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9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2020年年会暨“变局中的欧洲与中欧关系”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张迎红主持年会开幕式。开幕式上，上海欧洲学会学会会长徐明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致辞，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前副部长、宁波诺丁汉大学教授米凯莱·杰拉奇（Michele Geraci）做“美国大选后的中欧经济关系和地缘新政”主旨演讲。学会会员们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杨海峰秘书长和曹子衡监事所做的工作报告。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和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范军主持了学术研讨会，伍贻康、戴炳然等5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新冠疫情对欧洲的冲击、欧洲一体化与战略自主的进展及其面临的挑战、中美欧三方关系的最新发展，以及中欧关系的未来走向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徐明棋会长对会议进行了总结。本次会议由上海欧洲学会主办，上海国研院承办。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研究员在致辞中谈到，2020年世界的格局，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最明显的外部冲击就是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带来了很多国际关系、世界经济层面新的冲击，导致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欧关系在这样的进程当中，在政治、经济各层面也都经历了新的考验，发生了一些可以说对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变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中欧投资协定经过7年艰苦的谈判，在双方政治领导人的推动之下，决定要在年底之前达成协议。尽管中欧投资协定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但是它一个重要的象征，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一个正确的基础。中欧投资协定完成之后，双方将启动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可以看到，中国在对外开放上的步伐迈得越来越大。中欧关系未来合作的内容应该会进一步扩大，但是各个方面也都存在着一些不同层面的差异性判断，挑战也是非常尖锐的。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研究员在致辞中认为，2020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甚至可以称为历史分水岭的年份，今后将会逐步展现它的很多重要历史意义。我们看到了国际力量格局、国际规则、大国关系之变。在有限的全球化、更加紧密的区域化和更加充分的本地化背景下，如何看待欧洲内部的社会凝聚和裂变分化？在国际力量东升西降加速变化、西强东弱的现实格局下，怎样研判欧洲战略自主的实施，如何看待跨大西洋关系的变与不变，以及如何看待中美欧三边关系？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和探讨的话题。
米凯莱·杰拉奇（Michele Geraci）教授在演讲中指出，美国大选之后，拜登代表的左翼上台，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问题可能会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同时，现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中国更加的开放、更加趋向于以市场为导向，而不是以计划为导向；而今年的危机让我们看到，西方其实更多地以国家为导向，而不再是更多地以市场为导向。这意味着中国在接近西方的同时，可能西方也在接近中国。历史也许会有重复，我们看到四十年前几乎在同一时间里面，中国、英国、美国在贸易和经济方面不约而同地进行了改革。相似的事情今天也在发生，我们可以看到在绿色经济领域，中国、欧洲和美国这三个主要政治体都越来越多地采用绿色经济的发展方法，也出现了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政治意愿，同时相互之间是可以合作的。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在题为“新冠疫情下的欧盟经济与中欧经贸关系”的发言中认为，由于受疫情影响，欧洲的贸易持续萎缩、就业在慢慢恶化、物价继续通缩，财政赤字和债务方面存在很大隐患，整个经济复苏的路还非常长。中欧双边投资额呈现明显滑落，但面向未来，双方都期待着一份“圣诞礼物”——投资协定。从1985年以后，中欧之间没有大的框架协定，中欧投资协定将是中国和大经济体间第一个投资协定。短期来看，中国在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方面作出较大让步，但从长期看，中国实际上争取了非常强的战略主动权。
华东理工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杨逢珉教授在题为“中欧经贸合作现状及建议”的发言中提到，2019年中欧双边进出口贸易额为7千多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39%，比中美贸易额要高。2020年及未来一段时间，疫情和英国脱欧都会继续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国际经济形势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投资大幅萎缩的大背景下，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能有效推动中欧进一步加深双边经贸合作，促使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上一个台阶。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核心内容主要包括投资保护、市场准入、投资监管、可持续运营发展四个方面，特别是引入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管理体制之后，中国将更为国际化。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副教授在题为“对中西/欧新冠疫情‘口罩叙事’的反思”的发言中指出，美国以这次疫情作为标志，把一个科学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严重的意识形态化，引起了美国社会的一场撕裂性的文化战争。德国基本上接受科学主义的话语，即口罩在防止病毒的传播上能够起多大的作用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议题。不过德国把口罩作为了一个国内政治话语，在不同的政党的支持者当中对于戴口罩的接受程度明显不同。同时，西方经常以过去一两百年的历史不断确认自己的认同，但其实西方在过去一百多年以来也经历过很大的变化。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简军波副研究员在题为“大变局下的中欧关系——认知差异、关系错位及其可能的调整：以西巴尔干地区为例”的发言中认为中欧之间存在着多重的认知差异。中国强调求同存异的认知，欧盟主要的话语还是强调差异。我们应该既要求同存异，又要化异为同。对于结构性差异，需要进行不断的沟通去弥合争论之差异。对于功能性的差异，可以通过谈判和协调进行改变。
上海海关学院《海关与经贸研究》赵世璐编辑在题为“《英日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初步研究”的发言中指出，《英日协定》从谈判到达成协议只花了94天的时间，其为英国日后加入CPTPP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英日协定》一共有24个章节，既以欧日协定为基础，又增加了17个新的条款，主要分布于电子商务、知识产权、标准这些方面。《英日协定》给双方带来的好处一是优惠待遇能够延续，二是贸易和投资可以继续加强，三是对于宏观经济和溢出效应有明显的增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叶江研究员在题为“民族主义与欧洲一体化”的发言中谈到，已经去世的安东尼·史密斯教授曾指出如果仔细研究民族主义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就会发现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并不是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在此其中民族主义最终就消散了，而是民族主义在整个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会使得欧洲一体化出现反复。确实今天欧洲的民族主义，在用民粹的民族主义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在不断地复兴，对欧洲一体化形成巨大的冲击。欧洲不可能成为以民族主义为基本前提的民族国家。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伍慧萍教授在题为“德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动向”的发言中认为，中德已经建立了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经贸合作对双方都非常有利，默克尔可以说是西方国家主要领导人当中最了解中国的领导人，但目前德国对华政策改变了一贯延续、稳定的基调，正在经历比较大的调整，一个方向是在投资并购方面比以前更加严格，第二个方向是更加强调价值观，第三个方向是采取更加统一的对华政策，最后一个是随着美国外交战略逐渐转向印太，德国也推出了自己的印太方针。其原因一方面是德国的中国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德国的全球战略正在逐步经历调整。
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王志强教授在题为“德法对新跨大西洋关系的立场分析”的发言中提到，德国主张依托跨大西洋联盟保障它的安全，而法国主张北约框架下主导的欧洲安全体系，或者说欧洲安全独立防务机制这么一种战略自主的安全路线。在美国大选之后，德、法外长于11月16日在德国《时代》和《华盛顿时报》上共同撰文，寻求建立凸显平等地位的“新跨大西洋联盟”。一方面德法依然把美欧关系看成是天然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对华政策上有别于美国单一的政策定位，德法及欧盟对中国具有伙伴、竞争和制度性对手三种维度的战略定位。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忻华研究员在题为“当前美国与欧盟战略竞合关系的最新态势”的发言中认为，欧委会12月2日推出美欧跨大西洋关系新议程的文件，但这份文件只是欧洲方面一厢情愿的想法，美欧跨大西洋关系不可能回到过去。美欧战略竞争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而非安全战略领域，双方在数字信息平台以及相关的产业政策上开展竞争、在贸易与投资层面的对抗难以消除、在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控制上进行争夺。另一方面，美欧之间的战略合作也在开展，比如在双边经济关系、规则制定与技术管制、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等领域。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张骥研究员在题为“中美战略竞争格局下的中美欧新三角关系”的发言中强调，在不同的国际政治格局下，法国的独立性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法国的独立外交虽然有强调国家独立主权，但是这样的独立是在联盟条件下的独立。法国的独立要依靠欧盟来实现，但是法国对欧盟独立性的牵引是有限的。法国讲的战略自主政策在主要针对美国的同时，也有针对中国的一面。欧盟的战略自主有其有限性。（杨海峰，上海欧洲学会。相关发言内容根据会议记录整理而成，未经发言人本人复核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