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五中全会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布局提出了“三新”，即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和新发展阶段。面对日新月异的中欧关系，需要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化解分歧，扩大共识，寻求机遇，筹划并推进双边合作。为此，上海欧洲学会和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于10月22日在同济大学联合举办“新发展理念下的中欧合作前景”专题研讨会。此次会议系上海市社联第十五届（2021）“学会学术活动月”活动项目。上海欧洲学会徐明棋会长在会上作开幕致辞，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郑春荣主任作会议总结。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伍慧萍教授、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博士分别主持了会议两个环节的发言与讨论。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上海欧洲学会、同济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等学术机构二十多位研究欧洲问题的中国专家，以及来自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和中国欧盟商会的两位外国专家。
一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杰出研究员格罗斯（Daniel Gros）就“中欧经济关系现状与前景”指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主要着眼投资方面。该协定承诺为欧盟公司在中国投资机会提供一定的改善，这可能会间接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当前，中欧经济合作受到了来自欧盟层面的偏见影响。由于投资筛选或资本控制，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近几年呈现出数据急剧下降的趋势。与之相比，即使没有《中欧投资协定》的推动，欧盟对中国直接投资仍表现良好。此外，过去十年里，中国逐渐成为欧盟最重要的供应商。虽然仍落后于美国和英国，但中国对欧盟产品出口的重要性正在上升。总体上，中欧之间的政治“氛围”并不太可能对双方贸易关系产生强烈影响，但可能会影响投资关系。
上海欧洲学会徐明棋会长围绕“从更广的视野认知中欧关系的发展方向”进行发言。中欧关系长期以来发展相对平稳，经贸关系不断增强，中欧领导人互访、会见频繁。但2020年中欧关系出现明显变化。此前，受中美博弈大背景影响，欧盟在政治层面对中国的批评有所增加，但尚未上升为明显的不友好行为。2020年欧盟对华负面转向原因包括：第一，2008年以来欧盟经济发展受挫，增长率较低，并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第二，民粹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带动对中国负面看法的增加。第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中国作为批评对象，借此向外转嫁自身的国内治理困难和制度危机。这些国家内部反华势力趁机炒作涉华议题，导致双方采取了制裁措施。第四，欧洲议会、欧盟很多成员国的领导人更替，新一代领导人缺乏历史的纵深感，对欧盟、中国历史认知有限。第五，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企业的成长，欧洲企业在华竞争优势和制度保护都在减少，利润受到影响，对华批评随之上升。在上述因素作用下，欧洲对华批评增多，片面性加强，甚至碰触中国底线，导致中欧关系的波折性上升。欧盟对华定位开始发生变化，从原来强调战略伙伴关系、强调合作，到竞争因素增长，再到制度对手。但不同于美国，欧洲至今仍强调和中国有更多的合作关系，这也是中欧关系保持相对稳定、没陷入强烈冲突的主要原因。近期，习主席和欧洲理事会米歇尔主席通话时也提到，由于历史、文明等原因，中欧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有差异，这完全可以通过对话来化解。同时，中欧经贸关系互利共赢性质，也决定了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不会塌陷。尽管如此，中欧关系想要在短期内回到三五年前那种比较友好的状态，难度比较大，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欧盟需要花精力应对自身面临的重大问题，包括难民问题相关争议、疫情冲击下经济复苏的挑战以及欧盟部分国家财政问题等。第二，欧洲目前缺乏真正强有力的领导人，未来一体化走向有待明确。欧盟这些内部矛盾解决不好的话，会反映在对外关系上，使得中欧关系会受到负面的冲击和影响。综上，我们对未来中欧关系的发展前景抱有谨慎的乐观。中欧的基本面，即经济关系的互利共赢得到了双方认可，是稳定的基石。在全球问题、全球危机的处理上，中欧之间存在较多的共识。不排除一些波折和具体问题仍会影响中欧未来稳定发展的大方向，但是双方合作的基础仍然非常强。同时，欧洲软实力强大，在气候变化、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走在前列，中欧合作空间广阔。当然，由于社会、政治制度、宗教、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的不同，中欧对很多问题不同的看法，但可以暂时搁置，去寻找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来推进未来中欧的合作。
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贾可尼（Guido Giacconi）就“中欧如何在实现碳中和过程中合作共赢”进行发言。中欧应深化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中欧在实现碳中和道路上面临的挑战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因此，中欧双方在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步伐不会完全一致，必须正确对待和接纳双方的差异性，否则将无法实现有效合作。根据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文件，中方可与欧方在实现碳中和过程中达到合作共赢。首先，中国可以长远、系统性的视角和方法来部署其能源结构。其次，中国可进一步开放，使市场成为引进创新和创造力的有效工具。这将是改变能源结构和经济模式的关键。如果没有协调规划和综合应用，单靠技术改进无法形成有效的解决方案。最后，能源市场的自由化对中国公司会更为有利，能够有效减少中欧气候变化合作上的摩擦，实现互利共赢。
上海社科院李立凡副研究员围绕“碳中和背景下中国能源工业的挑战及中欧合作”作发言。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中国已在碳中和问题上做出承诺。从现在到2060年，中国能源市场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新能源能否成为未来主导，碳减排的目标是否过高、过快，中国和西方国家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差异等。各种不确定因素对中国实现减排承诺带来一定的影响。不过，中欧在该领域有很大的合作潜力。目前激励机制有二氧化碳排放市场和碳税两项。中欧双方将在可再生能源（风能和太阳能）、核安全、能源效率、电网标准、清洁煤等领域加强信息共享和经验交流，并在中欧企业技术标准领域开展合作。此外，中欧双方可在以下两个层面达成一致：第一，共同制定“中欧能源合作路线图（2021-2025）”，通过促进关键技术和设备的引进，提高双方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二，推动中国能源技术和标准“走出去”，逐步提高我国能源技术装备的国际知名度和品牌形象。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所于宏源所长就“全球碳经济竞合中的中欧绿色伙伴建设”发表观点。中欧可从以下三点入手加强绿色合作。第一，加强中国和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COP25、联合国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峰会、WTO内的贸易和气候倡议以及避免碳泄漏措施方面的共同利益。第二，通过中国-欧盟的“零排放竞赛”、绿色贸易议程和绿色技术联盟，加强清洁循环技术和市场方面合作，并发挥G20和全球可持续金融监管框架作用。第三，在机制上，建立一个“具有更广泛内涵的绿色伙伴关系机制”，消除绿色投资障碍。当前，中国已加入国际可持续金融平台（IPSF），并对绿色基金和债务减免表现出兴趣，中国可在此方面与欧盟合作，完善“一带一路”绿色融资机制。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宋黎磊教授围绕“中欧数字化合作：机遇与挑战”作发言。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消费已成为一种常态，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工业互联网已成为工业数字化转型的新途径。同时，中国不同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进展速度不同，行业之间的数据共享面临许多挑战。在欧盟层面，核心数字技术加速发展，数字基础设施正在改善，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发展显著，欧盟的ICT（信息、通信和技术）服务出口稳步增长，数字化法律和法规不断加强。同时欧盟在数字领域也存在诸多挑战，首先是尚未形成统一的数字市场，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各成员国的网络设备更新不平衡，网络安全行动的协调有限。其次，欧盟人力资源中的数字技能水平不足。再次，欧盟对美国互联网数字平台存在依赖。对于中欧双方来说，在数字经济和技术方面存在进行沟通和协调的必要性。为此，中国应促进相关机构开放以推动双方合作，并加强与欧洲数据法规协调。此外，中国和欧盟还应利用国际多边平台，推动全球数字治理。引领数字经济，创造更安全的市场环境，是中欧的共同目标。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在评论中指出，尽管有新冠疫情的负面影响，但欧盟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在这两年增长非常迅速，中国已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尽管中欧在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中欧双方各自存在不同的优势，具有合作潜力。中欧在数字领域需要共同制定新的法律和标准。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门镜教授在评论中认为，欧盟数字领域的《网络安全法》以及可能在明年通过的新供应链法，或将对双边贸易产生影响，因此，在对中欧经贸关系保持乐观态度的同时，也应为欧方最新出台的战略、政策而带来的一些变化作好准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龙静博士认为，中欧双方都在学习用更加理性、独立和战略的思维来评估和定位对方。欧洲对拜登总统上任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方法和原则的改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并开始更坚定地走向战略自主，一个更独立的对华政策可能也包括在内。当前，中欧双方现在处于一个极其关键的时刻，双方关系将是合作和竞争的全面结合，而不是对抗和遏制的升级。
二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朱苗苗副教授以“大选后德国能源与气候政策前瞻”为题作发言。从目前德国几个政党谈判的探索性文件来看，能源与气候政策可能成为新政府议程中的优先事项。其中有几点值得强调：气候中和过程中产生的新商业模式和技术会成为德国的发展机遇；德国可能大力加注可再生能源的建设和增加燃气充电站；退出煤电的时间有可能提前到2030年；拟在2035年禁止销售新的化石燃料汽车。德国能源转型的现状将对新政府提出以下挑战：一是转型存在结构性缺陷，即可再生能源扩建迟缓，工业和运输部门减排量停滞不前；二是核能退出后的能源供应问题；三是绿色投入的资金缺口巨大。目前试探性谈判中关于能源转型和气候保护政策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新政府将在市场手段和监管手段双管齐下；二是会加快碳定价的速度；三是加快数字化的融合，加强创新和技术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四是调整对外能源和气候政策，包括加强德国能源政策的软实力以及地缘政治因素。在能源和气候领域，中德和中欧合作空间依然非常广阔。但不得不承认，在全球进入去碳的时代后，中欧在标准、技术、经贸、碳边界调节机制还有资金等方面的竞争会增强，中国要有心理上和战略上的应对。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邱强教授就“中欧数字经济合作前景”从三方面发表了观点。第一，在基础型数字经济方面，中国在欧盟深耕已久，覆盖面广、发展快，并契合各国要求。在资源型数字经济方面，中欧合作形式多样。中国搭建了各种数据中心和平台，为欧洲企业和城市解决相关问题，与当地企业、高校和政府开展合作。技术性数字经济方面，中国企业参与欧洲标准的制定，发展融合型数字经济和服务型经济。第二，中欧数字经济合作的驱动力来自于中欧数字合作契合欧盟的战略、中欧数字合作在欧盟有强大的现实需求、中国数字经济技术领先、中国的市场和资金以及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的夯实等方面。中欧数字经济合作的障碍主要包括美国挑拨施压，欧盟国家之间意见的分歧，欧洲反华同盟的影响，欧盟一系列数字立法对数字企业和大型平台发展的限制，双边层面竞争关系的存在以及欧洲人的传统消费习惯。第三，中欧数字经济的光明合作前景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欧美的竞争超过中欧之间的竞争，从中可看到发展空间。二是只要技术持续领先，欧洲就离不开中国。三是只要中国的市场大于欧洲的市场，我们的局部竞争一定是让位于整体合作。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薄燕教授就“碳中和背景下的中欧气候合作”发表演讲。第一，中国和欧盟在气候领域合作在双边和多边层面都意义重大。在双边层面，该领域合作具有历史延续性，有潜力成为中欧全面战略关系的一个新亮点、新引擎，应该成为中欧绿色伙伴关系的一个优先议题和核心领域，并可能会出现溢出效应，对中欧关系整体良性互动起到推进器作用。第二，中欧绿色伙伴关系的打造具有有利条件。一是中欧共享绿色发展的理念。二是高层对话的引领作用，施加了巨大的政治推动力。三是中欧绿色伙伴关系的建设有非常好的制度化基础。四是中欧都面临着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长期任务，都制定了具体务实的碳中和实施规划和措施。五是中欧坚持多边主义，重视发挥全球环境治理领域多边机制的作用。第三，中国和欧盟在气候领域合作需要应对好各种挑战。一是要正视中欧之间的国情和能力的差异。对欧洲来讲，不能要求中国按照同一的时间表，或者承担类似的义务。二是在全球层面上双方存在广泛的共识，但也存在分歧。中欧双方应加强对话、合作和协商，尽量在多边会议之前达成一个双边共识。三是欧盟低估了碳关税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压力。四是中欧生态环境方面的交流和合作需要更加务实和具体。比如说可以交流工业和电力领域脱碳技术，推动和强化碳中和交易领域的双边合作，发掘更多的环保产业和技术合作的契合点和新机遇，通过绿色合作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维谢格拉德集团研究中心戴轶尘副主任就“绿色新政下的欧盟能源外交与中欧关系”发表演讲。欧盟推出绿色新政后，对气候和能源外交重新布局，从原来的保证获得能源，转向维护三个维度平衡，即一是保护欧盟能源自主，二是领导全球能源转型，三是应对能源转型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随着目标调整，欧盟所用的工具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维护能源自主。欧盟延续推动自由化的路径之外，更强调使用防御性工具保护本土的能源市场和经济自主，改变当前能源受制于人的处境。第二，领导能源转型。除了使用激励性政策推动第三国参与能源转型之外，扩大了使用强制性政策的范围，迫使第三国追随欧盟的规则和标准。第三，随着能源转型，面临新的地缘政治挑战。欧盟考虑在新的地区战略中，把推进能源转型和管理地缘政治挑战作为优先需求。欧盟能源外交目标和工具的复杂变化将对中欧关系产生一定影响。一是在能源自主性上，欧盟担心在可再生能源及地区可再生能源网络方面会加大对中国的依赖。二是在全球能源转型方面，欧盟担心中国是否能够信守减排承诺，以及可再生能源领域在行政权力干预下的扭曲。三是地缘政治方面，欧盟担心中国的“一带一路”布局，特别是在能源基础设施方面的布局。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中国和欧盟在经济层面存在着巨大的互补性，但需要管理好双方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尽量将竞争局限在具体企业、商业领域，而不要上升到政治领域。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陈琦副院长就“英国‘反抗灭绝’环保运动与中英关系”发表演讲。“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是以左翼青少年为主要参与主体的环保运动，旨在让各国政府加快实现碳中和。该活动自称为非政治性草根运动，自2018年5月创立以后，从英国发展到欧洲各国及世界其它地区，具有环保主义、国际化和反建制特征。该运动有五项基本主张：主张世界各国必须要尊重2016年的《巴黎气候协定》；主张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需承担更大的责任；强调实现气候公正；主张“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认为西方七国集团在减排方面欺骗公众。该运动具有如下策略：一是作为一项泛西方的运动，每个国家的运动集中针对本国，不针对别国。例如，在英国的运动专注与英国政府开展斗争。二是呼吁全球联合，超越政治分歧。三是在国内开展斗争时，采取“非暴力的公民不服从运动”。
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孙贝芸博士以“中欧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比较”为题发言。中欧在战略演化轨迹和战略内涵扩展方面具有相似性，也存在着广阔合作空间，尤其是在具体领域和技术层面，在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构建和数据收集方面就是如此。摸查全球30多个城市数据发现，在指标构建和数据收集的完备度、精确度和连续性方面，中欧城市在全球范围内，相对来说是做得比较好的。但是，双方在指标体系构建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难以开展横向比较。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国家治理模式不同；二是发展阶段的不同。三是城市发展理念不同，例如，目前上海和柏林在环境空间、公共空间的评估和监测中都体现对人的关注，但柏林更强调不同的群体在享有公共空间资源和规避环境污染方面的差异。总之，虽然中欧城镇化存在着较大差异，但中欧都面临着快速城市化带来的挑战，拥有共同诉求。目前欧盟将评估与监测可持续发展情况，作为他们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关键环节；中国也在加紧开展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构建和收集工作，中欧双方之间有优势互补的空间。从城市可持续指标这个缩影来看，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欧可在更多具体领域寻求创新合作模式，探索广阔的合作前景。
华东理工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杨逢珉教授在评论中指出，德国已经对非洲开展绿氢外交以更好地满足国内清洁能源的需求，这对中国等其他国家都有很好的启示。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忻华研究员在评论中认为，欧洲战略自主在拜登上台之后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为拜登没有特朗普这么咄咄逼人地与欧盟采取对抗的姿势。但是欧盟战略自主是一个总体的方向。虽然说拜登上台之后，美欧关系出现了象征性的缓和，但欧盟的政治精英觉得拜登是口号多于实际。至于欧洲绿色新政对于欧洲战略自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思考。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在总结中指出，中欧双方应该通过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将绿色和数字等领域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孙贝芸，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
