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1日，上海欧洲学会与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德国研究》编辑部在同济大学合作举办“德国大选及新政府内政外交展望”学术研讨会。上海欧洲学会徐明棋会长做开幕致辞，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郑春荣主任做会议总结。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和监事曹子衡分别主持了“大选研判及德国内政走势”、“德国外交及中德、中欧关系走势”两个单元的发言与讨论。来自京沪两地的2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会议。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德国未来的走向，对整个欧洲的未来发展，以及中德甚至更广义的中欧关系未来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德国内部的政治格局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体西欧国家的政治图谱的变化，从德国的政治发展的走势我们也可以反推发现整体的欧洲未来的发展方向。从德国的社会当中也可以看到很多迹象，比如说趋向于更保守，对环境问题更加关注，更加积极推进对外关系中的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努力，并把它当成政治正确的一种方向。相应的，就是举环保绿色发展大旗的绿党政治势力不断加强，另外就是右翼甚至极右翼势力的壮大。在整个欧洲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发展。因此，未来德国在9月份的大选，对中德关系和中欧关系都有重要的影响。
一、德国大选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谈到，今年联邦选举的主要议题是抗疫复苏，以及应对气候变化。虽然也有新疆问题的辩论，但是从以往德国议会选举的经验看，一般不会把外交和对华政策作为选举的主要或重要议题。现在各个政党都提出了总理候选人，总理候选人效应出来以后，可以看到绿党候选人是有加分的。绿党参政执政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目前，基民盟基社盟的支持率很稳定，在民调中领先。可以看到，第一大党的争夺将更为激烈。德国谁会成为第一大党，取决于德国民众求稳还是求变的心理。随着疫苗的加速，德国民众的求稳心理有所回复。根据目前的民调和各党的表态，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组阁可能性。虽然不能完全排除绿党的胜选，但个人觉得更有可能的还是联合。从民众的期待来讲，德国民众现在更期待的也是黑绿联盟，但是讲的更多的是基民盟基社盟领导下的黑绿联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博士后玄理主要谈大选背景下德国政党格局的新动向。他认为，与2017年大选相比，今年大选的变化首先是新冠疫情催生议题的重构。议题选择性一直是预测大选的风向标。大选前哪个议题的重要性高，这个议题上占绝对优势的政党就很有可能在大选中获得成功。我们可以从2017年民调数据看到选择党的崛起，当时移民和恐怖主义关注度非常高。现在，环境议题显著上升，移民议题显著下降，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现在德国绿党的崛起和选择党的下滑。
第二点变化是目前政党格局不确定性加剧。目前这种不确定性更多的直接原因就是近期联盟党的变化，联盟党已经进入后默克尔时代。过去联盟党也遇到这样那样的波折，但靠着默克尔的声望和作用使联盟党在两次大选中胜选。后默克尔时代，这种容错能力却是降低的，这种情况下联盟党犯了一个个的错误，成为联盟党民调下降的一个原因。当然，联盟党成为第一大党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主要是它在抗疫主战场做得更好。民众现在最关心的还是疫情。现在离大选还有4个月，联盟党还有时间可以扭转这个不利的局面，一旦不久的将来疫苗接种率上来，感染率下来，社会充分开放、恢复经成为德国的主旋律，联盟党肯定有反超的机会。
第三个变化就是绿党的强势崛起。为什么绿党势头这么猛烈？首先是绿色政治更加顺应德国的趋势。疫情前如此，疫情后也是如此。第二就是绿党逐渐摆脱了单一议题党的标签，他们的政策纲领更加注重实用主义的倾向。今年绿党推出了自己竞选纲领的草案，从中可以看到，除了气候议题之外，他们关注的议题进一步的扩充，比如坚决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这个纲领不只一次地提出，他们不仅仅是德国的政党，还是欧洲的政党。在这些纲领里面充分展现了绿党成为主流政党的特点。
德国政局虽然出现这么多的变化，但有两个基本的趋势没有改变，一个就是主流政党的走弱。社民党在这次选举中可能会创选票的历史新低。2021年，无论是荷兰大选，还是英国、德国选举，都看不到左翼复苏的迹象。它面临的问题跟欧洲的左翼政党很像，其两大核心选民一个是传统的工人阶级，另一个是受教育比较高的中坚力量，这两大选民被绿党瓜分殆尽，它又提不出一个更好的理念，所以说它是比较困难的。如果再提不出新的纲领，法国社会党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第二个是六党格局碎片化趋势进一步固化。根据现在的民调，两大主流政党加起来超过40%，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也意味着未来组阁的谈判非常困难。这时候小党的议员就非常重要。由于看到社民党最近一些挫折，这些小党还愿不愿意参加政府，还有待观察。组阁谈判将是一个旷日持久的现象，而这对于急需恢复经济的德国来看是不利的局面。
中国社科院中德合作中心杨解朴主任谈到，对未来新的联合政府的总理和政府的判断。从目前形势看，联盟党和绿党支持率比较接近，无论哪个党获胜，未来无论哪个党执掌政府，都将是弱势的总理和弱势的政府。两党的竞争和博弈相当的激烈，所以在联合组阁之后，他们能够组成一个强势的总理或政府的可能性都很小，相对于默克尔执政16年的情况来说都是弱势的。
二、德国经济等政策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主要谈默克尔时代德国经济发展评述及大选后的展望。他认为，总体来讲德国的经济表现跟欧元区是同步的，而且好于欧元区。德国由于其本身产业链的核心位置，失业率情况比欧元区的平均情况要好。从通胀的情况来看，除了最近由于疫情的原因，以及通货膨胀相关指数计算的调整，总体来讲德国通胀率是不高的，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它都受制于所谓的通胀紧缩的压力。从进出口来讲，德国一直保持了比较好的表现。从财政赤字来看，德国在整个欧元区当中是比较好的，公共债务也是这样的情况。总体来讲，从默克尔执政到现在为止宏观表现是比较好的。
从应对欧债危机可以对德国经济政策有个比较全面和具体的观察。危机前更多的持续了施罗德相关的改革，推进了财政的巩固、福利的改制，以及推动整个投资的改善。这个投资是多元的，不仅是对企业或是基础设施，还包括对科研、交通、家庭都有相关的推动。危机中，对内主要是执行所谓债务刹车，第二是全力保障就业，比如灵活就业、短时工或是用工银行等等。有一些是承前启后的，有的是慢慢变成欧盟的一个共同性的措施。对外则越来越多的把目光投向新兴的经济体，不仅仅是关注欧盟区内的贸易。德国在整个危机应对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某种意义来讲是中流砥柱的作用，起着刹车和油门的作用，比如，推动建立相关的财政救助，尤其是救助以希腊为首的问题国家，建立了ESM稳定救助机制。将巩固财政的举措制度化，包括推动银行业联盟和资本联盟，主要是银行业联盟，后续同意包括量化宽松等。在这个当中，德国都起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作用，本身在推，然后在欧盟层面上又联合法国、意大利等等往前推。总体来讲，这些是积极的，使危机得以一定程度上的消除。
从发展趋势讲，德国经济包括产业链、产业结构，在整个欧洲或是全球的地位都比较稳固。从这个意义来讲，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因大选而出现一个转折性的变动。各个政党对环保等等都有相应的共识。随着疫情被控制，德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可期，尤其是在所谓第二波危机以后，曾经出现过一个非常快速的强烈反弹。疫苗的接种率上升以后，德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应该还是可期的。
德国经济存在以下几个隐忧。一是它是比较强的外向型经济，受制于外部的影响会很大。通过疫情从供应链、产业链的问题上已经明显暴露出了这个问题。二是它相应的支柱产业会受到比较重的冲击，尤其是汽车和机械制造。这里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力上升，这些经济体与德国产业差距缩小，同时它跟美国物联网的发展差距又在拉大。虽然德国推出类似短时工这样的举措，能够缓解一些经济问题，但也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僵尸企业或是整个成本的上升，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另外一方面，比如说高等教育中出现的一些情况，越来越多的人对理工兴趣的下跌，以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的空缺，高技能人才一度的缺失等等，都会对它长期未来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隐忧能否解决，可能要取决于今后新政府到底是怎么组成的，新政府相关政策会直接影响到这些问题的发展趋势。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朱宇方博士主要从全球供应链角度看德国未来经贸发展。她指出，《供应链法》之所以比较敏感，它涉及到全球价值链，涉及到国际经贸合作，也涉及到政治对于企业决策的干预。德国《供应链法》的最根本的一个立法基础是2011年联合国的工商指导原则，德国2016年对这个原则进行了一个落地，拿出来一个德国经济与人权国家行动计划。这两样东西根本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自愿性的，企业自愿对自己的供应链进行审查。2020年，德国经济部做了一个民调，结果是只有13到17%的企业做了这件事，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现在《供应链法》还没有通过，但是这个草案是要把它变成强制性的，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
按照目前的草案，它所涉及的企业是从大企业开始，也就是从2023年开始员工数超过3000人的企业，目前德国有600多家，要求他们实施《供应链法》，对自己的供应链进行审核。德国政府提出来这一点是想从大企业向小企业溢出，就是说让它的下游、上游的企业也能够对于人权审查今后有所进步。德国的《供应链法》只涉及到直接业务领域和直接供应商，对于间接的供应商只有一个间接的溢出效应。
这个法律在执行层面是比较温和的，如果发现供应链上有问题，法案没有规定民事责任而是罚款，没有业务退出的强制要求。具体的罚款数额现在还没有确定，还在讨价还价当中。
欧盟会在今年也将拿出一个《供应链法》的法律草案。欧盟目前的讨论比德国现在拿出来的法案要严格的多。首先它就是把尽职调查的业务扩展到间接的环节和非直接供应商，也就是说，它深度和广度要大很多，而且会考虑企业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会对存在问题的环节的产品禁止进口。欧盟现在仍然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完全有可能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讨价还价以后拿出来的方案也不会像现在这么严苛，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温和。
德国经济研究所对《供应链法》的看法相对比较负面，他们认为这可能会使德国企业的竞争地位恶化，会影响到德国的产业链构成。《供应链法》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一个非关税壁垒的作用，提高了产品半成品的成本和进口的难度，这对于企业的经营来说肯定也是不利的。第二，它会影响德国企业供应链分散化的布局。在遭遇到新冠疫情的冲击以后，德国企业也在思考如何应对未来的风险的冲击。德国企业现在更加倾向于未来进一步分散自己的供应链，而不是把供应链搬到离自己更近的地方或是更加集中。德国企业现在的供应链环节的布局更多的是分布在德国周边的欧盟国家。如果受到新冠疫情这样的风险冲击，就会使得供应链的环节一锅端。所以德国企业现在普遍显示出未来有可能会把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区域性的普遍性的冲击考虑进去，尽可能地分散他们的供应链。但是现在《供应链法》又使德国企业对实施这种分散化的方式重新考虑，因为越分散他们尽职调查成本越高。
人权审查从政府转移到企业层面，也引起争议，企业是无法承担政府的职能的。这种政治责任企业是无力承担也不愿意承担的。但是，政治对于经济的这种干预不管是德国还是欧盟层面，它们的影响都在越来越大，这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一个趋势。
此外，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俞宙明讲师分析了大选后德国新政府科研创新政策展望和中德合作的前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郭婧讲师分析了大选背景下的德国教育领域新动向。
三、德国外交与对华政策
郑春荣教授认为，德国新政府外交方面总体上仍然会延续2013年提出的积极有为外交，在国际事务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绿党近年来希望推动德国在世界政治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绿党在竞选的草案当中也表示，要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可以用军事力量，在国际事务上也是有诉求的。德法之间的力量对比会发生一些推移。德国大选以后有一个窗口，德国领导人刚刚选出来，还没有很大的威信，有利于马克龙在法国谋求领导角色。不过也有德国专家认为，在法国2022年的大选中，虽然马克龙可能会胜选，但是右翼民粹势力对马克龙的牵制会更大。
关于中德中欧关系，总体上无论德国新政府组阁形式如何，中德的负面因素都会上升。中德之间不仅仅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绿党说要对中国采取更多强硬的态度，但是无论他现在怎么表态，关键是执政后怎么做，这就是现在说的和未来执政真正做的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无论新政府如何组阁，都需要在对华合作与竞争、对话与强硬之间找到平衡点。绿党也表示跟中国脱钩不是正确的选项。新政府也会谋求塑造欧盟共同的对华政策，在欧盟对华的三重定位当中，竞争者和对手的权重会上升。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中国其实做了尽可能的妥协，默克尔为什么反复强调它的重要意义包括里程碑的意义，说明这对欧方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协定冷冻在这里也不是坏事，何况要推也推不动。所以欧方现在把中欧投资协定作为一个政策工具，欧盟的新贸易战略提到了要把中欧投资协定作为一个应对中国的政策工具。
最后，新政府也会加强和美国的政策沟通与协调。虽然德国表示要追求欧盟战略自主，但其动力在拜登上台之后在衰减。德国将价值观嵌入到双边贸易当中。德美在对华战略上尤其在劳工和环境等领域会携手。不过德国也不可能处处追随美国全面的跟中国脱钩或是全面的遏制中国，因为他们知道跟中国有合作点。关键问题是合作与竞争这两者之间怎么平衡。新政府上台之后会有一些动荡期，我们对此要有心理准备。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崔洪建所长主要谈中美欧三角和两边关系中的德国。他指出，近阶段以来，德国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不断在政治上显示和美国的一致性。在联合国还有其他场合，德美联手在人权等问题上跟我们斗的很厉害。多边场合的中德关系似乎和双边场合的中德关系有点背道而驰。
首先，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对德国在对华对美关系上的选择进行分析。第一，对于德国来说，中美分别代表着增量和存量。中国是德国的新兴市场，否则默克尔也不会这么积极地推动投资协议谈判了。换句话说，在德国看来，中国市场的剩余价值还很大，随着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经济消费层级的稳步扩大，在未来维系德国的制造业，不仅是传统制造业，尤其是给德国的新兴产业提供更大的市场动力方面，中国还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近两年我们看到德国在印度方向做了不少的动作，甚至一定程度上想要把印度塑造成中国的替代品，但实际上对于印度本身的市场总量，对于印度的开放程度，德国心里是有数的，短期内不会达到像中国这样的规模。所以对德国来说，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存量加增量的位置，就是已经有这么大的共同利益了，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德国经济的一部分存量，而且同时还有增量。美国代表着一个存量，这个存量就是德美之间已经根深蒂固、相互依赖程度很深的经贸、投资领域，包括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关系。安全领域相对来说是中德关系的薄弱环节。我们知道，除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分歧以外，在安全领域中德几乎没有交集。这就导致如果德国要在中美之间找一个平衡的话，德国是很愿意做这种领域或议题上的划分的。比如说在政治安全领域，它摆脱不了美国，所以它就要更多地依靠美国；在经贸领域则希望中美通吃，既维持和美国的存量又在中国的增量方面多做一些文章。这样一种判断，可以帮助我们来看接下来德国在中美之间的基本态势是什么样的。第二，德国人怎么维持这种平衡，怎么把握这个节奏。德国想要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是有一定的可控性的，不是上升到一个失控或是全面对抗的程度。因为到那个程度的话，对德国来说是没有可选的。我们看到德国近期在经济上强调一种既保护又开放的状态。无论是《供应链法》，还是对5G的一些立法和规定，可以看出德国就是在谋求一种平衡。这个平衡过程当中的节奏和能力就很重要。接下来的阶段里德国进一步向美国靠拢，在政治人权上给我们施压是可以预期的。对我们的考验就是，我们有没有一套比较成熟地去管控中德中欧之间关系的办法，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与已经变化的德国和欧洲相处的一个方法，而且对我们在中美竞争对手这样一个新模式里是有利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考验。 第三，对德国来说，现在短时间内还不足以形成一个所谓的中美欧三角。尽管德国和欧洲寻求战略自主，形成所谓的三角是德国和欧洲的长期目标，但是短期内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中美双边的状态。德国并不愿意看到一个所谓的新冷战的出现，因为这就意味着德国在增量和存量当中要做取舍。但是它的能力又跟不上，不足以影响中美避免走上两极对抗的态势，所以这对德国和中德中欧关系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煎熬的状态。
其次，接下来一段时期，决定德国在中美之间怎么平衡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德国作为长期以来坚持地缘经济导向，强调以经济手段或是政治手段解决冲突的这样一个国家，现在遇上了地缘竞争加剧的背景，那么在这从地缘经济向地缘政治转型的过程当中德国怎么保持平衡。德国完全转向一个地缘政治玩家有很多短板，它的政策工具和手段的取舍和复杂的程度会比别的欧洲国家更大。第二个因素涉及到德国内政。我们看到默克尔及其之前时期的德国的对外政策决策的核心原则是有一条主线的，即避免德国再次成为欧洲的一个问题中心，或是避免欧洲再次成为给世界制造麻烦的地区。但现在这个逻辑可能会发生变化，变成欧洲或德国怎么样去帮助欧洲或借助欧洲能够进一步确立它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这种历史性的使命的变化，接下来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德国的外交包括德国参与大国竞争博弈时候的自身定位和选择。
再次，我们接下来要对中德中欧关系有一个长期平衡的考虑。第一，我们处理中欧中德关系时以合作为主流，但是欧洲方面并不愿意接受我们这样的设定，他们想在所谓的竞争态势下抓住议题设置的主动性。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重新和德国欧洲寻求一种共识，大家仍然可以强调合作与公平，但是重心逐渐转移到管控分歧和竞争的角度。这样一来的话，双方可以重新找到一个继续能够合作的空间和路径。第二，在处理德国和欧洲的问题时，我们一定程度上有一种倾向，觉得美国是一切矛盾的源头，而且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说，纲举目张，只要抓住一个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就可以相应解决。这种思路在处理现在比较复杂的国际关系的时候，长期来说是适用的，但是短期在一些局部问题上未必适用。我们要认真看待德国和欧洲自身的变化，同时也要客观看待我们自身的变化。我们要在我们的历史出发点、现在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及未来愿意给这个世界提供什么，包括我们能够给德国和欧洲带去的利益的可持续性或是合作的可持续方面给德国欧洲作出更好的解读、与对方进行更好的沟通，只有这样，双方才可以在保持一定的政治互信的基础上维护对我们相对有利的格局，而不是一方面我们反对陷入冷战或是反对搞对抗，另一方面我们政策选择的空间越来越窄越来越小。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伍慧萍教授主要谈德国政府印太政策。她指出，德国在去年9月出台印太战略，最主要是针对和遏制中国提出来的。德国步其他西方国家后尘出台印太战略，反映了中美博弈达到的一种程度。相对而言，德国作为域外国家，缺乏介入印太地区事务的正当性，而且在印太的军事动作也主要是试探性和象征性的刷存在感，避免自己在大国印太博弈当中被边缘化。虽然德国印太战略当中提出要尽量通过多元化以减少对华依赖，但是实际上中国在德国的印太战略中分量很重、作用很大。
首先，德国提出印太战略主要有三方面的背景和意图。第一，今年4月德国外长马斯发表了一篇文章，充分展示了印太和亚洲对德国的重要性。马斯文章描述了三个亚洲，地缘亚洲、全球挑战的亚洲和政治亚洲。在近年来地缘政治和中美战略博弈的整体大背景下，德国人欧洲人的地缘政治意识在不断增强。抢占未来地缘政治空间，成为德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印太在未来地缘政治当中的重要性，包括经济增长潜力、作为国际贸易海洋通道的重要性，促使德国要出台印太战略。第二，要减少对华单边依赖。新冠疫情使德国人欧洲人充分意识到，供应链、人才、贸易各个领域都存在严重对华单向依赖的情况。德国政府提出印太战略一个重要的考虑是通过经贸伙伴多元化来减少对华依赖。第三，人权价值观是德国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考量。与美国的印太战略类似，着眼点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和强化，把印太战略作为对华遏制战略的一部分，德国印太战略提出的七个建构领域之一就是支持人权和法治国家，而且无论是在战略文件当中，还是后来的各种现实政治表现，都可以看到德国选择优先跟印太地区的所谓民主国家和价值观伙伴开展合作。
其次，德国在出台印太战略后动作频频。第一，德国通过政界包括智库、媒体给自己的印太战略造势，而且联合法国、英国一起推动欧盟在今年4月中旬也推出了印太战略，确立了一些原则方向。第二，积极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的政策合作。去年年底，德国防长与日本、澳大利亚防长举行视频会议，增强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存在，发展志同道合的伙伴。今年3月，德日签署《情报保护协定》，在经费、情报共享、网络安全等等敏感领域开展合作。今年4月，德日首次举行外长和防长的2+2会谈，在网络安全、经费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也约定在一些尖端高科技领域开展合作。日本和印度成为德国目前印太战略当中非常重要的地区支点国家，同时印尼也是德国重点合作的一个对象。第三，加强扩展经贸领域的合作网络。第四，德国积极地在各个领域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今年8月德国将要派遣护卫队去印太巡航半年时间，到防印太港口，开展联合军演。明年德国空军将和澳大利亚开展军队调遣方面的训练。
再次，德国的印太战略相对其他欧洲国家的印太战略有两个不同的特点。一是比较注重多边机构和合作伙伴多元化。二是合作范围比较宽泛，包括政治、经济、经贸、能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人文交流、文化教育等等。
最后，德国实施印太战略存在一定阻力。一是多元化面临现实阻力。一些印太国家在环境、保护主义、劳动力素质、还有与欧洲在贸易基本政策或贸易关系上有比较多的分歧，要想从综合管理水平、营商环境、政策连贯性等方面找个一个与中国体量相当的替代国家相当不容易。二是德国军事势力相对薄弱，没有强大的远距离军事投放能力，而且德国国内也有反对德国在印太开展军事计划的声音。
徐明棋研究员主要谈德国大选后的中德关系。他指出，第一，绿党在大选中获胜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的可能性不能忽视。从4月份到现在，绿党的民调稳步上升。如果它是第一大党，根据德国相关法律，就是由其首先出面组阁。绿党在未来德国政治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二，绿党的崛起不仅仅是在德国，在整个西欧也看到这样的趋势。最近英国地方选举显示民众对传统政党及其政治纲领和执政表现越来越不满。这和整体的社会经济状况越来越不令人满意很有关系。德国执政大联盟之所以能够维持那么长时间，基本上是因为德国整体经济在所有的欧盟成员国当中表现不错，一直维持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增长势头，竞争力相对较强。所以相比其他国家，德国民众对现状比较满足。不过，这次疫情冲击使德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受到重创，而且德国政府在应对疫情初期较为有力，但后来也出现不少问题，并不比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强到哪里去。所以民众对现有的政治集团产生了一种不满的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不是针对某个政治家的，所以说以政治家排位来看，默克尔在民调当中仍然排在很前面，民众对默克尔还是有高度的认同。但是以默克尔为代表的老一届政治家，从整体上来讲，在民众心目当中已经产生了疲劳，民众感觉需要有新的政治力量。绿党总理候选人贝尔伯克给绿党在未来的选举当中应该是是加分的。我们不能小看这样的“政治素人”。从她对自己的政治纲领以及对很多问题的表态可以看出，现在的绿党已经不是原来的绿党，只是对现有体制进行批评、没有对各种治理问题的主见，而是在一系列的内政外交上都有很明确的表述。这种表述特别符合40岁以下年轻人的心态，她本人40岁出头的年龄也是具有号召力的。
第三，这一代新的政治领导人总体来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比较深。绿党现在逐步在往原来民主党中左的基本纲领转，很多政治纲领是传统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原来支持民主党的人会越来越多地支持绿党。
第四，绿党的政治纲领一定会在外交上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会进一步强调和美国搞好外交关系。绿党仍然相信大西洋联盟是处理现在欧洲面临各种挑战的基础，尤其是应对中国的崛起。所以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认为德国大选之后的对外政策还是跟默克尔时期基本上一样，不会有重大的变化，而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变化。与其他政党相比，绿党对中国问题相对直言不讳，即使在执政以后可能也不会在具体政策的言语上进行修正。绿党信奉环保等基本理念，会遵循自由主义市场的基本原理，但也更重视平等、劳工条件、对富人征税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与中国既有很多合作空间，也会提出更多的挑战。
上海外国语大学王志强教授主要谈德国大选及其对中德关系的影响。基于中国快速发展和经济能力的提升，德国对华政策在2021年大选之后会有新的变化，形成跨越党派的对华政策。第一会更加关注和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面对中国快速发展，德国越来越感到中国的多维度挑战。新政府将采取新的合作形式，在技术敏感领域加强政策，同时也会更加关注中国在德国以及中东欧地区投资和经济发展的方向。二是更加强调西方政治价值。三是同中国谨慎发展双边关系。中德关系面临政治正确的挑战。新政府依然会跟中国发展关系，主要是促进经济合作。四是新一届政府对华政策会凸显参与联合的执政党的倾向。联盟党执政的话，其会延续发展默克尔时期的对华政策，但在某些领域会采取更加谨慎的政策。其他政党执政的话，比如社会民主党年轻政治精英会凸显政治不同性，绿党除了人权还会强调绿色理念、气候保护、环境保护，自民党虽然有其政治正确意识，但是会强调市场经济模式和发展理念，促进和中国经济的合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李超副研究员主要谈绿党特色外交和中德关系前景。他认为，绿党是价值观比较浓厚的政党，默克尔主政下的德国政策打一个务实的标签，而绿党如果执政，可能会给德国政策带来不一样的特色，对中德合作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首先，绿党价值体系当中有以下几个方面尤为重要，可能投射到它外交绿色领域。第一，绿党是以生态、环保、气候起家的，这也是它在外交上的诉求。它在减排方面提出2030年较2019年减排70%，而默克尔政府减排的目标是55%、同时在2038年脱煤。绿党这一激进的主张会影响整个外交，比如绿党主张尽快引入绿色的边境税、维护巴黎协定。碳中和代表一种科技力量重构未来的格局，气候外交必然影响到更广泛的外交竞合关系，这一点尤为值得关注。第二，人权问题是绿党另外一个核心问题。绿党的竞选纲领处处体现了人权和民主的词汇，支持人权相关的活动，维护少数族权的权益，还有像惩治发动战争者等一些细节问题。对于移难民问题，绿党也是很大程度上从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视角出发，认为政治庇护非常重要。第三，与人权相关的还有民主和西方制度的问题，而这凸显了东西方的对立。绿党支持多边主义，但它所强调的多边主义也是经过选择的多边主义，就像德国和欧盟经常批评中国是选择性多边主义的逻辑是一样的。绿党所支持的多边主义也是必须要基于西方民主制度规则下的多边主义而不是其他的规则。比如说绿党认为，如果人权遭受到严重的侵犯，那么安理会在此问题上就不能进行否决。绿党一再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它所坚持推动的国际机构改革的方式依然是回归西方大国主导下的秩序。第四，绿党还有一个与生俱来的价值观就是和平反战。绿党反对北约军事打击的属性，强调的是危机预防而不是军事打击。所以有一些比较激进的绿党党员提出脱离北约。绿党执政或入阁后会在增加经费开支上设置很大的障碍。第五，绿党认为跨大西洋联盟是重要的外交支柱之一。在特朗普下台后，绿党更多强调跨大西洋关系当中的价值观联盟的特色，要与盟国一起维护西方制度，推广西方的民主，协调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绿党反华反俄的姿态比较高。绿党支持俄罗斯民主化运动，其实就是支持反政府的民间行动，这和德国政府迄今为止的态度相反。绿党明确反对修建北溪油气管道，认为这在地缘政治方面是有害的。第六，绿党上下对中国的总基调非常负面。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之前是绿党的主席，对我们发表了一些不好的言论。绿党人权事务发言人也是如此。贝尔伯克在最近采访中谈到中国，主题是对话与强硬，认为德中欧中更多的是制度之争，对新疆问题、华为问题都有所涉及。
其次，绿党一旦入阁，中德合作肯定会遭受一些冲击，但是不会发生逆转。绿党已经在野16年，如果一旦入阁，其身份发生转变以后肯定不适应，就像默克尔刚刚上任的时候也曾经一段时间奉行价值观外交。对于绿党入阁，我们应该有一定的心理预期。不过一个党在野和执政看问题的角度还是不一样的，总体来说绿党上台并不能改变中德之间相互交融的利益关系。就算对华强硬，绿党也会有一定的限度和底线，对中德关系的冲击不会一直持续下去。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换届以后，如果中德合作能更多聚焦于一些双方都特别重视的领域，或者从双方观念上有契合点的这些领域入手，会使双边关系得到一定的缓冲。最显著的就是气候变化和环保相关议题。无论是绿党还是其他的党派，乃至美国都承认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绿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张特别激进，可能会要求中国承担超出我们自身能力范围的责任。双方可以开展对话，可以推动中德在环保科技、电动汽车等领域实现一些突破。
再次，在一些关乎全球性利益的问题上，绿党有不少的理念主张和中国比较一致，反而和美国有一些差距。最主要的就是和平主义和反战主张。在和平安全方面，中国和德国可以共同倡导一些东西。绿党坚定反核，在核裁军方面我们可能会面临来自绿党的压力，但在核废料处理上可以对话与合作。此外还有移民安置、生物多样性、减排等问题上的合作。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外交学系系主任张骥研究员主要谈双期叠加的法国大选及其对法德关系、中欧关系的影响。法国在2022年迎来总统大选，其还会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我们分析法国和欧盟对华政策需要转变思维，不能说合作伙伴关系就一定是要以合作为主要方面。欧方对中欧关系的定位有三个层面。就法国来讲，在气候变化和全球治理问题上，当然是对中国有一些合作的需求。但是在经济领域，在推动欧盟投资审查等方面，法国和德国实际上都冲在前面。这个领域将来可能是竞争为主导。第三个层面，马克龙讲战略自主，是同时针对中美的。我们要有思想准备，中欧之间在人权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是一个长期问题。
此外，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陈弢副研究员分析了德美关系调整及双方在印太地区的合作与矛盾。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胡子南助理教授分析了2020年以来英法德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的新趋势。（杨海峰，上海欧洲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