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格局处于深刻变革之中。本月1日，德国接替克罗地亚成为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接棒后的欧盟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德国将如何引领中德、中欧关系向前发展？这是学界亟需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此背景下，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联合上海欧洲学会，于2020年7月22日举办“转型中的欧盟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研讨会。会议围绕以下两个主要议题展开学术研讨：一、欧盟结构转型的特征及挑战；二、中欧关系动态及推动中欧合作发展的路径。来自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欧洲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莅临参会。会议由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主持。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明棋致欢迎辞。他代表活动主办方向莅临本次会议的学界同仁表示热烈欢迎，对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对此次活动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疫情冲击之下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在经历关键的变动，欧洲的转型及其未来发展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这对传统认知和判断带来挑战。在全球化低潮、逆全球化抬头的背景之下，中欧关系正变得愈加重要。欧洲内外部的冲突、矛盾及其应对也为欧洲研究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期待本次活动能够促成研究成果，为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发出上海学界的声音。
会议研讨分为上、下半场进行，分别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副教授和上海欧洲学会监事曹子衡主持。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明棋做“欧盟对华政策的变化与内在矛盾”主题报告。徐明棋指出，当前欧盟的转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强化凝聚力，遏制民粹主义势头；二、针对欧洲一体化凝聚共识，重塑跨大西洋关系以及应对新兴国家的崛起。他强调，欧盟对华政策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体现出摇摆性与矛盾性，具体表现为：一、认知层面对中国增加负面评价、强化否定姿态，呈现出原有的积极性评价和日益增长的负面评价共存的矛盾局面；二、各国利益诉求的差异导致欧盟内部对华政策的分歧日益扩大；三、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对华政策方面存在代际差异；四、欧盟内部机构对华政策存在矛盾；五、在宏观表态和具体实践层面表现出的合作-对抗态度差异。他表示，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长远健康发展需要积极的战略引导。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做“关于新时期欧洲一体化与中欧关系的一些思考”主题报告。丁纯指出，疫情对欧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冲击的规模空前；二、内外矛盾凸显；三、危机与机遇并存；四、逐渐形成共识。他认为，总体而言，疫情的冲击在客观上将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发挥积极推动作用。中欧关系方面，丁纯强调，我们对欧方的经贸诉求，以约翰逊、马克龙为代表的欧洲新生代领导人带来的新思维、理念的差异、中国对于次区域关系的处理以及中欧相互认同的下降需要认真观察，高度重视，谨慎处理当前中欧关系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叶江研究员做“中欧对‘伙伴’定义的异同与中欧关系未来前景”主题报告。他认为，中欧双方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认知存在明显差异，产生这一差异的外部环境是当今世界正在进入政治决定经济的时期，同时，现实主义的理念在欧盟的对华政策的制订过程中占主导。叶江指出，观念建构的差异将会对中欧关系的后续发展产生关键影响。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做“欧洲绿色新政的内涵、挑战与前景”主题报告。他指出，欧洲绿色新政是综合性极强的一揽子举措，经济增长是核心目标，同时涉及了诸多社会属性，兼备欧洲和全球的视角，彼此之间相互关联和影响。具体措施方面，包括制订气候法、推动经济各部门脱碳转型、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可持续的食品及农业政策、引入公正过渡机制、动员公众广泛参与、积极开展绿色外交等。但绿色新政的实际效果取决于其能否获得政策优先地位和资金支持，以及欧盟机构在协调、执行过程中的权能。他认为，中欧关系将经历“绿色化”——双方在绿色领域有诸多潜在的合作议题。但同时，双方在环境、气候、运输等领域的标准差异将成为双边关系的一大挑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张迎红研究员做“欧盟构建欧亚互联互通的政策走向”主题报告，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在发展亚洲运输走廊方面的一系列项目背景、内容做了介绍。她认为，走廊地区交通运输主要存在跨境衔接、自由化程度低以及黑海和里海的连接等难题。张迎红表示，走廊项目的部分措施对于中欧班列和新亚欧大陆桥的建设有着诸多借鉴意义。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忻华副教授做“当前欧盟新领导层的对外经济竞争战略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主题报告。他表示，新上台的欧盟新领导层针对经济层面表现出了强烈的焦虑，竞争成为了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关注焦点。具体来说，以冯德莱恩为首的欧盟领导层有以下三个推动欧盟决策变化的主要关注点：一、对外经济竞争力；二、经济转型中的标准、规则和政策制订的话语权；三、经济对外依存当中的主动性和灵活度。忻华认为，总体来看，欧盟更多地将其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视为竞争关系。政策目标可以概括为对标中美、赶超美国，具体的政策架构可分为进取性和防御性政策体系。中欧关系方面，他强调，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对于欧盟经济主权和技术主权的强化，后续可能对中国与“17+1”国家的交往造成负面影响，中欧关系中的对抗性和竞争性将日益突显。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宋黎磊教授做“欧洲政治碎片化视角下的中东欧政治版图与‘17+1合作’”主题报告。她指出，中东欧地区的政治碎片化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更多的小党和“政治素人”进入议会并获得话语权；二、左翼政党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三、民粹主义政党势力扩大。她建议，中方应当在以下方面做好应对，一、对其政党格局及对华态度进行细分、加强研判，区分民粹主义政党和极右翼政党；二、密切关注中东欧内部政党政治斗争对中国-中东欧关系的潜在冲击；三、密切关注中东欧政党和政治领导人的快速更迭及其影响；四、增强对中东欧“政治素人”和青年政治家的沟通、了解。
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做“欧盟危机管理体系与能力的发展变化”主题报告。他指出，欧盟在安全防务领域的危机管理体系由上世纪末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功能来看，力求体现灵敏性、周期性和全面性三个特点。由于受英国脱欧、新冠疫情等影响，欧盟危机管理能力的发展受到一定阻碍。杨海峰认为，中欧可以在经济领域之外开展第三方合作，如在危机管理和维和等方面的对非合作。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外交学系系主任张骥副教授做“中欧在变局中的战略定位”主题报告。他强调，中欧双方对于“战略伙伴关系”的认知和定位存在明显差异。在百年大变局下，中美战略竞争强化，美欧联盟体系的基础仍在但裂痕也在深化，美国对欧采取现实主义和自利的外交政策，并强化对盟国的外交控制，欧洲领导人开始强调“战略自主”的问题。在此局面之下，张骥认为，中欧在中美欧三角关系中找到自身的定位，对双方来说均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对中欧关系的定位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具有全球战略意义。总体来看，中欧关系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双方要有创新思维，要抓住机会。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副系主任吕蕊副教授做“新冠疫情影响下的欧盟与世界格局走向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主题报告。她表示，欧盟委员会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方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举措：一、支持新冠疫苗的医学研发；二、向成员国提供医疗指导，成立专家小组向成员国提供一些管理措施和建议；三、协调跨境医疗援助；四、确保医疗设备和物资的供应；五、展开一些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的国际合作。吕蕊强调，从整体上看，由于公共卫生是由各成员国负责，欧盟只起到补充、辅助作用，因此导致欧盟层面的统一应对较为迟滞。另一方面，欧盟对成员国的医疗物资储备状况不了解；同时，各成员国违背欧盟的原则，在疫情爆发之初“各扫门前雪”，缺乏统一调度与协调，客观上制约了欧盟在疫情应对方面的行动力，导致疫情在爆发初期未能得到有效遏制。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云珍副教授做“英国脱欧之后的中英、中欧关系分析与展望”主题报告。她认为，中英双方在气候、经贸方面仍有诸多潜在合作的可能性，不会任由双边关系恶化，而人文交流有望在中英关系的后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杨云珍指出，中英、中欧关系都是更广泛国际环境的一部分，随着中美冲突的加剧，未来中欧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会逐渐凸显。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龙静助理研究员做“欧盟外交政策新动向”主题报告。她指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之前，欧盟对外战略已经处于转型过程当中，而疫情则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龙静认为，当前这一转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思想理念和舆论上的充分准备；二、在财政、防务、经济等多领域的政策具化。本次疫情对欧盟对外政策的冲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既定议题搁置或延迟；二、周边地区传统与非传统风险与压力上升；三、大国关系的竞争性与对抗性凸显。从新近政策来看，欧盟将“抗疫援助”结合到其对非、对西巴尔干等地区的新战略中，更是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引领者”地位。同时，欧盟对于价值观、法治原则和意识形态的强调也更加明显。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讲师朱宇方做“新冠疫情背景下欧盟经济复苏政策及德国角色”主题报告。她介绍，不久前进行的欧盟峰会持续了四天之久，焦点内容主要包括对于7500亿欧元资助计划的拨款比例以及欧盟多年度财政框架。同时，朱宇方认为，欧盟之所以走出共同负债的重要一步，是欧盟现实困境、德国国内执政联盟态度以及默克尔个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德国从拒绝到主动倡议，直至最终在欧盟层面推动协议达成，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角色转变。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陈弢副研究员做“从德国视角看欧盟在亚洲自贸协定布局”主题报告。他表示，世贸组织多边谈判陷入停滞、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美国对全球贸易的承诺减弱、区域性和双边性的贸易协定发展起来，这是欧盟和亚洲地区的自贸协定的大背景。陈弢指出，对于贸易协定，德国政治、经济、学术界三方主要有如下判断：一、以中国为中心，到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平衡；二、从单纯的追求经济利益到追寻价值观盟友和经济伙伴之间的平衡；三、跟随美国到追寻亚洲的独立政策。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讲师俞宙明做“新冠疫情背景下的欧盟数据战略及中欧合作”主题报告。她表示，通过对《欧洲的数字未来》、《欧洲数据战略》和《人工智能白皮书》三份官方战略文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欧盟数字战略主要包含以下三大目标：一、技术为人服务是以尊重欧洲价值观的方式掌握数字技术；二、建设数字经济，确保公平、确保其有竞争力；三、建设一个开放民主、可持续的社会，为数据发展提供一个可信赖的环境。其中的关键词是安全和隐私、共享和流通以及数据主权。俞宙明强调，三份文件的出台可以被视为欧洲面临来自内、外部挑战而做出的一个理性选择，尤其是其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方面与中美两国的巨大差距、美欧分歧以及“美国优先”背后的地缘政治风险，是这一系列文件出台的重要背景因素。此外，欧洲数字经济在疫情应对方面也暴露出基础设施薄弱、监管过严、缺乏协调、对外国服务的依赖性等问题。俞宙明认为，虽然竞争和摩擦不可避免，但合作依然是中欧在数据领域的基调。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戴轶尘助理研究员做“中欧关系与上海城市外交”主题报告。她指出，城市中对外关系主体呈现多元性，对外交往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戴轶尘表示，从中欧关系来看，城镇化进程为中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这一趋势预计仍将维持；从领域来看，城市发展和治理需求的拓展也为中欧双方开辟出数字化、文化产业、创新政策以及绿色经济等新的合作领域和空间；从合作层面来看，城市和地方合作为中欧间的实质性合作提供了抓手，已成为中欧关系中的重要议题。聚焦上海在中欧关系中的定位，她表示，上海的对欧合作空间主要集中在市场和能力方面，制度、科技创新和文化融合将是推动双方友好合作与往来的有力抓手。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还就欧盟对华政策、美欧竞争、中英关系、欧盟复兴基金、数字经济等话题进行了自由探讨。
活动尾声，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致闭幕辞，对各位与会专家、学者的莅临以及上海欧洲学会和各界同仁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希望通过本次活动为上海地区的欧洲、德国研究学界搭建交流平台，聚合研究资源，助力推出高质量的咨政和科研成果，进而为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