且是常规战争的技术，根本不需要技术约束。反导技术成熟，中美俄在反导技术上已经非常成熟，对于固定弹道的弹道导弹有非常高的命中率。由于技术发展中导已经完全可以用于常规打击，在冷战时期中导命中精度（CEP）一般是三位数，100米或200米，这对核武器来讲影响不大，但是对常规武器来说没有意义。但今天中导技术命中精度已经可以达到米级，完全可以作为一种进入实战而又不违反核恐怖平衡的原则的武器，更加麻烦的是中国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力量，美国觉得如果这方面再受中导约束的话就没有办法在亚太地区维持军力平衡的局面了。美国现在已经决心大规模发展中导技术以应对中国这方面的优势，甚至国内出现了必要时其削减航母力量迅速发展2千枚中导在西太地区进行部署的分析。
三、未来国际军控能否再次有序机制化？
首先要看一般来说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出现军控谈判机制，看一下历史情况，大概有几个情况出现大国可能会对军控有兴趣。
（1）地缘政治基本稳定、平衡，哪怕是达成暂时的稳定和平衡。一战以后海军军控条约达成了新世界秩序的平衡，原来的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全部垮台，建立了欧洲的凡尔赛体系和亚太的华盛顿体系，这个时候大家觉得可以对军备进行一定的管控。
（2）军事技术发展基本平衡，没有单方面的技术突破。冷战时候美苏两家一开始是没有军控的，双方凭自己的力量，你发展这个东西我发展那个东西，到了70、80年代已经非常成熟了，双方都没有什么完全出乎对手意料的新技术出来，你有的我也有，无非就是数量和质量的差距。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对军控有兴趣。
（3）各方对军备发展延续下去有不确定性，冷战期间美苏两家的核武器数量已经达到了各家有几万枚的恐怖程度，双方都不知道这样搞下去我的优势能不能维持，对手会不会有什么大招出现。既然有这种不确定性，在尽可能的维护自己现有地位的情况下达成暂时的平衡也是可能的。
（4）各国财政出现力不从心的感觉，一战以后当时各国的海军军备竞赛使得像日本财政收入的一半用于海军建设，冷战时期苏联用10%以上的GDP用于军事，而美国也经常达到6%到7%。这个数字对各国财政是非常大的牵制。
这些条件现在有没有？我觉得基本都没有。现在世界的基本地缘政治形势并不是趋于稳定，恰恰是原有的稳定局面在解构。现在的军事技术是否达到基本平衡？恰恰中美俄三家都有新的技术在产生，并且大家都给予厚望。现在各国对军备发展延续下去有没有不确定性感？应该还没有，因为新技术刚产生，大家都跃跃欲试，希望自己能在某一领域里达到某种优势。
各国财政有没有出现力不从心？我觉得没有，中国军费才占GDP的1.3%，对美国来讲现在是3.5%，这离他在冷战时期的6%7%还差的远了。我刚刚看到一个报告，米尔斯海默和吴晓球辩论的时候说你们太高看美国的债务了，美国的债务根本没影响美国的军事技术发展，所以各国财政还没有出现力不从心的感觉。
这样，下一次军控将面临几个问题：
第一，美国、俄罗斯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不参加的军控机制已经没有兴趣了，因为对他们来讲没有意义。
第二，中国、美国、俄罗斯，尤其是和美国的力量平衡问题，现在中国的态度是坚决不参加，因为总体上军事力量、核力量方面中国和美国处于极不相称的局面。但是就在前两天中国裁军大使李松在联合国关于裁军的会议上发表了“关于裁军问题讲话”。他其中有一段蛮有意思的“在美国将自身核武库降低到中国的水平之前，对中国军力任何说三道四都是虚伪和苍白无力的。”这段话什么意思？如果中美之间的核武器差距到了差不多情况下我们也许是可以谈的，现在不能谈？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中美是不是也要建立冷战时代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恐怖平衡力量？在达到平衡之后中国才可以考虑有关军控谈判？问题是现在要重建冷战时的相互确保和摧毁的平衡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冷战的时候是美苏两家，这个很容易平衡的，你100我100，你200我200，问题是现在是中美俄三家，而且任何一家都要考虑另外两家会不会联起手来对付我？你的数量就不能只和一家相当，必须要考虑到对方两家联合起来，如果每一家都这样考虑的话那变成死循环了，永远得不出来平衡的数量，这对未来军控是非常麻烦的问题。从现状而言，大国军备竞赛很可能首先进入一个无序阶段，各国竞相发展自己的优势技术，力图达到对他国的优势地位，为未来可能的重启军控谈判，甚至是为未来可能的局部热战做准备。
第三，对中国而言怎么看待中国军控谈判？从长远来看完全拒绝任何军控谈判是不现实的，在特定时刻使得我们在国际舆论面前陷入被动，所以还是要未雨绸缪。从策略来看，历史经验是在启动谈判前必须要尽可能多地竖立自己的优势，获得尽可能多的谈判筹码，才可能在谈判中兑换对方的优势筹码。没有一个国家在军事谈判中会主动说我这个东西不要了，肯定我这个东西放弃了你必须也放弃什么东西。如果你在谈判前手里没有筹码，那就不可能在谈判中兑换对方的筹码。
对中国而言要参加未来军控有两个前提：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尽快缩小中国和美国在战略核威慑力量上的巨大差异问题。
一是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不解决不可能搞军控，因为你不知道将来在统一的时候你需要什么样的军事实力。如果现在搞军控等于是自缚手脚划地为牢。
二是保障战略核威慑力量的平衡，现在美国内极端保守和激进势力有不惜与中国开战来遏制中国崛起的念头，主要依据除了传统的存量军事优势外，更大的心理优势是美国在战略核威慑力量对中国的巨大优势，在战略核威慑力量领域如果数量差距过大，或者即便你有数量但是对方不知道你的数量，而且低估你的数量，那是非常危险的。
西方各种各样的军备报告对中国的核武器估计一直是非常低的，核弹头可能200到300，问题是对方不知道或者知道故意把你限制在这个水平，在心理博弈上他就占了很大的优势。
所以我想，中国必须增加战略核威慑的能力，而且必须要明确告知对手自己的能力在增长，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威慑和平衡的作用。这一次国庆阅兵的展示也是向对方发出信号。两者完成之后中国可以考虑参加甚至主动发起相关的军控倡议，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建设、道义形象建设进行积极正面的工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廉晓敏助理研究员的发言主题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中美俄》。她说，中国前两次工业革命都没赶上趟，第三次算没错过，所以现在中国人很有紧迫感，第四次能不能局部领跑，未来也不是不可期。人类技术在人工智能、物联网、新能源等领域实现重大的、革命性的进步，这种背景下，中美俄三国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到底如何。
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国际体系中这么多行为体，最引人关注的国家间关系永远是大国间的关系，双边的，多边的，最好是双边关系中，再扯上一个实力貌似相当的第三方，三角型关系，那更好，比较drama，流量就上来了，会显得更有戏剧性。中美俄之间的相互关系具备这种吸引力。所以，不管愿意与否，或成立与否，“中-美-俄”这三个国家间的互动关系总是会被关注。就当下而言，谈中美关系，会有人关心俄罗斯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尤其是中美贸易开战后；谈中俄关系，人们关心是否是美国对两国的打压使中俄越走越近；俄美关系中，中国因素的相关度似乎相对较弱，但也会被涉及，比如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转向东方”，今年“瓦尔代会议”的主题，题目中就有“东方”。
我的理解，当今国际社会，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存在于不同层面，政治的，经济的，人文的，这些是老生常谈了，但因为属于“基本面”，所以也绕不开。如果从传统的权力政治视角，或者逻辑来看，国家间的互动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对地位的变化，会影响互动关系。为什么会出现相对地位变化，最常讲的原因就是经济体量追赶上来了，国力提升到不能再被忽视的程度了，当然国力这个概念也是有很多内涵的，这里我也不展开了。
中美俄三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排序，其实是不言自喻的，但俄罗斯始终在国际事务和国际舆论中保持了相当的存在感，用个不太恰当的词来形容的话，这种状况有点“德不配位”，但俄罗斯就是做到了，它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影响力，与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并不完全匹配。它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中，展示出比中国更多的腾挪空间和自信。我不是要夸赞俄罗斯，我只是深感，相较于俄罗斯和美国，我国面临着最为复杂困难的局面。美国是先发国家，各方面的优势不是短期内可以赶超的，更不要说美国的资源禀赋也不差，而只要煤、石油等传统能源还没有被新能源替代，俄罗斯就能继续以瘦死的骆驼之躯维持体面。
那提到能源，我就转到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个话题。我稍稍补了下课，看的肯定不全面，都是皮毛，也请各位老师指正。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当下非常热门的一个概念，也就是工业4.0，克劳斯•施瓦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文版也已经出版。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由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物联网、机器人、新能源、智能制造等等一系列创新所带来的的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和生物空间三者的融合。基本上，我们当下能接触到的各种高科技感词汇，或者说听不懂的新词，都很有可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概念，当然，概念新，不代表质量一定好，圈钱的概念还是真有价值的概念，需要甄别。
那么，如果放到技术领域期待革命性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来审视中美俄三国的互动关系，未来发展趋势如何？技术的革新会带来经济增长模式的革新，出现新的价值增长点，能否跟上步伐节奏，踩准点，对一个国家的未来很关键。信息革命兴起的80年代，我们国家正好改革开放，所以发展到今天，我国的互联网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看，发展的还是很出色的，当然，涉及知识产权的问题我们就不谈了。现状而言，如果粗略的、不那么严谨的划分下，全世界目前有基于三种语言的互联网经济生态圈，英语的，美国主导，google，amazon，facebook，twitter，ins，youtube等等，中文的，BAT三分天下，copycat的百度好像有点no zuo no die的式微，不过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不去讲了，俄语的，yandex的体系，应该可以说是对标google，对应的A和T好像没有我国那么发达，也可能是因为我关注的不够，所以没发现。
三种生态圈目前都还是可以维持发展的，但我们也要看到，我国现在已经在喊互联网+，互联网圈自己在喊“互联网的冬天”，还有消失的2025。如果说第三工业革命带来的是互联网一个维度的发展，那么接下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带来的，是把具体的人，物，和虚拟的网络空间三个维度链接起来，世界将在多个维度膨胀发展。
以美国的技术实力，它是肯定不会错过这次发展跳跃期，那么我们新时代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呢？俄罗斯人的脑力不用质疑，需要打问号的是，它的商业化、市场化转化程度。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很多年了，貌似扭曲的经济结构还是没转好，它的能源利用率还是没提上来。如果看美国的态度，你去看很多的美国研究报告也好，学者的观点、机构的观点，中国与俄罗斯对它而言是不同性质和程度的敌人，中国是比俄罗斯更要警惕的敌人，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中美间的竞争是无疑了，那么中俄有可能合作么？我不认为中俄合作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我们需要准备，如果俄罗斯继续把世界秩序的游戏规则圈定在它擅长的传统领域，继续停留在19世纪的大棋局思维，我们如何应对俄罗斯和美国从不同维度给我们带来的外部麻烦。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杨成教授在题为《国际新失序与中俄德创新合作三角的可能前景》的发言中表示，今天的发言主题词是“国际新失序”，刚才张耀老师讲了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原先冷战结束之后大家都比较认可新资本主义那套理念，全球化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国家的地理边际可能会被消解。信息也好、资本也好、商品也好、技术也好、人员也好都可以自由流通，地理从此可能不再那么重要了。
中国历史终结了所谓的“正确性”，但事实上经济合作是遵循地理逻辑进行。到目前为止全球化大旗还是要促成各种要素的自由流通、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合作。确实最近几年以来（特别是2016年以来）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可能这是逐步积累的过程。
资本主义从诞生一开始已经为自己塑造了道理，全球化从来不是单向的运作，还有其他反差的因素存在。只不过当时在全球化搞高歌猛进的时候，那些只能被称为反全球化分子而不能构成市场，但现在因为分配的不均衡学生多地出现。
全球化历史几次大潮都包含着很多特点，一般更强调标准化、加速，但从来不提里面蕴含的不平等等级性。如果中国新全球化不能找到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解决办法，那我认为以前美国主导的新资本主义全球化很难有巨大的区别，因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一定会有中心、边缘、半边缘。经济学家专门研究为什么反全球化、逆全球化会逐渐从分子变成运动思潮。
在很多国家参与过程中逐渐类型化了，开始有区分了。本来是成本下滑，但突然有一天发现结果下滑，有一部分国家在里面赢得了红利，还有一部分国家勉强能做到成本和收益差不太大。现在从主权国家层次来讲国家是输的，不然就是某一个产业、某个个社会在具体参与过程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好处，在里面有很大的损失成为“失败者”。
这是很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国际失序不应该从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层面讲起，而应该放在冷战结束之后看起来凯歌高进全球化国际层面。当时没有多人能够预见地缘政治会重新回归、国家主权会重新回归，像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会越来越多，这不是单个的个体，而是成为一种整体现象，这很麻烦。
国家竞争确确实实在加强，哪怕是我们自己喊的口号都很高大上的，“全球命运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操作实务的这些人骨子里还是现实主义的逻辑在起作用，所以才有强烈的哲学思想在指导。这会进一步导致国际失序走向解体，这不可避免，但没有人知道过渡期有多长，所以新秩序没建立之前，无序状态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
这对中国在内的所有大国都会产生长远的影响，而且一旦无序开始形成，所有大国不由自主地有一种冲动，想办法努力塑造新的秩序。但悖论来了，但越是想要塑造新的秩序，就一定会导致新的混乱。越努力越失败，越会造成更多的混乱。
现在所有大国基本都是这样，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在内，有的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现象会放在国际地区层面显现。在全球层面意义来讲失序已经是显然的，还有可能某一大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形成低序秩序，所以每个大国都尽量在地区上投入更多。这和之前所讲的“一带一路”逻辑形成一种张力。
2014年我提中俄德有没有可能形成“创新三角”的时候有假定的。我们看到的是包括中俄、中德、德俄三方关系处于比较好的时期，同时有高度智慧化进行保障。中俄是从1996年开始形成总理定期会务机制等，德国和俄罗斯是1998年开始，但是大政府机制，每年都要开会碰头商讨议程。中德是2010年，稍微晚一点，但我们和西方唯一能够形成类似于中俄、俄德之间政府间高度机制化的合作框架只有和德国。所以这也是比较难得的，等于创造了一种可能性。
刚好三方在世界技术革命中有很多类似的考量在里面，比方说美国还是具有比较大的优势，这些优势让其他国家不可能和他取得同等地位。中小国家从长期趋势一定会形成两级分化的结构，哪怕在创新的领域都有可能抱团取暖。
如果2014年因为乌克兰危机导致了俄德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不利于合作的整体变化，现在看来这几年经过调整新的状况在出现，欧洲国家比较倾向于对俄罗斯的制裁，企业层面已经开始进行，原先政府并没有大企业之间的合作实行制裁的延伸。
大概2014年左右的时间和俄国、德国同步提出来搞“创新伙伴”，李克强总理访问德国110多条具体合作协议里，第一次德国把“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放进去，把创新合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内容，之后德国提出来形成欧亚大陆无障碍互联互通的贸易通道，是有需求的。
去年欧盟公布了互联互通的战略，连续两年都在讨论议题，这给中俄德三方的合作提供了可能性与空间。跨欧亚大陆“丝绸之路经济带”宏大的框架不可能仅仅是中德两家共同驱动，要横跨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其中俄国具有比较核心的位置。
这两个国家在技术上都有自己的特点，而且考虑到我们国家人口众多的特性，不见得我们能走美国技术化的道路，更多是发展所谓的虚拟经济，而实体经济不用那么发达。相反德国工业4.0版本扎扎实实走工业化的道路对我们来讲是最合适的。如果我们要选择创新合作伙伴的话，德国可能要比美国和俄国更合适一点。
俄国也有自己的优势，不光是人口优势，还有庞大的科技力量，整体来讲创新已经大大不如以前。过去有60项技术是全世界绝对领先的，现在降下来了30项，但还是远远超过我们的。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缺少资金，缺少商业化的能力。
德国的资金肯定是有的，市场也是重要需要重视的方面。如果三方形成合力还是能够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过去更多的障碍在于乌克兰危机，俄罗斯要求我们一定要签《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只要我们能够做的到签署的话，所以可能消解很多疑虑。
三方之间不能形成互动，各自有各自的动作，而俄德之间双边关系的创新合作基本是止步的，现在新条件下出现了可能性。包括前段时间德国总理默克尔到中国来访谈已经显示了这种迹象。对中国、德国、俄国还是比较喜欢国际化，比较喜欢一种稳定的秩序。
在大国际失序背景下，政治领域有相当趋同的一部分，这也是创造比较好政治的前提条件。三方确实在创新领域，中方不像过去处于完全创新知识生产的消费者，现在我们在这个领域也有自己的特长，也有新的东西，这种三角不是完全不等的三角关系，越来越趋向于比较对等，这种对等无论对俄国和德国来讲都有重要的意义。
说白了做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我们自己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能不能形成好的合作。首先要意识到创新合作三角对世界秩序、中国国际化秩序很有帮助，所以要多多努力往这个方向推进。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李立凡副研究员的发言主题是《中意合作备忘录的签署：搭桥还是梗阻？》。他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意大利已经经历了两次金融经济危机：（1）2008年到2010年。（2）2014年。数据图表显示，意大利经济指数和制造业下降的比较明显。意大利经济99.5%都是靠制造业，并且基本上都是中小企业，国有企业特别少，只有600多家。相对来说意大利产能利用率比较高，2009年2008年大大谷底，这两年有所恢复。总体看，经济发展、金融业发展、服务业发展还是在低维度比较稳定的发展。
今年3月份习主席访问意大利，和意大利签约了战略伙伴，意是第一个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的G7国家。意大利在“一带一路”投融资项目中在制造业、服务业占比比较大。意大利对中国的投资比较感兴趣，主要是发展港口基础设施，但不希望中国参与铁路。2018年中意双边贸易情况达到了542亿。2019年第一季度对华贸易也是机电产品、服装、品牌、化妆、家电、玩具。从贸易推动中国对意大利、对西欧国家的投资有一定的驱动性。
意大利市场的展望：意大利经济发展对出口依赖性相对比较高，但中意发展模式相似性较大，中国的60%和他的60%是融合的，因此意方提出应在另外的40%进行合作，作为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型的产品。
相对来说，意大利的工资收入还是比较稳定的，工资收入不是很高，一般工人工资在2000欧元，和德国差距很大。所以中国投资企业、雇佣意大利工人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最近20年来，消费者信心指数不断上升，至少意大利认为自己是大国，特别是，在欧洲，除了德国之外，意大利是第二大工业生产国。意大利的工业生产能提升本国经济，能够提升在欧洲的地位。
意大利的发展潜力和重点领域：RMB的投资比例在逐年上升，中国已经签署了和意大利的养老合作。意希望未来能和中国开展第三产业合作。意大利发展极其不平衡，北部发展非常好，南部发展非常差，南部只能达到北部一半的GDP，特别希望在南方主要生产食品、农业等和中国进行一系列的合作。还可加强在第三方合作。2019年中工集团和意大利达涅利集团签了采购合同，真正做到了第三方的合作。在第三方总投入达到15.7亿美元，这是中国和意大利在这方面做的还算比较好的。
未来在合作领域如何构建畅通型的发展？需要科技领域的支撑，比如说人工智能、5G。现在罗马市政府已经准备用5G了，但是我不知道新政府对5G的推动是否像原来联合政府的积极性。如何使“血管”的疏通和“道路”的发展能够更近一步？未来在农业、旅游、创意能做到更好的交流。意大利农机在欧盟当中发展比较快，但是旅游是不对称的。基本是中国人到意大利旅游比较多。今年是中意签署战略合作伙伴的15周年，2020年是中意建交50周年，意方已经说了明年11月6日总书记还会去，基本已经定下来了。因为中意1970年的11月6日签署协议。农业是未来发展的重点，如何疏通梗阻，特别是在电商领域中国的阿里巴巴在意大利推进非常快。
他建议，（1）搭桥，双方之间互补性和发展目标的契合使双方未来在疏通方面更有利发展。另外双方都对绿地投资有兴趣，可以扩大贸易规模、贸易结构性，农业机械化发展。（2）如何对梗阻进行判断？未来可能会影响中意关系的？这两年欧盟对意大利的投资相对来说比较疲软，所以更需要接受中国的投资。中国的投资会不会有可持续性？会不会签署了别的国家变？中国的集成优势会不会受到地方的保护？因为意大利在南方有很多地方保护。（3）与美国的关系，现在塞尔维尼没有上台，但是他和特朗普的关系非常好，如果他明年能重新回到意大利政坛的话，与中国的关系是否还能继续下去？（4）意大利感受到来自于其他周边国家的压力，特别是沿岸地区、希腊港口的投资，会不会减缓中国继续在西西里岛、维罗纳港等地方的投资，这都是未来的梗阻现象，希望我们疏通。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基地/余南平工作室首席专家余南平 教授做了题为《第四次产业革命与中俄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和地位》 的发言。他认为，概念肯定走在产业前头，历来都如此。从产业角度来讲，目前是在产出的低量级阶段，并且是有限的领域。比如说从产业角度来看，目前在人脸识别产业上有一定产值，但是像无人驾驶、自动驾驶正在做技术准备。测试，生活场景应用还比较远。当然这个产业的发展速度是巨快无比的，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而且这个颠覆性的影响要打破既往对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认识。最近Google发布了量子计算机的最新成果，在《自然科学》杂志登了这篇文章。前几个月中一直有炒作，但是Google这次是正式发布了。现在的量子计算机的算力达到了200秒，完成了超级计算机一万年完成的任务，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这意味着将来会颠覆现代产业基础，在量子计算机面前所有计算机的防护可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是透明的，因为它要想看你是非常轻松的，但是你看不到它，这太恐怖了，这比核武器阶段拉开了明显的层级，因为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可能导致了核武器使用的改变，你有核武器也可能使用不了，你未必能启动发射的了，这里有超前介入的问题，除非你把网络全关掉。量子计算机理论上对计算和网络的突破可能是无极限的，产业发展会出现一种超级进步状态，这种状态是五年实现？八年实现？十年实现？在哪个领域先实现？我们可能并不完全清楚，但一定会朝着这个方向走。
这给既有历史经验研究国际问题带来了历史性挑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出现了技术进步跨越了代级的问题，第三次产业革命好歹在第二次尾声阶段做了同步拔高集成，现在的情况是，从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方向来看，如果机器不断加强自我学习，出现明显的能力迭代的话，那么问题本身就更复杂了。
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冷战研究虽然带来了很多学术增长点，但是有一个空门领域，从来没有深入研究并得到更正确的观点。前苏联的解体我们找了较多的解释，但对于产业革命，特别是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时候，苏联已经跟不上了技术进步的速度，所以经济和整体能力就弱化了，但我们对这个领域的研究特别薄弱。
有研究俄罗斯的学者一直坚持前苏联和俄罗斯有很好的基础研发，但是你有基础研发并不等于有产业。对于产业而言，这是没有意义的，我写了篇论文和我做个iPhone是不一样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俄罗斯技术落后？我们可以进行研究，但是结论是清楚的，你可能有很好的研发基础，但是你从来没有产业化，因为做产业和做研究是不一样的。这个领域的研究确实比较少，而且对美国到底采用什么样的综合手段整垮前苏联的？宏观上看我们都知道，如阿富汗战争，变成前苏联帝国的溃疡，美国利用波兰团结公会，作为苏东地区瓦解的样板力量……。但是，在隐蔽的活动中，美国是怎么控制前苏联的核心技术发展的？这些活动可能都是隐蔽的，不可能给你解密背后搞了什么东西，怎么搞的，这是看不见的，并且也没有那么多档案披露。
今天讨论的题目是中俄欧，这是咱们学会本身所覆盖的。但是，美国是不可能绕的开的。美国在全球化大浪潮中失去了对制造业全产业链全面把控能力。刚才谈到的意大利，其实还不错，毕竟在制造业里还有点份额，如果没有什么份额的话，那么就和希腊一样只能靠旅游业了，好歹意大利也算制造业的强国之一，意大利的机械、制药业、制药研发都非常不错，当然产业能力远赶不上德国。
美国在全球化冷战结束后这些年加速了向全球的产业转移，包括欧洲也对外转移，其实德国人还比较好，守住一些产业的基本底线，而美国是资本驱动的资本主义模式，德国是银行驱动资本主义的模式，所以德国的制造业是靠银行体系完成，而美国是靠华尔街支撑的，资本的力量使得美国产业加速转移的更快。
可以看到的是，在90年代前苏联刚刚解体的克林顿时代以及后续的小布什时代（两个八年）的那16年间，在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中美国是没有挑战者的，美国只要控制住资本、控制研发就可以相当于控制全球制造业。那个时候中国体量太小，还不足以成为美国竞争对手。但到奥巴马时代情况发生了转变，奥巴马看到了这个问题，奥巴马也提出来了希望美国制造业回流，希拉里也讲过。
但为什么没有产生效果呢？因为产业链的回迁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光有技术没有用，重要的是全球的供应链，在全球价值体系下目前全球供应链是分散的，不是哪一国全能做的，所以转移成本不可估算，在全球化依然继续的氛围下是做不成的。特朗普上台以后当然更重视这个问题，一直在做，但事实上我个人判断，如果是聪明的智库、战略学者很清楚，喊也没有用、减税也没有用。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像郭台铭在美国要投100亿美金建厂，但现在根本招不到工人，因为美国就没有这样的劳动力。
美国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最高水平搞科研的，像Google、亚马逊、微软搞研发的。华尔街玩金融的，或者搞设计、做医药的人。中间是断档的。另一种，就是以是墨西哥裔为主的，主要为高收入这些人做服务的，擦鞋、洗车等等。美国这些年的教育体系也出现了问题，STEM教育在社区大学里几乎没有，这个情况导致你想招人却招不到合适的人。
如果是美国的智库，当然肯定很清楚这个情况，上一轮全球化转移出去的怎么也回不来，如果要从中国转移也只会去越南，因为美国实在找不到人，如果要把人培养出来起码要5、6年时间。去年特朗普签了《美国制造业领导力计划》开始着手进行改变。
现在中国是靠什么体量在堆技术呢？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报告，中国一年提供了500万STEM毕业生以及在读生，印度是300万，美国是568000人，我们是美国的将近十倍，500万，十倍就会产生规模问题。Google可以找到全球AI知名专家的一半以上，这是最顶尖的人，也不完全是美国人。中国是500万人最聪明的3%，15万。3%的要求已经很苛刻了，如果1%的话就是15000人。华为9万人做研发，5万人是外国员工，今年第三季度华为有6000多亿的销售额，可以保障一定的研发投入。
华为非常国际化，谁有能力就招谁，它这个HR体制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体制，谁发的论文？有没有什么价值？比如说5G是一个土耳其人发的论文，那个人其实当时在国际上并不著名的，他的论文一发，华为发现机遇马上扑上几千人，对研究结果进行应用化研究。所以，我们和美国的差别在哪里呢？我们有足够的工程师规模，工程师规模很重要。AI不简单是算法，也需要现场实施。必须要IT工程师现场安装调试，要大量的施工人才。所以有一个说法，人工智能是前面有多少智能，后面就有多少人工。
美国既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在大国博弈中的上一轮的产业转移，美国已经输了。那么那下一轮竞争的假设前提就出来了，绝对不会再给中国转让任何先进技术，包括像什么可以脱钩，什么不脱钩？目前的全球生产价值链是不能简单脱钩的，没法脱，脱了以后美国没有产品供应，经济也会出问题。从2018年贸易战打到现在，美国也很清楚，价值链简单“脱钩”，美国通胀就失序了。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661个工业小类，中国是全产业链国家，尽管做的不全部是一流产品。这是最近我们通过与美国打贸易战总结下来的，在20几天以前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上明确说，我们是有全产业链的。这个观点让我们反思了一下过去地方经济发展的问题，上海经济下滑速度目前快于深圳，为什么？是因为上海没有过硬的制造业。一打贸易战，出口全面受影响，而深圳有华为，就有6000万产值。过去上海力主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例，其实过去我们研究中东欧转型也发现这个问题，转型标准就是提高服务业、人均收入提升，这是西方经济学所主张的逻辑。但在我看这个标准和逻辑是有问题的，谁朝这条路走，谁最后可能发现自己倒霉，最后发现啥也做不了，只能到外部买，被动依赖。香港现在什么制造都没有，因为服务业地价推那么高，就业就成了麻烦，也吸收不了那么多就业，高端服务业吸收不了那么多就业。高收入的人就那么一点，暴露了很典型的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目前中俄欧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里是什么角色和位置？中国最大的好处是有一定的基础，有基础以后就会有应用场景的扩大可能。目前是政府在推动的应用场景的扩大。比如说安防领域是政府推出来的应用场景，目前社会治安明显进步，小偷也少了不少，所以中国的应用场景是政府主动在推，且中国技术公司有一定的实力。欧盟是《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限制，政府几乎不让你搞，美国在中间灰色地带，也没说行也没说不成，因为美国认识到了人工智能的力量，如果美国也不搞的话，那人都要全被中国挖走了。
我们可以把人工智能四个因素算法、算力、场景、数据四大类进行简单的比较。
（1）算法，中国和美国都算是领先级的，特别美国是最领先的，中国有基础，不够的话可以从俄罗斯挖点人，这个领域中国和美国有差距，但不是核心问题。
（2）算力，算力上中美差太大了，不是一点点大，因为算力涉及到核心芯片技术问题。10月7日美国把商汤、旷视、一图、科大讯飞、海康等8家公司列入实体名单。马上碰到的问题可能就是，你有再好的算法，如果没有英伟达GPU芯片，那么成像还是有问题、精确度有问题。而且这种芯片全球就英伟达和AMD能做，美国把控着所有最关键芯片，欧洲人不会做、日本人也不会做，只有美国。所以真正的“技术断供”，类似美国对前苏联那样还没有完全开始，现在只是对中国高科技公司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但没有对中国整体全面禁运。
（3）场景应用是中国最丰富，因为在我们在互联网C端里看的很清楚，中国C端应用全世界No.1，美国也不可能比我们人口基数大，我们又14亿人。而在新领域，如果中国在人工智能上更多依赖政府推动打开B端和G端的话，那美国是没有这种能力的，美国不能规定商场做什么，社区做什么，而中国政府可以，所以美国最担心的就是中国政府的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美国做不到。
（4）大数据就是综合利用和分析了，它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会自动迭代。中国政府还是鼓励数据应用的，政府建立大数据局目的不就是后面转向开放吗？所以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里还是占有一定角色的。
欧洲在基础算力上是零，没有人做计算机、芯片公司。中国好歹有，就算差一点的还有飞腾。虽然欧洲各国都搞人工智能发展，包括在瑞士湖边也有“环湖型人工智能开发区”，但他们做一些小研究可以。现在人工智能公司要想成功一定是大公司主导的，现在世界和十年前世界最大的不一样是大公司有虹吸效应。现在小公司只有两个命运，要么被收购要么被打死。近十年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红利来了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大公司越跑越快，所有的黑科技都是大公司，没有小公司能拿出绝对的黑科技产品。有黑科技的idea，但没有黑科技产品，等你做产品就有人找你买了，买了之后就马上超过你。
欧洲没有这个行业大型公司，欧洲都是传统在第二代、第三代里的公司，比如说像ABB、西门子，这都属于非常好的公司。三代欧洲有智能制造、如工业4.0。欧盟把数据权看成了人权的组成部分，现在有人在搞“第四代人权”概念，每个人都有数据权，是与生俱来的。在这种价值观体系下，欧盟搞了很严格的GDPR，GDPR对个人数据、隐私是有保护的。但最大的问题是阻碍了数据流动，这就是悖论，悖论的问题一直存在。市场经济本身需要强大的政府，但是介入多了又是阻碍，所以就是一个悖论问题，没有政府的市场经济肯定不行的。所以， 欧洲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研发角度看，其能力远落后于美国和中国。但他们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在积极想办法。
俄国的问题是，普京也想搞，并在2018年就开始猛推数字经济。一个奇怪的问题是，早年苏联时代的战略和战役是结合相当好的，但现在是战略是每年都做，一个做的比一个大。但没一个战略能落实，战略实施能力和组织能力很差。俄罗斯有比较好的教育体系和研究体系，并没有转化为生产力，这是个永恒的问题？虽然，在互联网社交领域，俄罗斯也有平台，做的也非常不错。但在产业领域里他们似乎没有能力做，因为做一个华为是非常难的事。现在来看，没有类似华为这样的公司，一个国家很难谈什么人工智能，机会越来越小。
人工智能的特点是后发国家没有追随机会，不像过去发展经济学理论讲的那样，你先发了，我看你有什么优势可以学习，税收、制度都可以模仿。但像薛定谔的猫的状态，几个人能弄的明白？一会儿猫死了，一会儿猫活了，两个状态同时存在，多少人能懂薛定谔的猫。不懂薛定谔的猫怎么搞人工智能？发展中国家可能大学课堂里都不上这个课，怎么弄？
人工智能可能有一个根本问题要重视，就是知识产权不能分享，因为人工智能一定是相互封锁的，不能外泄，外泄了会比原子弹更可怕，核能发展可能还有追赶的可能性。人工智能一旦领先可能就是压倒性领先，因为有不可测论思维影响，所以没有人会把技术拿来全球共享全球share。
我认为逆全球化是两个因素导致的，一个是全球化30年产生了问题，另一个是技术发展本身带来的问题疑惑。从技术角度看，人工智能是比核武器还超一级的技术状态和能力。中俄欧在全球第四次价值链塑造中还会继续拉开档次。
而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规模，规模很重要，规模是决定生态的前提，没有人口规模的小国不要指望做出来，做出来也可能很难推广。像芬兰可以做技术，但是一本国就几百万人，没有应用做不出大产业，中国一旦有一项技术做出来，5亿人使用、2亿人使用，这个体量太恐怖了。为什么俄罗斯现在还能够顶住西方制裁压力？因为有一定的人口规模（1.4亿），如果是4000万人口的话，可能情况就不一样。
从欧盟角度来讲，产业规划是一盘散沙，欧盟可以做法规，但是管不了成员国。拉长时间看，以后可能真的只有中美两国了。欧盟这个模式很难适合第四次产业革命，怎么管理呢？欧盟自己不搞大数据，欧洲人价值观也偏向于人权保护，美国虽然强调政治人权，但美国知道人工智能如果不发展，将来对美国全球领导、控制权是不利的。当然美国目前优先在军事领域发展人工智能，我们也不要小看美国的能力，我举个数据例子，戈德曼讲，当年冷战期间美国给企业研发补贴按照现价美金是3000亿，占GDP的1.5%，这是补贴的。如果没有补贴的话，按照现在美国联邦研发预算是1260亿，最高比例奥巴马期间投给气候变暖单一领域研发就是20%到25%，相当于一年投200亿到300亿美金，专门研究气候变暖。如果美国那这个比例投人工智能，20%到35%就是300亿美金下去了，而华为一年只能拿出200亿美金。美国政府的300亿美金加上Google、亚马逊私人公司一比一配套，600亿美金人工智能研发的产出会是什么样的？如果600亿连续砸五年，调动全球研发力量，又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的观点是，在人工智能领域这个角度看，中俄欧在这个领域中可能不存在合作，没法合作，怎么能合作呢？我们可以通过挖人才讲合作，但是国家之间不能合作，这不是说传统价值链中的配套关系，人工智能的特点就是打破既有的平衡，会打破传统国家关系。国际关系研究过往对技术太不重视了，也没有人关心，所以在原来的范式下就谈关系和谈关系，就权力而谈权力。而现在权力要素发生改变了，关系本身也在发生改变，这是必然的，生产力带动生产关系改变，国际关系本身是关系，生产力是经济基础，这一点上，马克思说的最到位。但从生产力变革角度而言，未来世界状态可能真的要结束了过去那么多年全球性的共享和分工，因为生产力发生了基础性的变革。
主题发言之后，与会学者们做了精彩和有创意性的讨论，甚至比较激烈的争论。最后，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学会会长范军教授做了高度概括和令人深思的总结。他说，听了大家的发言很有启发，6个发言都进行了很认真的准备，围绕主题有的侧重于背景，有的侧重大国竞争与合作。会议安排了自由讨论，争论到现在。这个问题有争论很正常。
第一，最近在看一个词——“超越”，什么叫超越？超越就是“另一个”。刚刚余南平讲了很多突破、颠覆，实际上都是超越的意思，超越是另一个，“另一个”是什么谁都不知道的领域。余建华讲的是历史，这个我们都经历过了，但是要超越前三次工业革命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什么，它将给人类带来什么影响谁都不清楚。整个人类都进入到未知和无知的区域，谁都搞不清楚第四次工业革命及其后果是什么。
第二，最近听一位专家说，中国对美国有4个误判：（1）没有正确预见到特朗普会上台；（2）认为特朗普即使当选总统也会改变竞选语言，变得更加理性，结果他兑现了竞选承诺；（3）认为中美不会打贸易战，因为是中美贸易是压舱石，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4）打了贸易战以后认为只要花点钱买点东西就可以了，后来才知道人家不是要你的钱，而是要你的命。
但是这位专家没有讲为什么会误判。这一次国关院有个学生从法国回来，他和我讲，法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他说法国的社会学实在太强了，国际关系建立在社会学的基础上。后来我看美国人写了一本书，说要把国际关系拉回到社会学的基础上，不讲社会学，国际关系研究是很表面的，所以我们的很多判断都是建立在碎片化的媒体信息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对社会的研究上。特朗普上台有他的社会基础，英国脱欧和法国黄马甲运动都有社会基础。
建立在社会学基础上的研究是不是讲到底了？现在看来还没讲到底，还是不深的，更深的就是马克思说的生产力变化，也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是不可阻挡的。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里都讲过了。最近看英国历史学家写的一本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书，书名是《剧变》，因为工业革命使得整个世界翻天覆地，现在我们正处在类似的历史转折点上。
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否来临的问题，有一派说来了，另一派说没有来，这个就不说了，因为确实很难判断。我们三个学会跨学会的学术研讨一定要有学术性、前沿性，所以我们就讨论第四次工业革命，大家都做了准备，这样我们可以对当前国际关系的走势有比较深的认识。
第四次工业革命涉及的领域很多，人工智能是比较核心的领域，刚才各位都讲到人工智能但没有下定义，人工智能是什么？就是机器可以逻辑推理，机器可以进行逻辑思维。现在给机器设置的是“如果……则……”。在银行里，大妈摸摸机器人的头，机器人会说，你不要碰我。
我最近看了几部美国电影，这种人工智能科幻片展现了，一旦输入程序以后，机器人或机器狗杀人是有目标的，并且非杀不可，这是非常恐怖的。
为什么现在要讨论第四次工业革命呢？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当然不是好事情，但是有好的一面，它使得中国认识到了自己的长项和短项、认识到了国家的发展方向。现在已经越来越明确了，最近一段时间上海开了很多国际会，上海要明确发展方向。还有科技体制要改革，如果科技体制不改革，科学家创新就没有积极性。基础教育和基础研究要加强，贸易战使得中国清醒了许多，老百姓也更加有共识了。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日本人觉得中国人怎么对中美贸易战这么在乎？他说日本已经跟美国有过6次贸易战了，已经习以为常了。后来我想正因为有贸易战，所以日本20年不声不响拿下19个，日本已经不讲究品牌了，讲核心技术。这一次我看到一个材料，中国的高铁是中国的，但是轴承是日本的。日本在产业链上放弃下游，尽可能地放弃中游，研究上游，特别是高端材料领域。中国人在高端材料领域差距还很大。现在是方向不能错，方向错了一错百错。（曹子衡，根据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通讯稿重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