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4日，上海欧洲学会2019年年会暨“新形势下欧盟面临的新挑战”学术研讨会在华东理工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上海欧洲学会主办，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及欧洲研究所承办。
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华东理工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杨逢珉教授主持年会开幕式。徐明棋会长在书面致辞中对广大会员积极参加学会组织的各项学术和交流活动，给予学会理事会和秘书处工作极大的支持，使2019年成为学会成果丰硕的一年表示感谢。他指出上海欧洲学会作为承载学术交流使命的学术共同体，在学术思想的迸发与观点的碰撞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学会顾问、名誉会长伍贻康表示，在英国议会下院换届选举以及欧盟主要机构领导班子更新的大背景下，欧洲的形势突出在“新”字上，会有“新”的挑战不断出现，比如欧盟今后到底怎么对待美国对它的态度。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马铁驹教授对学会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随后，学会会员们分别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学会杨海峰秘书长和曹子衡监事所做的工作报告。
在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上海各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们约60人围绕欧盟的重新定位与调整、欧盟主要国家的战略决策以及中欧关系发展等议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
一
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郑春荣教授主持了研讨会第一环节的发言。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张骥副教授在题为“欧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定位与选择”发言中认为，当今世界的变局集中体现在权力结构、秩序结构以及观念结构的变化。在权力层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美国霸权力量下降，欧盟整体实力也有所下降。欧盟内部的大国权力和规范性权力都在下降。德法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法国在新一届欧委会的组成上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欧洲一体化对中东欧国家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在下降。在秩序层面，中欧之间有一个基础性的共识，即在全球贸易中坚持多边主义，而这是美国和中国分歧最大的地方。中欧可以在国际制度供给方面开展合作，但双方在未来的国际秩序构建上到底是伙伴还是竞争者，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观念结构在东升西降的情况下，反映为民粹主义的兴起以及自由主义意识形受到的挑战。欧洲在力量下降的情况下，可能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一种更强的进攻性。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杨云珍在题为“1989-2019柏林墙倒塌30年后欧洲的经验教训”发言中认为柏林墙倒塌及新欧洲国家民主转型30年之后，新欧洲出现了民主倒退的现象，老欧洲国家的民主制度受到了民粹主义的深刻侵蚀。欧洲内部各国之间以及一国内部的贫富分野距离都在拉大。与全球化有关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导致了对民主政治制度的信任危机。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可能还会出现疏离，欧洲在不放弃美国这一传统盟友的前提下，将寻求更独立的外交政策。中国要避免和欧洲出现冲突的态势，同时在经济领域加大合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崔宏伟研究员在题为“‘战略自主’与欧盟政策调整”的发言中指出可以从安全防务、经济主权、外交政策独立性和政治目标需求这四个方面理解欧盟的“战略自主”。她认为“战略自主”会在新一届欧委会的政策议程与政策方式调整中发挥指导作用。欧洲一体化分权趋势未止、法德轴心长期调整甚至分裂、安全自主建设目标不明确以及美国战略压力增大等都将成为欧盟实施“地缘政治”政策调整和追求“战略自主”的挑战。中欧之间的竞争性可能还会持续上升，数字与技术标准的竞争将成为焦点之一。中欧需要在全球治理等方面保持良性互动，扩大合作领域。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欧洲研究所孙定东副教授在题为“‘容克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及其区域经济一体化意义”的发言中认为中欧间已有的坚实合作基础，“倡议”给欧盟带来更多投资贸易机会、缓解欧洲投资不足，“计划”赋予中国对欧投资的制度性渠道等都促成了“计划”与“倡议”的战略契合。交通基础设施、电力能源、数字基础设施成为双方战略对接的三大领域。“计划”和“倡议”对接中产生的基础设施建设、以“项目”为核心、公私合营模式（PPP）等实践特点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伍贻康研究员在点评中指出，欧盟在当前内外形势下，今后怎么走、朝什么方向走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欧洲一体化一直存在深化与扩大的矛盾。扩大走得太快，消化工作没有做好，带来很多副作用和后遗症。两德统一后也存在难以真正融合的问题。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戴炳然教授认为两德原来差距太大，统一后带来了很多难题。柏林墙倒了，自由、民主、繁荣等依然缺位，东西差别依然存在。但可以肯定的是，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是个好事，我们应该看到发展与改善。
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教授在点评中指出，欧盟可能只有相对性的战略自主，谈论欧盟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自主现在来讲还为时尚早。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任陈壮鹰教授提出，需要注意德国领土上还有美国驻军以及德国产品大量出口中东欧市场这些问题。
二
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杨烨教授主持了研讨会第二环节的发言。
郑春荣教授在题为“德国与欧盟5G政策走向及其影响”的发言中指出，德国国内有人以5G网络的风险没有办法从技术上进行控制，而必须进行政治评估为理由，要把华为彻底挡在德国的5G网络之外。基民盟莱比锡党代会上决议规定参与德国5G网络建设必须达到相应的安全性与可靠性要求，相关供应商不能造成任何不符合规定的既成事实。欧盟委员会也已计划年底之前出台5G网络安全管理工具箱的政策建议。上述情况反映出默克尔的掌控力有限、影响力在走弱，欧盟层面的审查框架虽然只具有禁令限制，但是它可能会有延伸效应，促使各成员国加强共同行动。我们需要警惕华为事件对整个中德、中欧关系的溢出效应，进一步炒作欧中战略展望中讲到的制度对抗。
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陈弢副研究员在题为“德国‘多边主义者联盟’计划评析”的发言中指出主要由西方阵营里建制派的知识精英和前官员提出来的多边主义者联盟构想，是以意识形态划线，希望把所谓的西欧、北美以及东亚国家的民主国家联合在一起，发挥德国全球影响力，维护多边国际机制和开放的世界经济秩序，推动自由民主制度的存续和扩张。多边主义者联盟的内层由所谓的理想主义合作伙伴组成，包括法国、加拿大和日本这三个最核心的国家，外层则主要从实用主义出发。多边主义者联盟针对的是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国家。多边主义者联盟存在的问题很多，包括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章程、道德上的虚伪性、前景不被看好等。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讲师薛晟在题为“法国退休制度改革会带来些什么”的发言中指出法国在2010年进行了一次普通退休制度的改革，但现在马克龙进行退休制度改革的时机并不好。此次改革希望改变以往的现收现付制，虽然会解决政府的注资压力，但其负面效应就是会颠覆一直以来法国退休制度所依赖的代际互助关系，迫使老百姓更加关注自己，造成公众政策的个人化。面对罢工游行，处于无人可用状态的马克龙进退维谷。在一个为选举而组成的政党当中，如果接连遭遇失败的话，会带来极大的影响。马克龙想要当欧洲的领导人，必须先要解决国内的问题，如果国内问题都没办法解决，如何能够胜任欧洲的领导人。
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叶江研究员在题为“英国2019大选后的脱欧前景分析”的发言中认为英国议会肯定能够通过决议确定2020年1月31日以前进行脱欧。保守党在大选中选举战略正确，能够抓住脱欧这个英国当前最主要的问题，而英国民众现在对脱欧的支持又非常明显。此次大选有被称为脱欧公投的第二版或者升级版。保守党取得了得票率46%、议席365席的大胜，同时约翰逊增强了其作为首相的合法性。保守党和约翰逊对苏格兰是否可以公投具有决定权。
戴炳然教授在点评中认为5G问题被严重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他还认为英国脱欧对欧盟已经不会产生新的影响，但对英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上海社科院图书馆馆长钱运春研究员在点评中认为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逐步形成的，具有很强的历史背景，现在的问题是其为什么现在不能适应历史发展，没有形成灵活化、个体化的后工业时代社会保障形式。
三
上海欧洲学会曹子衡监事主持了研讨会第三环节的发言。
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尚宇红教授在题为“2008年以来欧盟贸易网络的变迁——兼谈欧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言中认为在2008-2018年间欧盟贸易网络总体上讲没有本质的改变，但欧盟内部贸易联系有继续弱化趋势的，更加依赖外部市场需求。欧盟内部贸易网络去中心化特征明显，向更均衡方向发展。英、意、法在欧盟贸易网络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中心地位受到了挑战，其中英国更加突出。更多的欧盟国家倾向向外发展贸易关系，不过也有中东欧等国家更加倾向欧盟内部贸易。在欧盟对大国经贸关系里，欧中贸易得到了最大幅度的强化，即将超过欧美贸易。在欧盟在全球贸易份额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欧中贸易对欧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高运胜教授在题为“垂直专业化分工缩小了中欧制成品贸易差额吗”的发言中认为世界各国间跨国贸易量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则是来自于全球生产网络下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当前贸易急剧衰退也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带来经济周期波动息息相关。中东欧拥有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进入的成本也较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17+1合作”的不断推进，中国企业对中东欧国家投资增长迅速。中国通过在中东欧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等方式，通过加工组装等方式出口欧盟、甚至返回中国市场。中国可以进一步分析中国制成品在欧盟市场的竞争性与互补性，实施针对性扩大出口欧盟策略，提升贸易多元化水平，并通过对欧盟投资提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郭毅教授在题为“中国、欧洲和世界：新经济和老产业融合中的问题和挑战”的发言中认为中国政府的2025产业发展规划，显示了中国谋求未来国际产业竞争力的导向和意图。但中国产业的技术开发和转化根基薄弱，中国工业制成品和设施的制造必须依靠全球化经济的支撑，比如来自德日等工业先进国技术和产品。反全球化和孤立政策以及美欧澳右翼政党上台执政，越来越不利于中国依赖原有的全球化格局。一个有助于摆脱困境、令人鼓舞的前景可能来自新经济。不过新经济主要起到赋能和强化经营效率的作用，不能取代传统产业。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文学系系主任陈琦副教授在题为“‘后脱欧’时代中英关系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的发言中认为英国在二战之后一直陷入一种迷茫，在作为中等国家的英国如何继续发挥一流的国际影响力，以及英国有没有必要争夺所谓的国际话语权或者国际影响力这两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内部共识。中英关系在脱欧之后该怎么走？英国对中英经贸合作的成长性抱有期待，但又因一些敏感问题导致中英政治互信受损。脱欧其实给中英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创造话语权和议程制定权，应该有更强的自信和能力引导中英关系的发展。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经贸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张永安教授在点评中指出贸易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离开贸易谈两个国家关系的走向是不正确的。贸易关系很重要一点就在于平衡就是健康。欧盟内部统一大市场的吸引力发生了分化，老成员更多关注全球市场份额问题，而新成员则非常依赖统一大市场。“17+1”机制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要看能否给中东欧国家带来经济利益。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方晓秘书长在点评中提出，欧洲在数字经济领域具有比较坚实的基础，德国、意大利等国也具有比较领先的装备生产技术，中欧在这些方面开展务实合作的潜力巨大。伍贻康研究员认为英国脱欧后将面临诸多复杂问题，包括如何处理北爱边界问题以及英欧、英中以及英美关系，上述各方不会在谈判中对英国轻易让步。（杨海峰，上海欧洲学会。相关发言根据会议记录整理而成，未经发言人本人复核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